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不仅不会淡化我们对中华文明一体性的认同，而且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广大地理空间内的多元互动中“大一统”式宏大政治理想的孕育和“文明型”国家的形成。
      概念的提出

 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为多元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可分为六大区系，均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成为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1986年，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同各地区多元发展，并通过密切交流，在无需中心引领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称“最初的中国”。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旧石器时代遗物主要为石器，又涉及人类全球性的演化和迁徙。一般而言，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要从距今1万多年的新旧石器过渡阶段谈起。在农业革命出现的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已经形成南稻北粟的差异。此后至距今约7000年，各地逐渐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以主要炊器划分，长江流域地区为釜文化圈，淮河流域和黄土高原为三足器文化圈，燕山南北地区为筒形罐文化圈。文化圈内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钱塘江以南，上山文化陶器精致，白彩内涵丰富。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陶器刻画图像繁缛复杂，表现天极宇宙观的主题。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乐器发达，出现龟灵崇拜。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温润，出现对昆虫蜕变羽化之力的崇拜。

 

距今6000—5000年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灿烂时期。各地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形成众多“古国”政体，如满天星斗，多元特色尤其凸显。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社会和安徽凌家滩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但红山社会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与世俗隔绝的仪式活动中心。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等为主。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社会与之相似。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出现超大型墓葬、大型聚落和公共建筑，但随葬品很少。很明显，各地区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各具特色。

 

核心引领者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衰落，但对后续500年间“龙山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各地仍保持多元发展之势。江汉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均继承了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发展道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受到海岱和江汉地区文化洗礼的河南东部地区则以世俗权力为主，形成以中等规模城址为核心的“万邦林立”政治格局。在与古史记载中帝尧的活动区域吻合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出现内有宫城的大规模城址、大型宫殿基址、天文观测设施、高等级墓葬，标志着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遗址表现出“熔合”四方的特征。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陶寺“王”级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可见，“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着意展现的能力。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表明陶寺的王者胸怀四方，并刻意彰显自己在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心怀推进“最初的中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

 

　“一元”“主元”和“多元”

 

　如果以二里头文化这一中华文明最初的核心文化为出发点，“一元”或“多元”的讨论完全可以跳出隔靴搔痒的语义学争辩，转变为直截了当的问题，即二里头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因素，是来自一个像传说中黄帝一样生而神灵的新石器早中期文化，还是苏秉琦描述的各地区由自我“裂变”到“撞击”互鉴再“熔合”发展的结果？上述对中国史前文化数千年的多元发展、一体化加强、核心文化形成的描述，已经清楚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20日第25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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