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四川和甘肃、青海考古队工作多年，还曾经参加了关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考古调查，从成都出发，沿岷江、白龙江、黄河，经甘肃抵达青海，虽然时间仓促，许多地点和遗址并没有来得及充分考察，但是收获颇大，不仅是在丝路河南道方面，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史前时期的文化交流和交通问题，有许多发现和线索。同时在这次考察的启发下，开始关注有关两河上游文化交流关系的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冒昧地写成随笔发表¨J。显然，一些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所以不免存在错误。不过，我认为，意识到早期文化在黄河长江上游地区的交流传播，是决不会错的。当时采集了一些早期文化遗址的标本，有初步的观察，颇多反映文化流传的迹象。随后，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却无暇整理发表。在考古所甘青队的长远规划中，笔者也一再将此问题和此区域列入了课题计划，惜人手不足，精力有限，尚无暇顾及。
       长江上游一系列的南北向支流水道，构成了天然的联系南北的交通，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童恩正先生曾经称为六江流域，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并首倡组织六江流域考古民族综合考察。其实，具有相同作用的远不止这六江，还有白龙江和嘉陵江也有着同样的意义。这些文化流动的孔道，形成了文化的走廊，也是民族的走廊。过渡性的生态环境的联系和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文化当然也就随之生长，长成了丰富多彩的流动性的文化长廊，融汇成为一个文化交流地带的文化区板块，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西部文化区。从富有特色的表现中可以观察到诸如细石器的传统，岩画的散布，萨满教的弥漫，彩陶的南传，双大耳陶器的扩散，骨器雕刻艺术与漆木器艺术的滥觞，玉石器的流传，石棺葬分布等等。在史前和先秦时期，这些宏观的文化现象，最生动地体现出两大河上游区域相互间的文化认同、文化流向、文化融合。
      四川盆地是这种交流最有利的一个地理位置，在于这一系列南北向河流多数位于四川1区划的范围。成都平原作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在于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发展出了具有深刻文化底蕴的又极富包容性的区域文明社会和国家。它的文明化进程，决不亚于其他地区的文明演进。然而总体上说，四Jil地区的史前文化发掘，还颇为不足，目前还十分缺乏关于四川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清晰的发展过程，这是特别需要补缺的工作。即使是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极端重要，然而，发掘的成果仍然不足以说明地方文化发展的文明化程度，还需要大量的扎实的考古工作。成都平原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确立，以三星堆文化的特殊发现为契机，实际上三星堆文化的基础发掘与研究，即面上的广泛研究依然相当不充分。成都平原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是追根溯源的I作还漫长而艰巨。由于本地的基础研究还不够，更凸现了文化传播的因素。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一味地过于关注外来文化传播和作用，有时候的立论倒是极不准确的。
      关于长江上游早期蜀文化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关系，许多学者都作过思考和研究。林向教授在《巴蜀文化区导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论文中拉’，特别提到了与周围的关系，而更强调了巴蜀文化的区域特征。周志清在《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论文中¨。，比较好地准确定位了成都平原史前文明的关系。笔者和王仁湘先生也曾经在第二次三星堆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共同撰文提出蜀文化的渊源应该从更早的土著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的观点H’，引起学术界关注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的探索。近年，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有重要的突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群的考古212作，成果突出。
营盘山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从思路上和方法上就有新突破是四川地区少有的新石器时代重要发现”’。这里发现了具有南北文化交流的很多现象，如细石器、彩陶、尚红现象等拍3，反映了岷江通道的重要性，兹不赘述。但是其文化遗存的主体仍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特征。
     再说黄河上游方面。
     黄河上游的考古工作历程久远而成绩斐然，然而也并非一帆风顺，硕果累累，长盛不衰。黄河上游考古工作面广点多，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和优势，不过长期以来重点不够突出，尤其在重点之中又不够深入持久，因而始终没有出现像黄河其他地区那样可以持续推动学术高歌猛进的发展机遇。
      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之初，黄河上游的青海喇家遗址连续发掘，一破沉闷的气氛，把齐家文化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学术发展的新高潮。喇家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突破了齐家文化研究已有的全部认识，而大大提升了黄河上游史前文化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的水平和高度，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来认识黄河上游的史前文明和齐家文化。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是黄河北岸的二级阶地，海拔在1800米左右。黄河南岸属于甘肃省，这里是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一个小盆地区域，正是青藏高原东缘与黄土高原的一个临界地带。再扩大一些的这片大区域，则是早年(1923--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考古调查曾经到过的地方，安特生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辛店等各个遗址，都是在这片黄土高原延伸的地域内。由这些遗址而命名的这些相关文化与文化类型，也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这个沟壑纵横的广阔的黄土地带。
       喇家遗址主要属于齐家文化。经测定年代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可能在距今4200年，晚期约在距今4000年前。调查和发掘表明，喇家遗址的文化遗存还包括少数已经被齐家文化地层所破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以及极少数零星的辛店文化遗存。但是这些零散的遗存在喇家遗址上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而齐家文化遗存基本上凸现了喇家遗址的主要内涵。
        喇家遗址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这个小区域的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文化走向和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观察认识这个区间的人地关系也有着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该项发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官亭盆地古遗址群考古研究”课题，而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之一。发掘的突出收获是，发现齐家文化时期的大面积灾难遗迹，考古记录和科学证明了史前地震和黄河洪水的灾难事件；发现了齐家文化许多从未发现过的重要文化遗迹和特殊现象，提升了齐家文化社会发展的高度，是齐家文化考古研究约80年以来全新的、最重大的突破。
      从1999年至今，喇家遗址已连续发掘6年，总发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漆器等各类遗物，共计约千余件。揭露史前灾难遗迹，发现一系列齐家文化最新的文化现象和反映史前社会现象的特殊遗迹。由此重新认识了齐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