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部族迁徙到河湟地区以东地区之后，逐渐融入黄河中、下游先后以尧、舜为首领的羌人部族。与黄河中、下游原居的羌人部族相比，夏部族地位相对低下，所以，尧、舜让夏部族承担了不少苦差事，如尧命夏鲧治水、舜命禹伐三苗等。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说，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尧杀鲧于羽山，后舜复举其子禹治水。尧、舜为什么总是让夏部族承担治水任务？除了夏部族地位低下、实力还小之外，也与夏部族在河湟地区治水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关。治水需要一个诸族听命的中央权力来指导，没想到夏部族在治水过程中，与黄河中、下游原居的羌人部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有渊源关系的羌人各部族中树立了威望，壮大了夏部族的实力。治水成功后，夏禹不仅没有放弃非常时期授予的权力，是而集中权力建立王朝。赵逵夫先生在为《大禹导河之州》写的《序》中说：“尧、舜、禹已有了私有财产，部落、部族联盟同周边部落间冲突、战争不断，部落联盟的首领已有很大特权，内部斗争也已经发生。我们常说的‘尧舜禅让’，并不是以前所想象的在‘温、良、恭、俭、让’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力量相交的结果。《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继位之后‘流四凶族……投诸四裔’，把反对自己的部族定为‘凶族’，打击他们，使之迁徙到很远的蛮荒之地，任用了所谓‘八元’、八恺‘，分别管土地与教化，实质上是任用亲信部族的首领。那么，禹从舜那里取得继承权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赵逵夫先生的考证非常具有说服力，就是说，夏部族在征战杀伐、治水建功后崛起，夏部族的首领夏禹靠实力成为华夏联盟的领袖。
上面讨论了《尚书·禹贡》记载“导河自积石”的合理解释。下面我们来讨论另一个版本《尚书·禹贡》的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句。“导河自积石”与“导河积石”来自不同版本的《尚书·禹贡》，到底哪个版本正确呢？《尚书》是最早由孔子整理的典籍之一，“焚书坑儒”之后失传了，后来在不同的朝代又出现了记载内容有些不一致的《尚书》。《尚书》关于炎、黄、尧、舜、禹华夏早期的“历史”记载，大都还是神话传说，也许《尚书》在孔子整理之前就有不同版本。我们认为，不同版本记载了神话传说中保留下来的不同史实，“导河自积石”一句说的是夏部族在河湟地区治水的事，可以理解为“大禹治水是从积石山下开始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说的是夏禹治水到过积石的事。研究中国史前史的卓越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其遗著《尧、舜、禹》一文中说：“《山海经》中屡次说到‘禹所积石之山’。由此可以推想禹或四岳领导着几个助手，顺着黄河的径流，翻山越岭，向上游探寻，走过不少地方，最后到了一处，觉得上源过远无法探测。这一次的探测现在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回头订计划时已经敷用，不必再往前走，可是此次所到之处应该留一点记号，以便将来寻找。……于是禹或四岳就领着助手们找些石头，积成石堆。后人走过这里，看见这一堆石头，就把这个叫做禹所积石之山。”积石山为何叫积石山，是推想出来的。关于积石山在什么地方，徐旭生先生没有确定，赵逵夫先生在为《大禹导河之州》写的《序》中，经过慎密考证后说：“《禹贡》所言‘导河积石’的‘积石’，应指今临夏积石山”。赵逵夫先生在《序》中还说：“至于说究竟自此开始导河，还是考察至此，可以再研究。”总之，《山海经》中屡次说到的“禹所积石之山”就是今天临夏的积石山，这一点无人提出异议。还有一点也已成史实，即大禹在治河过程中来到了积石山下。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为什么来到了黄河上游的积石山下呢？因为考察黄河上游和疏浚上游也是治河工程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的需要和“衣锦还乡”。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来到夏部族的发祥地联系故乡的羌人部族，打通故乡与华夏联盟中心——冀州的通道，以利于夏部族力量加强。
最后，梳理一下本文开头以来的论述：无论是从史前人类生存的条件看，还是以大量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存和史前人类文化研究成果为证，彩陶之乡——临夏是羌人生活的中心地区，今广通河流域是羌人夏部族的发祥地，也就是夏禹的出生地；夏部族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后接受治河工程任务，大禹治水时来到了故乡——积石山下、广通河边，把岸畔有出生地的那条河水即今广通河命名为大夏水。有了大夏水之名后，才有了大夏川等一系列带“大夏”的古县名、古地名、古官职名、古山水名。无论从有利于史前人类生存的条件和阿里麻土乡古城村有较多石器出土的实事考虑，还是从大夏古城遗址的上下古城几千年有连续性的实际推想，今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大夏古城遗址所在地便是大禹的出生地。
人们说，“中国彩陶之乡”——临夏，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史前文化积淀，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我们应该还让人们知道，临夏是羌人的故里、大禹的故乡。
（刊登于(2014)年(3)月(13)日临夏《民族日报-晚刊》二版）
作者:马守璞，临夏州民族报社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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