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它对落实中央有关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保护利用，对助力当代交通强国建设，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体系等都具有重要价值。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产生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化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大体可以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具有数量巨大、类型丰富、内涵深刻、价值多元的特点。
一、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调研的现实意义
保护利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含文物）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现代化事业。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推动下，近年来除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国家机构不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力度外，国家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城乡建设部门、水利部门等纷纷行动，提出农业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建筑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等全国性名录及保护利用方略。
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交通强国，而且应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特色。。国家“交通强国”建设计划为我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事业的突出带来了宝贵机遇。交通强国建设离不开交通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交通运输文化遗产则是建立交通文化强国的基础性事业，应当适时提上议事日程。
目前，国内对于历史交通的研究多在交通史、交通技术史、历史地理文献、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尚缺少在文化遗产学的视野下在全国范围内对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体系的研究认知及综合的相关遗产摸底排查和深入研究。毫无疑问，交通运输领域的文化遗产是当代交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坚持切实做好我国历代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的调查、梳理、认定、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在摸清全国交通运输遗产家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体系，向社会展现我国的交通文化历史成就和独特创造，是落实党中央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的号召，也是在“交通强国”目标下为做好“文旅交结合”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必须认识到，这项工作也是对中华交通运输领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交通运输遗产的保护意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做好保护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通过遗产展示，让全社会充分理解交通运输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推动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的社会化传播，也是为现代中国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科学资料和对既有发展成就、发展经验、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举措。
二、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认知的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世界上5000多年文明连续发展的大国，其交通运输文化遗产数量巨大、体系博大、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目前已经发现的时代最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年代达到8000多年，可见当时居住在长江三角洲的先民已经开发出水上交通。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近4000年前的车辙遗迹，据研究，当时的车还没有使用畜力牵引，但它至少表明夏代时期中国先民已经发明“车”这种陆上交通工具。河南殷墟商代遗址考古出土了大量鲸鱼骨、朱砂、咸水贝、绿松石等非本地原产品，从考古材料可知商代中原与方国的交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联系。在殷墟，还发现大量的马车遗存，它证明在3000多年前，马车已经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交通工具。《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季春三月，令司空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司空等官职的设置以及道理的建设，使得西周时期周穆王巡游列国以治理“天下”有了交通基础。“周天子的德政是靠着邮传在各地迅速传播的，若不初具规模，诏令在传送中是难以达到这个程度的”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鄂君启节”，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等，“自鄂出发，西逾湖，溯汉而上，继复逾汉南向，逾颖(夏)、入郎、逾江，南至赣湘之域”，所记载城址鄂、湖、汉、颖(夏)、郎、江等基本为楚国经济繁盛区域。“鄂君启节”为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及交通节点提供了资料。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有关于“行归宜忌”等描述，是研究其时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宝贵文献遗产。“先秦的交通事业，也给中国的交通打下了一个实在的根基；国内交通区域之开拓与充实，水路交通工具之发明，道路馆邮之制度，人工开河之方法，也都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草本”。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陆路、水路交通运输网络已初具雏形，国家大政方针和强势文化可以通过交通运输网络由政治中心传播到方国边地。同时，中原与地方也能通过交通网络进行有效的物资交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车同轨”制度，是将秦直道、秦驰道等交通运输网络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作为推动区域整合的有效方式，是大一统国家意志力的表现，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从秦始皇陵遗址发掘出土的铜车马等珍贵文物，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先进的交通工具；秦直道遗迹则是认识秦代发达的全国性交通干道建设成就的重要证据。西汉时代，是陆、海丝绸之路开发的关键时期，相关交通运输遗产众多，如甘肃敦煌的悬泉驿是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设施，出土了两万多枚汉简，为研究当时邮驿交通对地区间乃至中外的文化交流及商贸往来提供了十分翔实的资料。咸阳、长安、洛阳等一批城市因处于交通枢纽的位置而得以兴起，最终发展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进一步对全国的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布局、经济发展等起控制作用。次一级城市中，高邮等一批邮驿据点更是由交通因素得以快速发展。“西汉时期历史名人高度聚集于首都长安附近，次一级的历史人物聚集区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标准差椭圆来看，人口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名人分布呈现东西分立的格局”，可见交通直接影响到人口和人才的空间分布。通过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秦汉大一统国家交通运输体系对后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
秦汉至明清，丝绸之路、大运河、邮路驿站等纵横南北的干道建设，更是交通运输网络促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构建的有力支撑，不断发展的交通网络和交通工具以及交通管理制度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如元代，驿路横贯欧亚，疆域之内必有交通运输网络。“元代幅员最广，东西交通亦最发达，欲究其原因，诚不易言，而我国邮驿制度亦以元时最发达，实为最大原因之一”。至于大运河及各区水系和船舶技术则为明清两代的“南粮北送”及“北兵南调”提供了稳定、安全、快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对明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功不可没。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敦煌吐鲁番文书、黄河栈道、南京明代郑和下西洋“宝船厂”遗址等交通运输遗产深刻地记录了古代中国人民建设国家、开拓进取的历史进程。直至近代，以“京张铁路”为代表的一批交通运输遗产更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努力奋斗的标志，是民族独立的交通文化标志。中国历代交通运输的发展是为适应其时国家和人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需要，全国交通运输方式和陆水交通路网体系也因此由简单走向复杂，由单一走向网络，由人力走向电力，由机械走向智能，深刻反应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军事文明、工程技术文明等内涵。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类交通运输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系统的调查、认定、研究和展示利用。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作为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情感、经济、生态等多种价值的文化资源，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和传承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使得经典的交通运输的遗产本体及其所处历史环境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能够确保其在推进交通强国建设，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促进社会主义先进交通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交通，在国内外展现中华民族的交通历史文化创造和人类文明多样性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笔者及其团队先后主持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与利用研究》《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产综合调查》《中国古黄河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隋唐大运河安徽濉溪运河遗址保护与展示方案》《中国大运河江苏段申报世界遗产研究》《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范研究》《三峡库区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完善专题规划》等与交通遗产普查、研究有一定相关性的课题，积累了一些与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的认知、保护、利用方面的经验。基于上述工作，笔者认为中国交通运输遗产事业要在坚持国家相关战略的引导下，在文化遗产学术指导并坚持“整体性”和“区域性”协同的理念，综合多维视野如“文化线路”“景观廊道”“文旅交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等新方向，对在空间、时间、形态、功能上相互联系的交通运输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二者共生共存的特色文化空间等进行统一调查与整理，建立国家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目录体系和数据库，并进行多元价值评析，揭示其多维价值及整体价值。
初步认为，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认知、调查、研究、保护、利用对象在时间上应包括先秦时期至1949年的中国交通运输遗产：
1.全国范围内与历史上交通运输活动相关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古代和近代遗址、建筑物、设施、用具、工具、石刻、书画、舆图、文献、名人故居、交通人物墓葬等重要物质性文化遗产。
2.全国范围内与交通运输遗产相关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工艺、地名、故事、习俗、诗歌、词赋等。
以不可移动的交通道路遗产为例，中国交通运输遗产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可构架起三级交通运输网络：
1.一级网络,全国范围内重要的南北向、东西向的交通运输干道遗产及其附属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
2.二级网络，区域范围内连接地理分区和重要城市城镇的交通运输次干道遗产及其附属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
3.三级网络，深刻反应核心城市地理位置及其对外交通的古道街巷遗产及其附属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初步的调查研究应由以下内容组成：
1.交通运输遗产发生发展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古代中国至1949年交通方式的变化，分析、认知不同时代交通遗产的种类、内涵、特征等。
2.交通运输路线遗产，包括陆路、水路、海路的重要驿道、古道、河渠、运河、航道、港口、历史地图、里程地标等物质性遗产和历史交通地名等非物质遗产。
3.交通运输设施遗产，包括典型的桥梁、路亭、运河、渡口、码头、古图等物质遗产。
4.交通运输工具遗产，包括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突出作用的车、船、肩舆、轿等物质遗产。
5.交通运输管理遗产，包括历代交通管理机构、法律规定以及相关设施、记录文件、用具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
6.其他相关文化遗产，如与交通运输相关的碑文、诗歌、词赋、传说、历史地名、重要人物遗迹、古籍、历史档案、手稿、书画作品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7.中国交通运输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方法、路径、措施、价值等。
四、结语
前期考察中，笔者发现大量的交通运输文化遗产如古道、桥梁、关隘等无论是否还在继续发挥交通运输作用，它们都在城市化、乡村改造或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冲击下变得极易被损坏，对交通运输遗产的调查、研究、认定、保护和合理利用成为当前应该面对的问题，这些十分珍贵的独特遗产有助于我们记录好、保护好、传承好在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化遗产范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交通运输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弘扬这些遗产彰显了文化自信，有助于推进交通强国建设，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夫利交通，所以便委输，均有无，广垦辟，禁奸暴也。盖政教可及，必舟舆攸通，交往既繁，而浚筑斯起。于是河渎贯注，经涂错综，邮亭弥野，驿马绝尘”。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内，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的建立对于深刻认知交通与文明进步、交通与国土开发、交通与城乡聚落体系建构、交通与民族融合及国家统一、交通与人口移动、交通与自然资源开发、交通与市场互动、交通与文化传播、交通与环境变迁、交通与地域整合、交通与生活方式演化、交通与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交通方式、交通器具、交通范围、交通制度、交通效益、交通价值等重大历史、文化及文明问题等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从而让交通运输文化遗产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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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云翱陈思妙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来源：原文刊于《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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