自古以来，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绿松石矿储量、开采量和生产量，绿松石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广泛地作为串饰，用于项、腕等部位的装饰。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生产发达，绿松石被制成嵌片，或镶嵌在青铜牌上，或贴塑在有机质主体上形成龙形器。上述这些绿松石器都具有高度的礼仪性，代表着使用者的财富和地位，因此对相关时期绿松石的研究也为学者所重视。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殷墟文化绿松石青铜器

1.兽面纹方缶

石志廉先生最早在1965年第4期《文物》上介绍了此器[3]，称之为“嵌松石饕餮纹铜罍”，并谓：“传于1934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罍方形失盖……每面中间为一小形牺首……其中二个中空，可以系带”。尺寸高10.8、口径5.8、底径7.2厘米。这其中关于出土背景的说法，其后一直被承袭。

1976年妇好墓出土一件形似的青铜器，在《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小方缶”[5]，后归国博收藏。该器也是方矮体、折肩，腹部饰兽面纹，器身和四角伸出共8条扉棱（图一：2）。器高9.6、口长宽7.5和6.7厘米，大小与国博绿松石器相若。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同时收录了这两件青铜器，分别称为“兽面纹方缶”和“镶嵌兽面纹方缶”[6]。显然，这样的称谓使同类器形的名称具有一致性。
国博青铜器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将此器继续称为“镶嵌松石饕餮纹罍” [7]。图录说“器肩部四面中心饰以浮雕式兽首”，尺寸高10.7、口径6.2、底径7.5厘米，描述和体量与此前著录均略有差异。关于器物尺寸，不同次数的测量数据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细察器物肩部的四个浮雕兽首，其中较高而窄长的两个，中空穿孔，属于贯耳，当年石志廉先生的观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器肩上两个为兽首，两个为贯耳，兽首、贯耳各自两两相对。

以上就器物归类的讨论，目的不是纠结于称谓概念上的细节。实际上，国博绿松石器在器形乃至于装饰上有其特殊性。具体而言，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二，国博绿松石器肩部两侧设贯耳的做法，基本上只见于壶类器，但国博绿松石器其他器形特征都与壶类器无关。

其四，类似国博绿松石器不设圈足而作凹圜底的商晚期青铜器，仅见于方罍和少数圆罍。

国博绿松石器以上器形特征难以进行器物归类，本文续称兽面纹方缶，避免新名称容易引起的混淆。强调这些个性特征，还因为这件器物是商时期很少见的绿松石青铜容器。考虑到这件缶的方器圆口、子口、贯耳、凹圜底、独立竖身夔纹等不同器类相杂的因素，形成了这件小型容器的独特背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型器物，往往显示高等级的社会背景。实际上，这件方缶的绿松石制作工艺也很高级，器物很可能出自王室甚至是商王墓葬之中。

《国博商》第147器，馆藏号C5.2733，1959年故宫调拨（图二：1），图录称之为“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钺”[8]。内部两侧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通长25、宽17厘米，根据这一比例，可测算出内宽7.5厘米。图录认为钺的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二期。

《国博商》第131器，馆藏号C5.1493（图二：2）[9]。

与这件夔纹戈相似器形的，是《国博商》第132器鸟纹戈（馆藏号C5.1509）。该戈纹饰线条之间陡直而有较深的下凹，鸟纹眼部空出，这样的特征说明它原来很可能也镶嵌有绿松石（图二：3）。绿松石嵌片往往需用大漆粘连，但也可能脱离。有些绿松石会在埋藏过程中脱落，大辛庄M5戈的绿松石脱离在近旁[10]。一般而言，镶嵌绿松石在青铜器器体中的纹饰部分下凹较深且宽而陡直，动物型纹饰中眼珠部分全部下凹。妇好墓M5：23玉援铜内戈[11]内部纹饰原镶嵌绿松石，但仅有少量存留，所呈现的状态与国博这件夔纹戈接近。从这个角度而言，殷墟出土的不少青铜戈等原来应该镶嵌有绿松石[12]。

国博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著录一件镶嵌绿松石戈[13]（图二：4），歧冠曲内、栏侧援部各饰一组镶嵌绿松石夔纹。戈通长27.8厘米，内长12厘米。此器在《殷墟妇好墓》报告中器物号为438[14]，属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援铜内戈之一，这两件玉援戈也都镶嵌有绿松石。
2021年在国博举办的“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中，有一件直内戈的内部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嵌片布局较为散乱，未构成图形（图六：7）。对照《殷墟妇好墓》报告，该戈器物号为M5：716，通长21.9、援长6.5厘米[15]。

二 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

殷墟文化绿松石工业继续发展，产品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不过绿松石产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是绿松石产品除了传统的串饰和嵌片装饰之外，较多出现独立造型的蝉、蛙等象生器，和同时期玉器中的鹿、鸟、鱼等小型象生器一样，成为独立的动物型装饰；其二是嵌片仍然是绿松石器的主要和主流方式，除了继续与青铜器结合之外，还装饰在骨器、石器上，甚至镶嵌在带刻辞的骨器上；其三是绿松石嵌片结合在青铜器上的对象，主要是青铜兵器、车马器。绿松石不再是主体材质，而成为从属于主体的装饰。

武丁前后是商文化绿松石装饰的繁荣阶段 殷墟文化较晚阶段，绿松石嵌片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似有减弱之势。同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是这一阶段的两座高级贵族墓葬，墓葬中车马器、兵器都未见镶嵌绿松石装饰。相反，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常见随葬绿松石嵌片。在郭家庄M135中“许多不规整的小片散在一处。其长、宽在0.2-0.3厘米之间，厚度不到0.1厘米”[30]。M135是座小型贵族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戚家庄也是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嵌片，如M130出土258件[31]。在殷墟苗圃北地墓葬[32]、殷墟西区墓葬中[33]，都有类似现象，似乎绿松石嵌片装饰不再得到商末社会的重视。

三 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等级

绿松石器的不同等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绿松石嵌片及其加工所反映的等级，一是绿松石所装饰青铜器的等级。在二里头，绿松石嵌片加工得非常规整、精制，不仅正面抛光、反面打磨，其他侧面也制作规整而光滑，如二里头1984YLVIM11：7牌饰（图六：1）[36]，体现了很高的等级。绿松石嵌片高水准的制作，又关联二里头青铜牌饰、龙形器的这些器物的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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