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前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因其高大的青铜神树和神人以及大量青铜人头(含人像)、面具、动物像、礼器和玉石瑞器等物,引发出了大量新的研究,使三星堆成为中国古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由于这一发现及随之而进行的大量发掘,现已揭示出三千数百年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王国,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并接受了大量商文化影响,但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依然极为显著。当这个蜀王国强盛时,管辖之地曾扩大到川康滇高原(自西昌至云南),在成都平原的统治则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最后被秦惠王所灭,其后裔还曾南奔越南。这个历时近两千年而分布范围又如此广阔的蜀文化,在中国古史中自然占有重要地位,并会受到全面研究;但当前因三星堆是新发现,大家当然先集中探索这种文化的来源及其主要的崇拜内容。现有认识很不统一。我则以为,蜀文化所以迅速发展起来,同公元前三千纪中叶有一批长江中游的“三苗”之民来到这里并带来了比较发达的文化有关,况且直到公元前二千纪的后叶,早期蜀人始终与“三苗”集团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系;这些早期蜀人有多种信仰,但以土地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其核心。
一早期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的殷墟期,即前二千纪的后期。这种文化有青铜礼器尊和罍,青铜兵器戈、钺、矛,玉石瑞器璧、琮、圭,这些都是源自黄河文明的产物。还多小型精致的斧、锛、凿等石质的木工工具。陶器则为具有强烈本文化特点的手制的小平底或尖底的盂、小罐、杯、灯座形器和鸟头把勺等;有一种封口盉,则亦是源自夏、商文化的(图一)。
这种早期蜀文化的直接源头,现在还没有完全找清楚。但据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知在长江中游自三峡至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和南岸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从七八千年前至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城背溪、大溪、屈家岭和当地龙山文化这样一个系列;而自瞿塘峡以西,也就是长江三峡以西,直至成都平原和川北之地,另有一个新石器文化系列。约属六七千年以前的奉节老官庙遗存,多少表现了这个系列的早期面貌;约属四千五百年前的三星堆遗址北部的西泉坎遗存,又大体反映出这个系列的晚期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以西泉坎等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等四川地区新石器晚期遗存,以大量的灰白陶为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普遍存在一种镂空圈足豆。这恰恰亦是长江中游屈家岭中、晚期至湖北龙山文化(即石家河文化)的特点之一。从城背溪和老官庙这长江中游东、西两大新石器文化系列早期阶段的特点看,西泉坎等地点盛行灰白陶和镂空圈足豆,应当是屈家岭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向西影响的结果。这就暗示出其时有一批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居民,曾经西迁至成都平原等四川地区。这种居民按古史传说,当属尧、舜、禹时期的“三苗”。
三苗是其时长江中游势力最大的部落集团。据《战国策·魏策一》,其中心活动区域在洞庭、鄱阳两湖之间。《国语·楚语下》曾说:“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国语·周语下》亦谓:“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这说明三苗集团尧时已经出现,而其存在的时间则一直延续到商代。
尧时黄河中游同三苗的关系,最初应当是和平的,故《荀子·成相》说:“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但后来显然发生长期冲突,所以帝尧后期就对三苗进行了第一次打击,即所谓的“窜三苗于三危。”其实，这次行动是舜实行的,故《荀子·议兵》、《战国策·秦策一》、《淮南子·诠言训》皆言“舜伐有苗”;《吕氏春秋·召类》亦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淮南子·修务训》则将此事夸大为“(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经此次打击后,情况类似帝尧时期那样,三苗与帝舜集团先是保持了一段比较平静的关系,以后则由帝舜集团中的大禹对三苗发动了另一次更严重的打击。前一情况如《韩非子·五蠹篇》所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后来则如《战国策·魏策一》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墨子·非攻下》曾说经过这次打击后,“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既谓“遂几”,就说明并未完全被消灭或赶走。这同前述《周语》、《楚语》中所说三苗可“下及夏、商”也是符合的。
现在,夏文化已可基本确定即二里头文化,则上述舜和禹对三苗进行的两次大打击,应大体发生于屈家岭及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其中,第一次打击后又出现了“窜(即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这个“三危”的地望,自汉以来,有陇西和敦煌二说。最近饶宗颐在其新作《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西南部族地理与三星堆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出)一书中,改正甲骨文中董作宾旧释“下旨”为“下危”,又找到一条“上危”材料和若干条“危方”材料,并在《银雀山简》中寻出“舜击三苗方(放)之危”的记载,推断“危方”即银雀山简中的“危”,而危方因分为上、中、下,故后称“三危”。甲骨文中的“危方”,据有关材料推定,近于岷山。《蜀王本纪》曾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蚕丛是蜀人始祖,这即意味着蜀人自以为起源于岷山,亦与上述推测相合。这就可知,在尧、舜之际,有一部分三苗部众曾被迫迁入陇蜀之间,也就是已经进入四川境内。这样,三星堆古城北部西泉坎遗址中出现的大量灰白陶和镂空圈足豆,自然可理解为正是“窜三苗于三危”时带到那一带的新因素。那时,三苗的文化在长江中游一带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它到达蜀地之后,自然促进了当地的原有文化。近日成都市周围发现的新津市宝墩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古城、温江县鱼鳬古城、郫县古城、崇州市环河古城,都是屈家岭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影响到那里以后出现的。这种现象正具体表明了三苗文化的来到,使当地文化发生了跳跃性的进步。三星堆等地的早期蜀文化,就是借此契机迅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中大量存在的封口陶盉,最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应当是通过三苗的媒介而传入的。
大概正因受到大禹的严重打击,长江中游的三苗文化不免有所衰落,故至商代的二里岗时期,商文化在古之云梦泽以东可直达长江北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在云梦泽以西则对长江南北岸的文化都给予了强烈影响,如湖北江陵荆南寺和湖南石门皂寺下层遗存所见。另外,来自更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的因素,也极大地影响到这一带。
到了商后期,洞庭湖周围及其附近的三苗余部,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青铜工艺极为发达,铸造出许多体型高大和厚重的铜铙和铜鼓,以及动物造型的礼器如乳虎卣、象尊、猪尊和人面方鼎等。一般形态的青铜礼器则有尊、罍、卣等,而尤以尊和罍为多,成为这一带的文化特色。
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三星堆和彭县竹瓦街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中,其青铜礼器都是尊和罍,这显然又表示出与同时期的湖南等地的三苗文化,依然存在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图二~四)。另外,在近十多年中,在湖北宜昌地段的清江之中和四川巫山大宁河畔又分别出了类似于三星堆遗物的商时期的铜罍和铜尊各一件,又多少暗示出那时的巴人也和三苗余部存在着相当的文化联系。
三年以前,巴蜀书社的范勇先生曾敏锐地提出了早期蜀人是由当地的濮人和西迁的部分三苗之众融合而成的意见。现在,我又作出了上述说明,早期蜀文化与三苗文化存在着特殊关系的认识,应当已走出猜测阶段而进入具体推定时期。
二三星堆遗存中的崇拜内容
三星堆出土的铜树、铜人、铜面具或铜人头、动物形铸件及铜祭坛等物,一望即知反映了一些信仰崇拜活动。但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信仰崇拜，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要真正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首先应当从人类信仰崇拜活动的总演变过程出发,考虑在这种青铜时代普遍存在的主要信仰是什么,然后再结合具体遗物,细加分析,再作推定。
人类当产生后不久,因自身力量微弱,感到周围一切自然之物,都能影响自己的存亡,自然以为“万物有灵”。据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了一些狩猎之神和生育之神的最初崇拜。至新石器时代,日月星辰及各种动植物,都曾成为崇拜的对象;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原始部落中,则地母神、生育神、祖神是最主要的,有时还有农神。但那时的祖神,是一种图腾祖先,因为当人类刚从动物群中分离出来后,往往以为某些动物是自己的祖先,从而把这些动物当作本氏族的图腾祖先。
到了青铜时代,源于从前那种“万物有灵”信仰而产生的各种自然神,依然延续存在,但最主要的崇拜,则是地母神和人格祖神;农神或亦存在,但因人们见到粮食是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认为对于主宰粮食丰收与否来说,地母神是最重要的。所谓人格祖神,也就是祖先崇拜。当母系氏族制时,原始部落实行图腾对婚制,故崇拜图腾祖先。到了父系氏族制乃至王权出现以后,原有那种稳定的氏族对婚制,已向多种形式的共时性的联姻方向转化,权力开始世袭,图腾制被否定,从前的图腾祖先自然被人格化的祖神取代。当然,最初的人格化的祖神,还带有浓厚的神化或是图腾式的色彩。
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正值青铜时代,按照通常的逻辑规律来考虑,其信仰应是有多种自然神和土地神及人格化的祖神并存,而以后二者为重。三星堆出土的若干崇拜物,正是三者并存而以地神和祖神最突出。
三星堆蜀文化的地神,就是大铜树和大铜人。
三星堆出的铜树有好几件,因尚未全部复原,具体数目不详。最大的一株高达4米以上,中型的也在2米以上(图五)。各树在主干上伸出三层枝叶,悬挂着许多物品,但皆散落,难以复原,能辨认的是树枝上套着不少铜质的玉璧模型。铜树的底座、顶端及树枝末端还饰有盘龙、立凤、飞鸟、果实等附件。有的铜树底座还附有三个跪坐状的类似于大铜人的小型地神(图六)。
这种铜树,显然是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最流行并在云南、贵州、甘肃和青海东部亦有所发现的墓中随葬的铜制钱树的源头。东汉墓中的钱树,我在1980年已著文说明是当时各地普遍存在的社树的模拟物。三星堆的大铜树既是东汉钱树之祖,其性质也应当是社树的模拟物。
所谓社树,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神。早在原始的农业部落中,因为见到农作物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就发生了对土地之神的崇拜,即大量民族志材料中所说的地母神。中国古代大概因为在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以大树的形态最为庄严,就以大树来作为地母神。又因古代对地母神的崇拜活动是在“社”中进行的,就把这种地母神叫做社树。《论语·八佾》曾说:“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书·甘誓》亦曰:“弗用命戮于社。”有了这些记载,可知最迟至夏代,黄河中游便以社树为地母,并继续到商、周以后。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同黄河文明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蜀地也以社树为地母神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树是天然的大树;东汉墓中的铜质钱树则为社树的模型明器。三星堆的大铜树,因其形体高大,当然不是明器而是实用物。这种实用物,应该是置于社宫的大殿内,是蜀王进行社祀时专用的,一般民众则应当还是在露天的真正的社树下进行社祀活动。先秦之时,同时立有这两种社,其实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如《礼记·祭法》便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看来,三星堆时期的蜀王国,也是实行“王社”和“大社”并存的制度。
不过,早期蜀文化中的社树,毕竟有其自身特点。如树枝上所悬铜制玉璧模型,则又具有祭天的意义。因为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明言“以苍璧礼天”,社树上挂的玉璧,不可能是别的用意。至于在铜树底座上作出的三个跪坐铜人,其双手所持之物,按其形态,同下述大铜人所持之物完全一样,是一种原物已经脱落的玉琮模型。前引《大宗伯》又曰:“以黄琮礼地。”铜人持琮礼地,当然是一个祭地之神。大树树根之旁有神祭地,正进一步表明了铜树的性质。
大概因为铜树又包含着可以祭天等涵义,许多人就引《淮南子·地形训》等记载,以为象征“建木”。其实所谓“建木”,是专指位于天地中心的某一棵神木。三星堆的铜树,既然并出多件,就不会是某一特定神树的模拟物,还是应解释为社树的象征,只是多了还可用来祭天的用途。
当把铜树的性质分析清楚以后,大铜人的性质,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这件大型铜人立像,站于祭坛之上,通高2.62米,跟真人一样高大。立人头戴高冠,身着华衣,双手作把握某物状,中空,似原持之物已脱落,从中空部分的整体形状看,其横断面略呈方形圈状;从双手上下相距的位置看,所握之物应为长条形(图七)。综合这些现象,并考虑到当时可能存在的物品,已有学者推测铜人所持,应为一长条形大琮。这个大琮,如为玉质,则可能在瘗藏大铜人时取下而另置别处;如为木质模型,当因已经腐朽而现在看不见了。前已述及,先秦之时,以琮礼地。铜人既然手持大琮,无疑是象征一个正在祭地的神祗,也就是一个地神。这种大型的青铜地神,我以为,和青铜大社树一样,在当时是蜀王专用的社宫之内的崇拜物。
三星堆所出还有大量青铜的人头像和面具。无论是人头像还是面具,最初都可能是套在一个木质人形或木柱状物之上,后因木质腐朽,就只留下青铜的人头或面具。
如何推定这些东西的性质,当然是很困难的。但其中一件特大的突目面具(图八)和两件略小的大型突目面具(图九),应当是一种蜀人的始祖之神。
据严可均辑录的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蜀之先王,第一个叫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上述的三件突目面具,正具有纵目特征,而且在其他大量的面具和人头像中,再也见不到这种纵目特征,可见这三件面具,如和其他面具及人头像相比,具有特殊地位,所以赵殿增同志就曾推测这象征蚕丛。按照各地青铜文化一般流行的信仰状况来估计,此时的祖先崇拜,应占重要位置;而对于先王来说,其第一代先王,即被当作始祖来看待的先王,如商之契、周之后租,更具特殊地位,且每被神化。上述三个纵目面具双目奇凸,两耳作大片外侈状,根本不像普通的人脸形,况且两件略小的还在鼻间作出上扬甚高的片状勾云形装饰,俨然神怪形态。把始祖神化,亦正是青铜时代习见之风。
至于当时是否还有始祖蚕丛以后的各代祖神及各种自然神,因为缺乏文献记载作旁证(汉画像石中的一些自然神,便因有文献上的旁证而被推定出来),现在还不能加以推定。但是,三星堆的出土物中,既然还有铜人头像54件、小型人像20多件、其他面具30多件,以及许多青铜的龙、虎、蛇、鸟、鹰、鸡等动物造型的铸件,其中含有另一些祖神和自然神,也是很可能的。
所以,总起来看,三星堆出土物所反映的信仰情况,同大多数青铜文化一样,包含着自然神、地神和祖神的崇拜,而以地神和祖神的崇拜为主,其祖神,则已走向人格化,但仍被加以神化。
这就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的信仰、崇拜的总面貌。
作者：俞伟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
来源：《文物》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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