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在山西省洪赵县(今属洪洞县)坊堆村南出土了两版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这是西周甲骨文的第一次发现,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
坊堆村的这一重要发现,一九五六年经畅文斋、顾铁符两位同志发表简报。当时,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书中有所论述,我也根据简报所附摹本试作考释,推断其时代为西周。一九八O年,山西省文管会所编《山西出土文物》印有这版有字卜骨的照片,还有新的文字摹本,比一九五六年简报的摹本更为准确。该年八月,承山西同志们惠助,我在省博物馆看到了这版卜骨,按照观察所得及新见摹本,对卜骨又试作进一步的讨论。近些年,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不断进展,使人感到对坊堆村卜骨需要重新认识。现在把几点想法记出,向大家请教。
在坊堆村出土的这版有字卜骨,是一块牛的左胛骨,尺寸颇大,长达40.5厘米,最宽处达20.8厘米。胛骨曾经细心修治,表面呈牙白色,胛骨已削平,扇部较薄。臼角残断,但没有切锯的痕迹,扇缘也有一些折损的地方。自骨颈以下多处裂碎,经过缀合复原,在背面加以衬托固定,所以目前难于看见钻凿的形状。据《殷虚卜辞综述》说,系“有钻无凿,未灼。钻密集而整齐成行,似是钻子所钻”,可知是规则的圆钻。不过所说“未灼”恐不正确,因为从胛骨正面可以相当清楚地看见一些兆,有的已成穿孔,特别是正面右侧中间偏下处有上下排成一行的五个兆。
卜骨上刻有一条卜辞,一共是八个字,位置在上述右侧一行兆的外侧,靠近边缘。其第二个字的左方,刻有一“〕”形线,正指向这一行兆从骨臼一端数的第二个兆。这表明,该条卜辞是属于那个兆的。由卜辞文字的走向,可以知道这版卜骨以骨臼一端为上方,文字自上而下排成纵行。
卜辞前四个字不十分清楚,后四字则明晰易辨。我们以前作的释文不够准确,今再释如次:
如果以上释文不误的话,这一条卜辞是占卜仆跌之事,命辞说仆跌是由于足趾有病,并无意外灾咎。
坊堆村有字卜骨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出土地点介于商、周的中心地区之间,以这版卜骨与其它西周卜骨以及商代卜骨相比较,可以看出它所受商、周卜法传统的影响。
首先应与陕西发现的西周卜骨作一对比。陕西出西周卜骨的地点已有若干处,其中长安县的丰镐遗址和岐山、扶风两县间的周原遗址还发现有字卜骨。周原遗址所出较多,都在扶风境内。扶风这些有字卜骨的钻凿,一般为规则的圆钻,这和坊堆村卜骨是相似的,而从文字走向看,扶风卜骨多数以骨臼一端为下方,则和坊堆村卜骨相反。丰镐、周原的卜骨都不切除臼角,这一点又和坊堆村卜骨相同。总的说来,坊堆村卜骨与陕西所出是同多异少。
其次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卜骨比较。殷墟的卜骨绝大多数均以骨臼一端为上方,与坊堆村卜骨相同，但钻凿的形状很不相同,坊堆村卜骨上作为标识的刻线,在周原甲骨上有,在殷墟甲骨上就没出现过。由此看来,坊堆村卜骨同殷墟卜骨的关系是很小的。
这里特别要谈一下殷墟四盘磨出土的有字卜骨。这版卜骨是一九五O年春在四盘磨西地SP11小探方中出土的,当时共获得三版卜骨,只有这一版刻有文字。报告称:“看其遗存情况,似乎是一个学习刻契人的住所。”当时有的学者不同意“住所”之说,但仍主张是“习刻”,这种见解在其它类似卜辞发现后已被证明是不成立的。需要说明,有不少甲骨刻辞比较潦草,或文例特异,每每被指为习刻,其实习刻未必有那么多。
四盘磨这版有字卜骨,是较小的牛右胛骨,表面呈黄白色,其形制比较接近于殷墟常见的商代卜骨,最显著的一点是切除了臼角。背面自骨颈起有左右两排长凿,现存各四个,夹间还可见有两个凿,可知在扇部凿的排数更多。这种分布,和常见商代卜骨是相类似的。凿旁没有钻,仅在一侧加灼,所显的兆成锯齿形纵线状。
四盘磨卜骨共刻有三条卜辞,各守一兆,都是横刻直行,由骨缘向内,走向相反,因此骨臼一端可能是横向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在安阳举行“殷墟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代表有幸观察了这版卜骨。我过去试作释文是有错误的,现再释如下:
在前面的筮数后,两辞各为三字,不是两字,这一点是裘锡圭同志在观看时指出的。末一字两辞相同,很不清晰,但一定包含跽坐的人形。
与坊堆村卜骨对比,四盘磨有字卜骨的形制近于常见的商代卜骨,而辞例近于周原、沣西的甲骨。唐兰先生曾认为四盘磨卜骨晚于一九五六年沣西出土的有字卜骨也就是说它应是西周的。不过大家知道,周原岐山凤雏的卜骨确有周文王时在殷都占卜的,这严格说来还应说是商末,所以四盘磨卜骨的年代也可能如此。殷虚完全可能存在年代为商末而卜法属周人传统的甲骨。
“思……”这样的句子,在大量商代卜辞里尚未发现,而在上述周文王时卜辞中已经有了,这可说是周人卜辞的一个特征。坊堆村卜骨、四盘磨卜骨都有这种句例。四盘磨卜骨和扶风所出80扶齐采94卜骨尤为近似,其文字走向是相类的,字也都一样地细小。
再和其他地点出土的西周卜骨试行比较,以外姑举数例:
如洛阳北窑和郑铁一段出土的卜骨,没有文字,均切除臼角,具有规则的圆钻。切除臼角这一点,有可能受商人的影响,因为洛阳是周迁殷顽民所居之地。
一九八八年湖北襄樊檀溪村出土的西周卜骨,系一牛左胛骨扇部,残长约10厘米,有密集于一侧的长凿十三行七十九个,据报导“正面阴刻二字”,“其中一字是“乙”字,另一字难辨”。看所附照片,扇缘部分可见一“乙”字形,性质有待研究。一九八一年在湖北沙市周梁玉桥出土的西周卜骨,残长10.3厘米,可见有方形的凿两个,一侧刻一竖槽。这种形制与坊堆村卜骨相距更远。
总之,坊堆村卜骨最接近陕西出土的西周卜骨,显然直属于周人的卜法传统。
由于对坊堆村卜骨的观察未尽细密,本文所述容有不当,敬希读者指正。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悉知李先生仙逝，择先生旧文一篇以示悼念。
作者：李学勤
文章来源：《文物世界》199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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