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形成于甘肃东南

齐家文化早期局限于甘肃东南部(图一),以天水师赵村七期遗存为代表。其高体斝式鬲、双耳或双鋬斝、小口高领罐、绳纹圆腹罐(有的带花边)、带耳罐、斜腹盆、豆、塔形纽器盖等主要器类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前期者相似;但红褐陶占绝对多数,绳纹多于篮纹,斝身素面而非篮纹,小口高领罐多鼓肩而非折肩等特征,都和客省庄二期文化有一定差别。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虽出有绳纹斝式鬲,但应当只是齐家文化因素渗透进了甘肃中部而已,因为当时的甘肃中部以至于青海东北和河西走廊,主要还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分布区。

甘肃东部、东南部至宁夏南部一带,庙底沟二期时分布着以常山下层、大地湾五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常山类型,罐类箍多周附加堆纹,有较多平底盆,和齐家文化尚有较大差距。该地区龙山初期分布着以菜园遗址群早期遗存、师赵村六期遗存为代表的菜园文化, 有一定数量的繁复彩陶和附加堆纹装饰,有的彩陶饰锯齿纹,流行屈肢葬,也和齐家文化有别,并非齐家文化的主体来源。齐家文化应当主要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陇东南并与菜园文化融合的结果。早期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前2200年,这个时段在中国内地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齐家文化早期还吸收了狭义“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的矮体釜形斝式鬲、矮体釜形斝、带耳小斝等陶器因素,以及晋南陶寺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末期的琮、璧和璜等玉(石)器因素,这些都是其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不同的地方。老虎山文化、陶寺文化等因素,越过关中而远抵陇东南,有可能是以陕北—陇东为通道。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等遗址很可能就是玉器西传的关键点。石峁石城体量庞大,当为龙山时代陕北等地的区域中心,在其强势影响下,玉器等因素西向波及甘肃自在情理之中,甚至不排除从甘肃等地获取玉料资源的可能性。当然,齐家、石峁等西北地区玉器的出现,最终源头还在东方的海岱和江浙地区。

约公元前2500年之后,甘肃中西部、青海东北部分布着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 新疆北部、蒙古西部和中亚北部草原有切木尔切克文化、奥库涅夫文化(Okunev)等以畜牧为主的文化,中亚南部有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或称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系统),属于绿洲农业文化,牧养牛羊,种植小麦、大麦、黍、粟等。和中国内地不同的是,这些文化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限于资料,目前还看不出齐家文化早期和这些欧亚草原文化的直接交流, 但当时源自西方的小麦已经见于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源于中亚南部的尖顶冠形符号见于青海东北部,同时期半山类型锯齿纹彩陶的盛行也当与来自中亚南部的影响有关,说明公元前3千纪后期甘青等地已与中亚尤其是中亚南部存在文化交流,齐家文化的早期发展应当离不开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

二 拓展至甘青大部

齐家文化中期从甘肃东南部拓展至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大部、青海东缘和宁夏南部,以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存为代表,还包括甘肃天水西山坪七期遗存、武威皇娘娘台遗存,宁夏隆德页河子“龙山时代遗存”,青海民和喇家遗存等。主体器类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定变化,比如斝式鬲变为鬲,小口高领罐由圆肩变为折肩,部分双(三)耳罐器耳变大;绳纹仍远多于篮纹,还有花边圆腹罐、大口双耳高领罐、鸮面罐等。仍流行璧、琮、多孔刀、长体单孔铲等精美玉、石器。常见仰身直肢葬,时见男直肢、女屈肢的现象。

由于分布范围扩大,地方性差异就明显起来,如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的西山坪、页河子等,多见鬲、斝而少见马厂式彩陶,甘肃中部、青海东北部的皇娘娘台、柳湾等正好相反,据此可将齐家文化至少分为两个地方类型,分别

为西山坪类型和皇娘娘台类型。究其原因,中期齐家文化自东向西强烈扩张,将马厂类型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北部逐渐排挤出去,但土著的马厂类型因素毕竟还会被部分继承下来。齐家文化中期的年代, 大约在公元前2200~前1900年,仍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齐家文化中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后期仍有不少相似的方面,璧、琮、多孔刀等和石峁等遗址同时期玉、石器依然接近,可见此时的齐家文化继续与陕西、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存在密切交流。尤其在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和神木神圪垯梁等朱开沟文化早期遗存中,不时发现男直肢、女屈肢的葬式以及典型的双(三)大耳罐等,明确体现来自齐家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3千纪末期,在新疆北部和中亚北部草原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除切木尔切克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外,新出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 以及横贯西西伯利亚草原东西的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遗存。此时西方文化影响进一步加强。以皇娘娘台遗存为例,除在其马厂类型末期(或“过渡类型”)式彩陶上见有来自中亚的尖顶冠形符号外,可能为权杖头的齿轮形石器也当源自西方,带三角形格纹的条形器类似中亚北部塞伊玛的刀柄。皇娘娘台一个遗址就出土如此多的类似中亚的器物,说明偏西的河西走廊地区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程度更大。

三 变革自西风东渐

齐家文化晚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东向远距离拓展到关中和商洛地区,占取了原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核心分布区,西南向则渗透到川西北高原。

     齐家文化晚期以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存为代表,还包括甘肃永靖秦魏家、永靖大何庄、临潭磨沟遗存,陕西陇县川口河遗存、西安老牛坡早期遗存、商洛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等。主要器类仍为带耳罐、大口高领罐、折肩罐、花边圆腹罐等,但随着空间范围的大扩展,区域性差异更加显著,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地方类型。一是甘肃中西部和青海东北部的秦魏家类型,流行较高瘦的大口折肩罐、装饰倒三角纹彩的双(三)大耳罐等;二是甘肃西南部的磨沟类型,有较多矮胖的带耳罐类,少见双(三)大耳罐;三是关中和商洛地区的川口河类型或老牛坡类型,有更多圜底罐、高领圆腹罐。晚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晚期仍有玉(石)璧等,尤其在东龙山遗址还发现较多石璧和石芯,说明此时仍有此类玉、石器手工业存在,但已经远不如以前发达,应该只是之前传统的孑遗。

公元前2千纪前期,在新疆北部和中亚北部草原的青铜时代中期文化,除阿勒泰及附近地区的晚期切木尔切克文化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都由辛塔什塔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等演变为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系统。齐家文化晚期铜器的显著增加,当与欧亚草原地带这些青铜文化的先后影响相关。具体来说,在秦魏家、大何庄、总寨、齐家坪、沈那、新庄坪、杏林、尕马台、商罐地等遗址发现有较多青铜或红铜的环首或平首刀、单耳或双耳空手斧等工具,在青海沈那等地还发现带倒钩的大矛,这些都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同类器近似,磨沟所见喇叭口耳环更是将其与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系起来,贵南尕马台等所见青铜镜上的三角纹也常见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可见此时齐家文化主要与中亚北部草原地区发生关系。当然,齐家文化可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 三角纹青铜镜就有可能为其创新之作,尽管镜类器物更早的源头当在新疆东部乃至于更西方。需要指出的是,齐家文化晚期西与四坝文化为邻,二者陶器尤其青铜器存在不少共性, 齐家文化陶器上一种特殊的“蛇纹”装饰,可能是对四坝文化垂带纹等彩陶装饰的模仿, 有理由推测四坝文化是齐家文化中西方式青铜器的中间传播环节之一。无论如何,由于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齐家文化发生了较大变革,生产力水平提升,畜牧业成分显著增加,为其东向远距离拓展准备了条件。

齐家文化之末,在齐家坪、磨沟、皇娘娘台等墓地以及兰州崖头、临夏瓦窑头等遗址,出现一些圜底的彩陶罐或绳纹罐, 显得很是突兀,其来源应当是阿尔泰南部和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尤其是多重波折纹、梯格纹等彩陶纹饰,很可能就是切木尔切克文化陶罐上类似刻划纹的移植变体。另外,属于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过渡期的大族坪北区遗存双耳罐上的胡须纹,还广泛见于中亚北部甚至伊朗地区大体同时或略早的遗存;磨沟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工铁器,比西亚、东欧等地人工铁器的产生至少晚约千年。这说明公元前15世纪以后仍然有较多西方文化因素渗透进甘青地区,这或许是促使齐家文化分化转变的原因之一。最终的结果是,秦魏家类型变为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 磨沟类型变为寺洼文化,而老牛坡类型则融于二里头文化当中。

四 影响到中原腹地

晚期齐家文化东缘已至关中东部和商洛地区,与中原腹地相邻,自然就具备对中原产生影响的条件。最显著者,就是为二里头文化带来了花边罐这种陶器。在束颈圆腹罐口沿外或者颈部箍附加堆纹的做法,从仰韶晚期开始就常见于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沿面压印花边最早见于庙底沟二期阶段的仰韶文化阿善三期类型,至龙山时代,则普遍流行于老虎山文化、菜园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而基本不见于中原。西来的花边罐,融进东来的作为主体的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就形成了焕然一新的二里头文化。

晚期齐家文化向中原腹地的强烈渗透,带来的当然不只是陶束颈圆腹罐这一种因素。二里头文化的环首刀、“戚”等青铜器,虽然不排除从北方草原南向渗入的可能性,但更可能是与花边罐一道由齐家文化引入。更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青铜合金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与齐家文化的启发有关系。另外,二里头文化因素稍晚则反向传播至甘肃东部地区,如管状流盉以及天水市区等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等。

五 结语

总体来看, 齐家文化跨越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约当公元前2400~前1500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齐家文化因客省庄二期文化的西进而诞生于陇东南, 进而扩展至甘肃大部以及青海、宁夏地区,晚期一度远距离东渐至关中和商洛地区。其与关中甚至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文化一直存在密切交流,又间接受到来自中亚等地西方文化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并将新鲜血液带到中原,促成二里头“王国”文明的诞生,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如果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晚期夏文化, 那么齐家文化就对夏文化的晚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不能由此得出齐家文化属于早期夏文化的结论。

(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19年第7期　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