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多璜联环 及玉琮的发展与流传
台南艺术大学 黄翠梅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累积， 有关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玉器文化的内涵及其分合关 系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显著增多。 然而纵使学术界多数认同两地玉器之间存在密切的交 流，由于考古学年代检测方法和数据的推陈出新，各家学者不仅对于两地间具体交流路径仍有歧异， 对于其发展先后与交流方向的之主张更明显相左。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过去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补 充近年新出土及新发表的材料，针对黄河中游及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多璜联环（或称多璜联璧、联 璜环、联璜璧等）譹訛和玉琮进行观察，借由比较其外观形制、组配关系和使用方式，推论二地玉器的发展 关系。 并期待未来能以前述的成果为依据，梳理齐家文化玉器在商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出土情况，进 一步思考黄河中上游地区对后世用玉制度的可能影响。
一﹑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谱系及其文化性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不仅改写了中国玉器发展史， 也促使考古与古史学界 重新省思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物质因素及其精神内涵，因此自 1990 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尝试为中国新石 器时代的玉器发展划定文化范围或梳理文化谱系。 2000 年，笔者亦曾发表《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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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称“多璜联环”系指由 2 件以上弧形玉片缀合而成的环状玉器，由于此类玉环之肉部多宽窄不一，内、外径 比例也不甚一致，故学界又有多璜联璧、联璜环、联璜璧等不同称呼。 经笔者检视目前已发表的陶寺、清凉寺墓葬出土之 多璜联环后发现，即或各器内宽有别，使用方式实无显著差异，故本文统一命名为“多璜联环”。 至于单件的环状玉器则 似因其孔径大小（一般以 6 厘米为界）而有不同的摆放位置，故循惯例依其内、外径大致比例分别以玉璧、玉环称之。
2、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第 42 期 3 版，1990 年 11 月 1 日；牟永 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0—21 页；牟永抗、吴汝祚：《试 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175—180 页；邓 淑苹：《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论》，《中华文物学会年刊》，台北中华文物学会，1995 年，第 44—58 页。
系初探》一文，譹訛文中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化划分为七个区系，并引用苏秉琦所主张的原生、次 生、续生的“三模式”文明发展理论譺訛，依据黄土地与玉矿源的地理分布，以及各区系玉器文化的根源、 各类玉器的装饰和形制特色以及用玉内涵的差别，将之区分为原生型系统和次生型系统，其中黄河中 游晋南陕北地区和黄河上游的甘青宁地区分属于次生型的“北方系统”和“西北系统”。 文中并且指出， 位于六盘山、陇山以西至湟水流域的“西北系统”在玉璧和玉琮等玉器的发展上可能还具有续生文化 的特质。
其后（2003 年）， 为了进一步探讨玉矿资源的丰匮与中国史前各地区玉器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关 系，笔者与叶贵玉教授合作发表《自然环境与玉矿资源——以新石器时代晋陕地区的玉器发展为例》 一文，譻訛文中指出位于巨厚黄土覆盖范围的晋陕地区出土的玉器，无论是形制简单、种类单一的长片状 斧、刀，被称为璋、圭等的玉兵，或是璧、环、璜、琮和小型动物形佩饰等，它们不仅玉材种类纷杂，外形与 其他地区出土玉器多所相似，并且在玉器壁面、器缘或孔洞四周常见钝锐有别、残缺不整的钻凿、截锯等 改制痕迹，以致外形欠缺整体感。这些现象显示新石器时代末期晋陕地区的用玉需求应系来源于外来文 化的刺激，并且在玉料短缺的现实条件下，直接将流通自其他地区的玉器加以缀合或重新改制，进而逐步发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玉器文化内涵，这样的文化汇合正如同苏秉琦在描述陶寺文化之性质时所 指出的“： 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 ”譼訛亦即晋陕地区的玉器文化是一个在外部因 素影响下形成的次生型系统。
其后（2003 年）， 为了进一步探讨玉矿资源的丰匮与中国史前各地区玉器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关 系，笔者与叶贵玉教授合作发表《自然环境与玉矿资源——以新石器时代晋陕地区的玉器发展为例》 一文，譻訛文中指出位于巨厚黄土覆盖范围的晋陕地区出土的玉器，无论是形制简单、种类单一的长片状 斧、刀，被称为璋、圭等的玉兵，或是璧、环、璜、琮和小型动物形佩饰等，它们不仅玉材种类纷杂，外形与 其他地区出土玉器多所相似，并且在玉器壁面、器缘或孔洞四周常见钝锐有别、残缺不整的钻凿、截锯等 改制痕迹，以致外形欠缺整体感。这些现象显示新石器时代末期晋陕地区的用玉需求应系来源于外来文 化的刺激，并且在玉料短缺的现实条件下，直接将流通自其他地区的玉器加以缀合或重新改制，进而逐步发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玉器文化内涵，这样的文化汇合正如同苏秉琦在描述陶寺文化之性质时所 指出的“： 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 ”譼訛亦即晋陕地区的玉器文化是一个在外部因 素影响下形成的次生型系统。
二、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多璜联环和玉琮
事实上，晋陕玉器的形式与内容不仅延续了史前玉文化的生命脉络，它们向黄河上游地区的持续推进，更蕴含历史时期玉器发展的契机。 公元前 2300 至 2000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制玉工业已基本停滞，只有少数地区持续出土玉琮和玉璜，但数量相当零星。 相对而言，黄 河中上游地区对玉石饰品的使用则相对兴盛，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位于黄河中游的晋南汾河流域、 陕北和晋西北黄土高原以及黄河上游的甘青宁地区，而多璜联环（图 1）和玉琮（图 2）即是其中极具特 色及代表性的两类玉器。
（一）黄河中游地区
1.黄河中游地区多璜联环和玉琮的分布及出土情况
在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前，中原地区除了关中、陕南和豫西一带有少量玉质工具和饰品出土的报 道外， 基本不见用玉传统， 直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至龙山文化阶段（约公元前 2450 年至前 1900
年），位于晋南的陶寺、下靳、清凉寺遗址以及陕北黄土高原的芦山峁、石峁、新华和近年发现的晋西北兴县碧村等遗址才开始出现玉器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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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首次于 2000 年 11 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举办的“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高级研讨会”中宣读，2002 年正 式出版于《史评集刊》第 1 期，第 1—29 页（台南艺术大学发行）。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08 页。
3、本文于 2003 年 10 月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主办的“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学术研讨 会”宣读，2006 年收录于《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第 442—470 页。
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33 页。
1978 至 2015 年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等单位已经在襄 汾陶寺遗址进行多次的考古发掘，总计发现陶寺文化（年代约介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 期）墓葬 1300 余座，以及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礼乐器以及玉钺、多孔刀、玉璧、玉环、玉璜和璜片尺 寸与数量不甚规整的多璜联环（图 3、4）以及玉琮（图 5）等玉质随葬品，其中璧、环、多璜联环、琮等出
土时多被平置于墓主手臂、胸腹或套戴于墓主手臂。 1978 至 1985 年间发掘并有玉器随葬的 40 余座 墓中，年代明确为早期者包括属于首领人物的一类甲、乙型大墓、属于高级贵族的二类甲型墓或作为 一类大墓陪葬墓的丙、丁型墓；至中晚期阶段，玉器则多见于属于中等贵族的三类墓中，但出土数量有 增加的趋势。 至于玉璧和玉琮均出土于三类墓中，其中可确定时代者均属晚期，其余期属不详。
土时多被平置于墓主手臂、胸腹或套戴于墓主手臂。 1978 至 1985 年间发掘并有玉器随葬的 40 余座 墓中，年代明确为早期者包括属于首领人物的一类甲、乙型大墓、属于高级贵族的二类甲型墓或作为 一类大墓陪葬墓的丙、丁型墓；至中晚期阶段，玉器则多见于属于中等贵族的三类墓中，但出土数量有 增加的趋势。 至于玉璧和玉琮均出土于三类墓中，其中可确定时代者均属晚期，其余期属不详。 1998 年在东南距陶寺遗址约 25 公里的临汾下靳遗址也发现了一处年代约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 段的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共清理墓葬 500 余座，其中多座墓葬也随葬了璧、环、多璜联环（图 6、7）等玉 器，出土位置大致与陶寺墓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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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陶寺文化的分期及其年代范围， 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譹訛根据新近出版的《襄汾陶 寺——1978—1985 年发掘报告》 所公布的结果， 陶寺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 2450 至前 1900年，其测年数据可以被区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墓葬约介于公元前 2400—2300BC（经同位素分镏效 应校正增值）；晚期墓葬约为公元前 2200 年上下和接近 2000 年（经同位素分镏效应校正增值），然因-------------------------------------------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期，第 18—3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 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第 30—42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陶寺遗址 1983—1984 年 III 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 年第 9 期，第 773—781 页；高炜：《龙山时代玉骨组合头饰的复原研 究》，《海峡两岸古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 年，第 321—328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 年第 9 期，第 3—6 页； 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 年第 5 期，第 4—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 年；中华玉文化中心、中华 玉文化工作委员会编：《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70—93 页。
2、高炜：《陶寺类型玉器及相关问题》，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 1 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93、196—197 页。
3、石金鸣等：《临汾下靳墓地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 年 12 月 20 日； 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 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12 期，第 4—13 页；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 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 年第 4 期，第 459—486 页；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3）山 西》，科学出版社，2005 年，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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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乃诚：《时代巅峰 冰山一角——夏时期玉器一瞥》， 中华玉文化中心、 中华玉文化工作委员会编：《玉魂国 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6 页。
墓坑填土含有陶寺晚期陶片，故属陶寺晚期中偏晚遗存。
（2）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 晋南地区另一处大规模的考古发现，是位于襄汾以南约 200 公里处的芮城清凉寺墓地。 清凉寺墓 地和东部较高山梁上的坡头遗址合称“寺里 - 坡头遗址”，1975 年和 1984 年在清凉寺大殿的东北侧曾 先后发现两批据称出土于墓葬的光素琮璧等玉石器（图 8、9），直到 2004 年，随着芮城清凉寺墓地的 发掘，当地出土玉器的使用情况和考古学内涵才逐渐为人所知。
2003 至 2005 年间，山西考古所联合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在该墓地发掘了庙 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晚期墓葬 355 座，这批墓葬共区分为四期，其中第二至四期墓主皆头向 西侧山梁，故属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唯二、三期之间墓葬风格变化较大。 第一期墓葬 17 座，多数没有 发现随葬品；第二期墓葬 189 座，其中部分墓葬出土了陶器、玉石钺、璧、环、多璜联环和多孔刀等器 物，个别墓葬还有鳄鱼骨板以及猪下颌骨；第三期墓葬 105 座，可惜全数遭到盗扰，其中近半墓葬中仍 可发现殉人现象。 多座墓中随葬了玉璧、玉环以及由不等分或不规则璜形玉片组成的多璜联环等（图10、11），另 52 号及 87 号墓中各出土了一件玉琮（图 1213）第四期墓葬 44 座，存在不同程度的盗扰 现象，仅极少数墓葬发现不太精致的璧、环等玉石随葬品。
清凉寺墓地第一期之碳 14 年代约公元前 3800-2050 年，其具体文化归属不明；第二至四期前后 相继，上起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下迄龙山文化晚期，其大致年代范围为 2300—1900 年。 其中第二期 人骨碳 14 年代为公元前 2350—2050，而以公元前 2200—2100 比较集中；第三、四期为 2050—1900。 第三期出土玉器且位置较靠西部的第 52、53、57、87、100、146、150 等号墓葬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年 代比较接近，即使已进入龙山时代，亦属于较早阶段。
（3）陕西神木石峁及新华遗址
（3）陕西神木石峁及新华遗址
1980 年代以前，神木石峁遗址征集和发掘出土的玉器共有二批，分别发现于 1976—1979 和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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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式发掘报告中公布了采自 13 座陶寺墓葬的人骨、 猪头骨和木炭等 13 例标本的碳素数据， 排除年代偏离的 2
例人骨及 1 例猪骨数据后，其余 6 例人骨和 1 例木炭数据可以被区分为早晚二期，另 1 例人骨和 2 例木炭虽因缺乏层 位证据且无具时代特征之遗物致期属不详，其测年数据亦皆落在早晚二期之年代范围内，故亦属陶寺文化墓葬。 其中属 于早期者 4 例（均为人骨标本），经同位素分镏效应校正增值后，约介于公元前 2400—2300BC；属于晚期者 3 例（包括 1例木炭和 2 例人骨标本），经同位素分镏效应校正增值后，约为公元前 2200 年上下和接近 2000 年，由于墓坑填土含有 陶寺晚期陶片， 应属陶寺晚期中偏晚遗存。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编着，《襄汾陶 寺——1978—1985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 年，第 898—900 页。
譺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县博物馆：《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玉器》，《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5 期，第 3—6 页；陶正 刚、王晓莲：《山西芮城县坡头遗址出土玉器与良渚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2005 年，第 417—425 页；李百勤、张惠祥编：《坡头玉器》，文物世界杂志社，2003 年。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局：《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 年第 3 期，第4—16 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 年4 月，第 525—560 页。 另 2014 年 10 月清凉寺墓地主要发掘者薛新民先生曾陪同笔者提件参观清凉寺墓地出土之各类 玉器并提供各项说明，特此表达诚挚谢意。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 年第4 期，第 556—557 页。
年；前者（127 件）为戴应新于该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时采集所获，后者（5 件）系西安半坡博物馆于1981 年在该地调查试掘中所得。 总计该遗址出土玉器共 132 件，包括斧、铲、刀、凿、戈、钺、戚、牙璋、璧、 圭、扇形璜、象生动物形和人首形玉器以及小型墬饰等。 譺訛其中扇形璜的两侧均穿有一孔（图 14、15），应 系多璜联环的散件，而一件单侧器面左右边缘阴刻多道平行横沟的“玉尺形器”推测是由良渚文化多节 玉琮所改制（图 16），另一件被称为“十字形器”的光素玉片则应系剖切自短筒形玉琮（图 17），此外还有 多件长条或长片状有孔“圭形”玉器、小截牙璧，则可能是剖切自较早阶段的山东或辽东地区；至于玉虎 头以及被称为“玉蝗”“、 玉鹰”的锥形玉器，则与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出土的同类玉器全无二致。 这批玉 器是我们了解河套地区早期玉器发展的重要线索， 可惜由于它们全属征集或采集品， 具体出土现象尽 失，无法得知其实际使用状况。
--------------------------------------------1、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 年第 3 期，第 154—172 页；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 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6 期合刊，第 239—250 页；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五）》， 《故宫文物月刊》 第 125—130 期，1993 年 8 月—12 月； 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 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
2、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92—100 页。
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县西南的一个土丘之上，地处毛乌素沙漠南部，气候干旱，沙丘起伏，其东边不 远处即为石峁遗址。1996 年和 199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榆林市文管会曾先后两次在此进行大规模发掘。该遗址出土之玉石器除极少数出于灰坑或墓葬外，主要出自 K1 祭祀坑。K1 祭祀坑呈南北向，坑口长 1.4 米，宽 0.5 米，残深 0.12~0.22 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 36 件玉器分 6 排侧插于坑底之中，每排 插置玉器数量不等，多者 10 件，少者 2 件，玉器之间基本保持平行。 器形包括钺、铲、刀、斧、玦、璜及璋 等，其中有数件系由一器断开而成，故经拼合后实际玉器仅有 32 件。 除少数断环状玉器外，它们均具有直方薄片状外观，多数在器缘或器面上留下被断切或剖锯的改制痕迹，处理方式与石峁出土玉器相当类似。 其中一件被称为“玉铲”（K1：10）的玉器明显系由多节玉琮改制（图 20），从其墨绿色泽与外观 尺寸判断，原件亦应属良渚文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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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县西南的一个土丘之上，地处毛乌素沙漠南部，气候干旱，沙丘起伏，其东边不 远处即为石峁遗址。1996 年和 199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榆林市文管会曾先后两次在此进行大规模发掘。该遗址出土之玉石器除极少数出于灰坑或墓葬外，主要出自 K1 祭祀坑。K1 祭祀坑呈南北向，坑口长 1.4 米，宽 0.5 米，残深 0.12~0.22 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 36 件玉器分 6 排侧插于坑底之中，每排 插置玉器数量不等，多者 10 件，少者 2 件，玉器之间基本保持平行。 器形包括钺、铲、刀、斧、玦、璜及璋 等，其中有数件系由一器断开而成，故经拼合后实际玉器仅有 32 件。 除少数断环状玉器外，它们均具有直方薄片状外观，多数在器缘或器面上留下被断切或剖锯的改制痕迹，处理方式与石峁出土玉器相当类似。 其中一件被称为“玉铲”（K1：10）的玉器明显系由多节玉琮改制（图 20），从其墨绿色泽与外观 尺寸判断，原件亦应属良渚文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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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周勇、 邵晶： 《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 杨晶、 蒋卫东主编：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 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六），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第 84—91 页。
2、戴应新：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 （一）》， 《故宫文物月刊》 第 125 期， 1993 年 8 月， 第 47 页。
譻訛孙周勇、 邵晶： 《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 杨晶、 蒋卫东主编：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 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六），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第 86 页。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 《神木新华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报》， 1999 年 8 月 4 日； 陕西 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神木新华遗址 1999 年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02 年第 1 期， 第 3—11 页； 孙周勇： 《陕西神木县新华遗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 《故宫文物月刊》 2002 年第 227 期， 第 90—113 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神木新华》，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新华与石峁遗址同位于河套地区农牧间杂地带，不仅二地出土的三足瓮、大口尊等陶器和骨器等 遗物关系密切，它们与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二期以及朱开沟一、二段文化内涵也基本相似，属于 同一类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北一带面貌有别于关中地区同期遗存的文化类型。 其年代大 致在公元前 2150 至前 1900 年，其中偏早一段大约处于龙山时代晚期，偏晚一段则已经进入夏纪年范 围。 整体而言，新华遗存与陶寺晚期大致经历相同的发展时期。
新华与石峁遗址同位于河套地区农牧间杂地带，不仅二地出土的三足瓮、大口尊等陶器和骨器等 遗物关系密切，它们与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二期以及朱开沟一、二段文化内涵也基本相似，属于 同一类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北一带面貌有别于关中地区同期遗存的文化类型。 其年代大 致在公元前 2150 至前 1900 年，其中偏早一段大约处于龙山时代晚期，偏晚一段则已经进入夏纪年范 围。 整体而言，新华遗存与陶寺晚期大致经历相同的发展时期。 2015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地处黄河与蔚汾河交汇处的晋西北吕梁市，一处与神木石峁隔着黄 河遥相呼应、直线距离仅约 51 公里的兴县高家村镇碧村村北的小玉梁一带，发现了龙山时代晚期石 城以及玉璧、环、臂钏、牙璧、多璜联环、琮、刀、钺、璜等 100 余件玉器，譺訛也使得晋南、晋西北、陕北等地 区在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和扩散过程中的角色再一次受到瞩目。
（4）延安地区芦山峁等遗址
延安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主要集中在以芦山峁为中心的宝塔区、甘泉、吴起、安塞、延长和 黄龙等县区。 其中芦山峁村附近自 1940 年代以来即有村民持续发现玉器，姬乃军于 1981 和 1984 在当地进行征集，并于 1984 年和 1995 年公布两批玉器共 28 件，类器包括多孔玉刀、玉斧、玉钺、玉璧、玉璜、多璜联环（图 21—24）和 2 件刻有动物面纹纹的玉琮等（图 25,），其中一件玉琮发现时已断为四截。 征集当时由于缺乏其他共出器物相关记录及地层依据，这些玉器曾一度被订为西周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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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安地区芦山峁等遗址
延安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主要集中在以芦山峁为中心的宝塔区、甘泉、吴起、安塞、延长和 黄龙等县区。 其中芦山峁村附近自 1940 年代以来即有村民持续发现玉器，姬乃军于 1981 和 1984 在当地进行征集，并于 1984 年和 1995 年公布两批玉器共 28 件，类器包括多孔玉刀、玉斧、玉钺、玉璧、玉璜、多璜联环（图 21—24）和 2 件刻有动物面纹纹的玉琮等（图 25,），其中一件玉琮发现时已断为四截。 征集当时由于缺乏其他共出器物相关记录及地层依据，这些玉器曾一度被订为西周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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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神木新华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 年 8 月 4 日； 陕西省考古 研究所：《陕西神木新华遗址 1999 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 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72、382 页。
2、马升、张光辉：《碧村遗址玉器及相关问题分析》，《2015 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 出版社，2016 年，第 313—318 页。
3、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 年第 2 期，第 84—87 页；姬乃军：《延安市芦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 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 年第 1 期，第 23—29 页。
4、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 年第 2 期，第 84—87 页。
随着学界对新石器时代玉器认识的增加，如今已被改订为龙山文化时期遗物。 譹訛2014 年段双印和张华 综合整理延安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总计 50 余件，其中包括一件出土于吴起县的直角素面玉琮和一件 出土于安塞县的委角刻竖槽玉琮。
2.多璜联环的使用方式与形制源流
在前述陶寺、下靳和清凉寺等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璧、环、琮和多璜联环等虽属不同类型，它们被 发现时多被套戴在墓主手臂上或放在腕部及臂旁（图 27、28、29 左），少数肉部较宽、孔径较小的玉璧 则被置于墓主胸腹部（图 29 右），显示它们主要是作为手镯及佩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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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陶寺、下靳和清凉寺等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璧、环、琮和多璜联环等虽属不同类型，它们被 发现时多被套戴在墓主手臂上或放在腕部及臂旁（图 27、28、29 左），少数肉部较宽、孔径较小的玉璧 则被置于墓主胸腹部（图 29 右），显示它们主要是作为手镯及佩饰使用。
-----------------------------------------------1、姬乃军：《延安市芦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文物与考古》1995 年第 1 期，第 24 页。笔者同意芦山峁玉器为 龙山时期遗物，唯其中名为“玉虎”者形貌怪异、刻纹简率，与各地出土古玉不类，应属晚近之作。
2、段双印、张华：《延安出土史前玉器综合考察与研究——以芦山峁出土玉器为中心》，杨晶、蒋卫东主编：《玉魂国 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98 页。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晋南地区在墓主胸颈处和臂腕间佩戴玉石璧环的情况，也见于辽河流域内蒙 古赤峰大南沟小河沿文化（约公元前第三千纪） 墓葬， 其中部分石环断口处也出现接合孔（图 30,）。 此外，清凉寺第三期 105 号墓墓主左臂上放置的委角方形玉璧（图 32），无论就外形或佩戴方式 均与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公元前第三千纪前中叶）的山东莒县杭头 8 号墓（图 33）和临沂湖台1 号（图 34）和 2 号墓（图 35）的“扁平琮形器”关系密切。 显示晋南地区使用璧、环随葬的习俗可能 源自早一阶段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此外，陶寺、下靳和清凉寺均出土多组多璜联环，这些多璜联环的璜形构件不仅数量不等，两端又 都穿有 1—2 孔，其穿孔方式与常见于玉环断口处的接合孔类似，显示由于玉料匮乏，故将尺寸不一、 数量不等的璜形玉片拼凑成环佩戴使用。 譽訛若进一步观察已发表的清凉寺二期和三期墓葬出土的多璜 联环，即可发现相较于二期墓出土的多璜联环（璧）在组件尺寸和数量上的随意性，三期墓葬出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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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赤峰市博物馆编著：《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67—141 页；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 年，图 64—72。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88 年第 12 期，第 1058 页。
3、临沂市博物馆：《湖台遗址及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 10 辑，1987 年，第 17—18 页。
4、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 年，第 109、115、116 页。
5、黄翠梅：《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谱系初探》，《史评集刊》2002 年第 1 期，，第 13—14 页。
璜联环基本皆由 2 至 4 件大致等分的玉璜组成，玉璜的轮廓和两端穿孔也相对工整（图 36），显示随着 时间的推移，璜形构件的制程和截切方式均逐渐趋于规范。 因此兴县碧村、神木石峁以及延安芦山峁、 甘泉、黄龙和延长等地出土的多璜联环在玉璜构件的尺寸、数量和制作工艺各有精拙之别，很可能分 属早晚不同阶段。
3.玉琮的使用方式与形制源流
陶寺遗址共出土 14 件玉琮与琮形器，分别随葬于多座中晚期中阶贵族墓中，其中又以男性墓主 居多。这些玉、石琮除部分与玉石梳共出外，未见与其他器物固定组合。它们出土时多套戴或平置于墓 主右臂尺骨、挠骨上，个别平置腹间，推测多数作为装饰配件使用，部分则可能系入葬时置入，具体含 意不明。 譹訛1271 号墓的琮形器出土于墓主右腕部位（图 37），使用方式与同一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环或 多璜联环并无明显区别，而或许由于陶寺玉琮主要是作为手镯使用，故该墓地出土玉琮皆为短筒形， 其中亦有由较大型玉琮改制者。 1271 号墓琮形器高 1.4 厘米，仅一端有射，推测是由一件玉琮截切而 成；1699 号墓出土的玉琮一端四个角面微凹，隐约有射，另一端平整无射口，应该也是从较大型的玉 琮截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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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联环基本皆由 2 至 4 件大致等分的玉璜组成，玉璜的轮廓和两端穿孔也相对工整（图 36），显示随着 时间的推移，璜形构件的制程和截切方式均逐渐趋于规范。 因此兴县碧村、神木石峁以及延安芦山峁、 甘泉、黄龙和延长等地出土的多璜联环在玉璜构件的尺寸、数量和制作工艺各有精拙之别，很可能分 属早晚不同阶段。3.玉琮的使用方式与形制源流
陶寺遗址共出土 14 件玉琮与琮形器，分别随葬于多座中晚期中阶贵族墓中，其中又以男性墓主 居多。这些玉、石琮除部分与玉石梳共出外，未见与其他器物固定组合。它们出土时多套戴或平置于墓 主右臂尺骨、挠骨上，个别平置腹间，推测多数作为装饰配件使用，部分则可能系入葬时置入，具体含 意不明。 譹訛1271 号墓的琮形器出土于墓主右腕部位（图 37），使用方式与同一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环或 多璜联环并无明显区别，而或许由于陶寺玉琮主要是作为手镯使用，故该墓地出土玉琮皆为短筒形， 其中亦有由较大型玉琮改制者。 1271 号墓琮形器高 1.4 厘米，仅一端有射，推测是由一件玉琮截切而 成；1699 号墓出土的玉琮一端四个角面微凹，隐约有射，另一端平整无射口，应该也是从较大型的玉 琮截切而来。
--------------------------------------1、高炜：《陶寺类型玉器及相关问题》，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 1 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97 页；黄翠 梅、叶贵玉：《自然环境与玉矿资源———以新石器时代晋陕地区的玉器发展为例》，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新世纪的考古 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第 448 页。
2、黄翠梅：《良渚文化玉琮之分类及其发展》， 中华玉文化中心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 讨论会文集（四）》（中华玉文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01—214 页。
--------------------------------------------------------------------1、杨波：《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 14 卷第 2 期（1996 年 5 月），第 84—95 页。
2、有关清凉寺 87 号墓之玉琮及其相关出土情况为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新民研究员提供，特此申谢。
譻訛朱乃诚于“2016 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论坛”中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体器形较清凉寺 52 号墓玉琮和 87 号墓玉琮更显厚实，制作年代可能更晚，至于它们原始的制作时间 和地点，目前尚无法确切论断。
前述那种刻着比较工齐的竖槽及横线纹的玉琮，也曾出现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图 43）譹訛和河南邓 州八里岗（图 44），而其源头还可以向南追溯到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 2 件玉琮譺訛， 此外湖北枣林岗、湖南安乡杜家冈譼訛、江西新余拾年山譽訛和上海广富林譾訛等新石器时代末遗址中也有 发现。 惟良渚文化汇观山遗址的玉琮四壁中央的竖槽下凹，四角上的横线纹也深浅不一、分布位置高 低错落，虽然原本代表兽面眼鼻部位的双圈及横棱已经消失，四方角柱依稀可见良渚双节玉琮之侧面轮廓和立体感（图 45,）。 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出土的玉琮虽上下射口与四面竖槽具备，然射缘短浅，四方角柱也仅阴刻数道或数组弦纹，虽隐约具有双节或三节玉琮之余韵，因其角柱已与四壁竖槽 齐平（图 47—50），几何化趋势相当明显。
体器形较清凉寺 52 号墓玉琮和 87 号墓玉琮更显厚实，制作年代可能更晚，至于它们原始的制作时间 和地点，目前尚无法确切论断。前述那种刻着比较工齐的竖槽及横线纹的玉琮，也曾出现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图 43）譹訛和河南邓 州八里岗（图 44），而其源头还可以向南追溯到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 2 件玉琮譺訛， 此外湖北枣林岗、湖南安乡杜家冈譼訛、江西新余拾年山譽訛和上海广富林譾訛等新石器时代末遗址中也有 发现。 惟良渚文化汇观山遗址的玉琮四壁中央的竖槽下凹，四角上的横线纹也深浅不一、分布位置高 低错落，虽然原本代表兽面眼鼻部位的双圈及横棱已经消失，四方角柱依稀可见良渚双节玉琮之侧面轮廓和立体感（图 45,）。 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出土的玉琮虽上下射口与四面竖槽具备，然射缘短浅，四方角柱也仅阴刻数道或数组弦纹，虽隐约具有双节或三节玉琮之余韵，因其角柱已与四壁竖槽 齐平（图 47—50），几何化趋势相当明显。
过去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清凉寺 52 号墓的玉琮外壁平直，整体形态与西北地区所见的素琮异常相似，但器面四壁的刻纹又与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刻有竖槽和横线纹的玉琮关系密切，显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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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滦平县博物馆：《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4 年第 3 期，第 63 页。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 第 7 期，第 4—19 页。
3、苏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 166 图 139。
4、何介钧：《湖南史前玉器》，邓聪编：《东亚玉器（I）》，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 年，第 224—225页；《东亚玉器（III）》，图 97。
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余市拾年山遗址第三次发掘》，《东南文化》1999 年第 5 期，第 149、156 页。
6、黄翔：《广富林遗址出土玉器》， 杨晶、 蒋卫东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59、261 页。
-------------------------------------------------------------------------1、黄翠梅：《再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演变》，《南艺学报》第 1 期，2010 年，第 37 页。
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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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晓英、刘茂德：《武威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1993 年 5 月 30 日；业茂林、蔡林海、贾笑 冰：《青海最早的新石器遗存发掘》，《典藏·古美术》2000 年第 92 期，第 102—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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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晓英、刘茂德：《武威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1993 年 5 月 30 日；业茂林、蔡林海、贾笑 冰：《青海最早的新石器遗存发掘》，《典藏·古美术》2000 年第 92 期，第 102—103 页。
器，包括玉斧、玉锛、玉璧、不具射口的光素玉琮、三璜联环以及玉料等；1950 至 1980 年代发掘的甘 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譺訛、武威海藏寺遗址、永靖秦魏家墓地、广河齐家坪遗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 地、乐都柳湾墓地、宁夏隆德页河子遗址以及 1990 年代以来发掘的甘肃天水师赵村、青海平安东 村、武山傅家门、尖扎直岗拉卡、西宁沈那、同德宗日以及民和喇家等遗址。 此外，甘肃定西、会 宁、积石山和宁夏固原、隆德页河子、海原等地都曾征得各类齐家文化玉器，下文将针对曾有多璜联 环或玉琮出土的代表性遗址进行分析。
（1）武威皇娘娘台遗址
（1）武威皇娘娘台遗址
1957 年、1959 年和 1975 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曾前后进行过四次发掘，共清 理数处房址、65 个窖穴和 88 座齐家文化墓葬，出土陶、石、骨、铜器共约 2000 件，其中红铜器共计 30件，故一般认为此皇娘娘台遗址应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輥輵訛该遗址出土并经登记入藏的玉石器包括钺、 锛、璧、环、璜、纺轮、璧芯和绿松石珠等 600 余件，其中包含 200 余件玉石璧和 5 件璜，它们多数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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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G.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3, pl. 71—73.
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第 53—71 页；甘肃省博物馆：《武 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5 期，第 421—447 页。
3、梁晓英、刘茂德：《武威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1993 年 5 月 30 日。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第 87 页。
5、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 142 页。
6、青海省文物处、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149 页、图 47。
7、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 年。
8、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博物馆：《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第 3 卷，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58—195 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10、訛任晓燕：《平安县东村古墓葬及窑址发掘简报》，《青海文物》1994 年第 8 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 16 期，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42 页、图 53.5。
12、胡晓军：《尖扎直岗拉卡乡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青海文物》1996 年第 10 期。
13、王武：《西宁小桥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2》，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336—337 页；吴平：《西 宁市沈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4》，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78—279 页。
14、青海省文物管理处、 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5 期， 第 1—14、35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7 期， 第 3—5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2000 年发掘简 报》，《考古》2002 年第 12 期，第 12—25 页。
1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6 年第 11 期，第 46—52 页；北京艺术博物 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 年。 另 2009 年笔者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考古工作队队长叶茂林先生陪同下，曾拜访甘青宁各地博物馆，并亲见甘肃定西、会宁、 天水、青海喇家和宁夏固原、隆德等地征集的玉器。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37—541 页。
--------------------------------------------墓葬之中。
（2）天水师赵村遗址
（2）天水师赵村遗址
1980 至 90 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齐家文化墓 葬 3 座、房址 26 座、陶窑 3 座、窖穴 17 个以及一处“石圆圈”祭祀遗迹，出土众多陶、玉石和骨角等器 物。 在第七期齐家文化层共出土 13 件玉器，包括 M8 的 1 件素璧（图 55）和 1 件素琮（图 56），以及发 现于探坑 T403地层和房址的 9 扇形玉璜（图 57）和 1 件玉环，以及探坑 T382的 1 件玉环等。 其 中 8 号墓与玉璧共出的玉琮，是目前甘青宁地区唯一有明确出土单位和年代的玉琮，至于探方 T403出土的 9 件玉璜则可以被组成二组三璜联环，其余 3 件应是其他 2 组多璜联环的散件。
根据师赵村与西山坪发掘报告， 师赵村遗址第七期年代约与西山坪齐家文化层的碳 14 测年数据相
根据师赵村与西山坪发掘报告， 师赵村遗址第七期年代约与西山坪齐家文化层的碳 14 测年数据相
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第 53—71 页；甘肃省博物馆：《武 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第 421—447 页；刘志华：《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齐家文化玉石 器》，《故宫文物月刊》2003 年 21 卷第 8 期，第 97 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 170—175、212—214 页、图 版 114—115、彩版 4—6。
当，亦即公元前 2140—前 1529BC 和公元前 2138—前 1906BC，其中又以后者之年代较为适合。
（3）青海喇家遗址
（3）青海喇家遗址
1981 年青海民和博物馆对官亭喇家遗址进行调查时曾经征集到一批共计 7 件玉器，包括璧、环、 刀、斧和锛等，均出土于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 1999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和青 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官亭盆地古遗址群考古研究， 自 1999 年初次试掘与 2000 年第一次正 式发掘后，迄 2007 年止共发掘钺、刀、锛、璧、环、三璜联璧、璜、芯等玉器和玉料 108 件，其中玉璧 9件、三璜联环 3 件（图 58,）、玉璜 3 件，多数出土于该遗址中晚期至晚期的墓葬和房址之中。
迄今已公布的喇家遗址测年数据共有 29 例，校正年代基本为 2300—1900BC 前后，大致可以以公 元前 2000 多年为界区分为早晚两期。 譼訛另近年新公布的两组取自灾难房址中人骨的测年数据（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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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第 306 页。 唯有部分学者主张师赵村测年数据应以公布于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 (1965—1991)》 的师赵村第六期 T307○4 的校正年代数据公元前 2317—2042BC，或T406○3H1 校正年代数据公元前 2335—2044BC 为据。笔者曾就此当面请教师赵村发掘者谢端琚，经其明确说明师赵村 遗址第七期年代约与西山坪齐家文化层内涵相同，并再次表示应以西山坪年代数据为依据。 相关主张见邓淑苹：《龙山 时期四类玉礼器的检视与省思》，《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6—7 页。
2、叶茂林、何克洲：《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考古》2002 年第 12 期，第 89—90 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7 期， 第 3—5 页，图版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2000 年发 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12 期，第 12—25 页，图版参-捌；任晓燕：《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玉器概述》，北京艺术博物 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 年，第 276—278 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29）》，《考古》2003 年第 7 期，第 6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 （31）》，《考古》2005 年第 7 期，第 60—61 页；杨晓燕：《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考古研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2003 年，第 34 页。
目前正式发掘出土的齐家文化多璜联环的数量仍然相当有限，其中已知皇娘娘台 48 号墓的 1 件 玉璜出土于墓主腹部，师赵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玉璜和三璜联环则分别出于地层、房址或墓口填土之 中，迄未见到将多璜联环套戴在墓主手腕的情况，至于其具体使用方式尚待更多数据补充。 然而若从 喇家墓葬出土的玉璧观察，即可以发现其摆放位置与陶寺、清凉寺和大南沟墓葬的玉石环、璧颇为相 似，显示以玉器作为墓主佩饰的情况仍然持续；至于皇娘娘台墓地在墓主身体上下放置大量磨制不精 的玉石璧的现象，则可以在属于东龙山文化老牛坡类型（碳 14 测年结果约公元前 1930 年至前 1680年；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中的一、二期）的陕西商洛东龙山墓葬中见到。 譼訛由此可知齐家文化的用 玉制度的起源不仅和晋南以及陕北和晋西北黄河两岸地区关系密切，也可能在公元前 1900 年以后向东影响关中东部渭河流域。
此外，若就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玉璜和多璜联环的外形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不仅制作工整，且多数 由 2 至 4 件外形规整一致的素面扇形玉璜组成，其中又以近 120°圆心角的扇形玉璜最为常见，组合 也极具规范性。 这些玉器的外形和清凉寺、芦山峁、石峁和碧村等遗址所见的玉璜和三璜联环颇多类 似，但相对于黄河中游地区出土者，齐家文化的玉璜更为平整规范，其中三璜联环多数由等分的玉璜 组成，各璜片两端以穿打 1 孔最为常见，这种将切割严整的玉璜组成联环或联璧的做法，应系源自晋 陕地区璜片尺寸与数量尚未规制化的多璜联环，惟晋陕地区多璜联环的出现与玉料的短缺息息相关， 而齐家文化多璜联环的盛行，则显然无关玉料供应的丰匮，而更可能涉及齐家先民对数量、等分与配 列等观念的表达。
3.玉琮的使用方式与形制源流
黄河上游地区目前已知玉琮的出土地点包括甘肃中部的天水、甘谷、静宁、会宁、定西、临洮，宁南 的隆德、西吉、固原、海原以及甘青交界的民和等地区（图 68）。 然而其中除了天水师赵村 8 号墓的玉 琮与玉璧共出（图 69），具有明确的出土单位与年代范围外，其余玉琮均为采集或征集所得，仅能根据 它们的表现形式与共出器物判断其可能年代。 这些玉琮尺寸不一，器高从 2 厘米至 20 余厘米不等，其 外壁基本顺着射口外缘平直切锯，连接射口与器身的四个肩角也转折利落，孔壁光整，除静宁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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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翠梅：《再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演变》，《南艺学报》第 1 期，第 40—42 页；北京艺术博物馆、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著：《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 年。
两件弦纹玉琮（可能另有来源）外，其余多数玉琮无论尺寸高低，器表均光素无纹，整体形态也相当一 致，部分玉琮还可能具有成组的配列关系，区域特色相当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静宁出土的刻纹玉琮无论在器形表现或器壁上的瓦沟纹装饰，在众多齐家文 化玉琮中都显得相当突兀，却与晋西北碧村出土的半截玉琮非常类似，不排除是从外地输入。 除此之 外，类似晋陕地区出土刻有简单竖槽装饰的玉琮，以及由多节玉琮剖切的长条状玉片也曾在甘青地区 出现。 例如台湾蔡氏收藏的 3 件短筒形玉琮和 1 件长条状玉片，据悉出自甘青地区。 其中 3 件短筒形 玉琮器壁较一般齐家文化玉琮略薄，四壁中央各阴刻两道竖线（图 70—72），整体表现与神木石峁出土 的薄壁刻纹玉琮极为相似，不排除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关，至于窄边一侧具有等距刻痕的长条状玉 片（图 73），则应是自良渚文化多节玉琮上剖切所得，这些情况显示不仅齐家文化玉琮和黄河中游地区 关系密切，良渚文化玉琮或其改制器很可能也曾远征至甘青地区。
黄河上游地区目前已知玉琮的出土地点包括甘肃中部的天水、甘谷、静宁、会宁、定西、临洮，宁南 的隆德、西吉、固原、海原以及甘青交界的民和等地区（图 68）。 然而其中除了天水师赵村 8 号墓的玉 琮与玉璧共出（图 69），具有明确的出土单位与年代范围外，其余玉琮均为采集或征集所得，仅能根据 它们的表现形式与共出器物判断其可能年代。 这些玉琮尺寸不一，器高从 2 厘米至 20 余厘米不等，其 外壁基本顺着射口外缘平直切锯，连接射口与器身的四个肩角也转折利落，孔壁光整，除静宁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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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翠梅：《再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演变》，《南艺学报》第 1 期，第 40—42 页；北京艺术博物馆、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著：《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 年。
两件弦纹玉琮（可能另有来源）外，其余多数玉琮无论尺寸高低，器表均光素无纹，整体形态也相当一 致，部分玉琮还可能具有成组的配列关系，区域特色相当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静宁出土的刻纹玉琮无论在器形表现或器壁上的瓦沟纹装饰，在众多齐家文 化玉琮中都显得相当突兀，却与晋西北碧村出土的半截玉琮非常类似，不排除是从外地输入。 除此之 外，类似晋陕地区出土刻有简单竖槽装饰的玉琮，以及由多节玉琮剖切的长条状玉片也曾在甘青地区 出现。 例如台湾蔡氏收藏的 3 件短筒形玉琮和 1 件长条状玉片，据悉出自甘青地区。 其中 3 件短筒形 玉琮器壁较一般齐家文化玉琮略薄，四壁中央各阴刻两道竖线（图 70—72），整体表现与神木石峁出土 的薄壁刻纹玉琮极为相似，不排除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关，至于窄边一侧具有等距刻痕的长条状玉 片（图 73），则应是自良渚文化多节玉琮上剖切所得，这些情况显示不仅齐家文化玉琮和黄河中游地区 关系密切，良渚文化玉琮或其改制器很可能也曾远征至甘青地区。
1996 年笔者曾发表《传承与变异：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发展》一文，主张新石器时 代晚期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玉琮系“一元起源、多向传播、多元意涵”譹訛；2010 年又发表《良渚文化玉琮之 分类及其发展》和《再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演变》，文中除了梳理良渚玉琮从萌芽、发 展、成熟到简化的发展过程外，并且分析良渚玉琮南传、北渐的接力传播路径，进而指出陶寺与清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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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于 1996 年 11 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浙江余杭）宣读，1999年发表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15—226 页。
2、黄翠梅：《再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演变》，《南艺学报》第 1 期，第 25—52 页；黄翠梅：《良渚文化玉 琮之分类及其发展》，中华玉文化中心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中华玉文 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201—214 页。
结 语综上可知，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以后，璧、琮、璜等玉器虽然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由盛转衰，它们 却越过重重的地理及文化关隘，以接力传播的方式在黄河下、中游地区驻点发展，到了公元前二千年 前后又继续向西推进至遥远的甘青宁地区，并进而促使多璜联环等分观念的兴盛，以及琮璧组配的传 统信仰再度复兴。
进入商周时期以后， 玉璜和玉琮等遗留自齐家文化的前期旧玉经常出现在商周时期大型墓葬之中，其中一部分被重新改制或组合，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物留传下来。 例如，商代晚 期的殷墟妇好墓随葬了多件齐家文化的素面扇形玉璜和素面玉琮， 另有为数众多的动物形玉饰是由 齐家素面玉璜改制（图 74）。 譹訛进入西周时期以后，素面扇形玉璜不仅和红玛瑙及绿松石等珠管等搭配 组合成多彩珠管玉璜串饰，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彰显贵族身份的玉璜组佩（图 75），而使用前
期遗留的玉琮随葬则成为西周至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贵族墓葬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
换句话说，多璜联环和玉琮等玉器不仅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后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辗转流传，也借 由各种通道以不同的面貌持续在后世生根茁壮。 这些玉器的每一个生命阶段对其周遭所属人群都深 具意义，而属于它们的“文化传记”，还有赖于我们继续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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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ris Gosden and Yvonne Marshall,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Objects. World Archaeology 31.2, 1999, pp.169- 170.
文章来源：《中国•广河2016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
进入商周时期以后， 玉璜和玉琮等遗留自齐家文化的前期旧玉经常出现在商周时期大型墓葬之中，其中一部分被重新改制或组合，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物留传下来。 例如，商代晚 期的殷墟妇好墓随葬了多件齐家文化的素面扇形玉璜和素面玉琮， 另有为数众多的动物形玉饰是由 齐家素面玉璜改制（图 74）。 譹訛进入西周时期以后，素面扇形玉璜不仅和红玛瑙及绿松石等珠管等搭配 组合成多彩珠管玉璜串饰，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彰显贵族身份的玉璜组佩（图 75），而使用前
期遗留的玉琮随葬则成为西周至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贵族墓葬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多璜联环和玉琮等玉器不仅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后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辗转流传，也借 由各种通道以不同的面貌持续在后世生根茁壮。 这些玉器的每一个生命阶段对其周遭所属人群都深 具意义，而属于它们的“文化传记”，还有赖于我们继续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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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ris Gosden and Yvonne Marshall,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Objects. World Archaeology 31.2, 1999, pp.169- 170.
文章来源：《中国•广河2016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
时间：2022-10-29 来源：齐家文化网 打印页面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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