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学研究院开始，就与玉石器有了宿世之缘。自1985年回归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后，我很幸运选择了以东亚玉器为身命之学。中国玉器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玉器在古代社会是宗教信仰、道德礼仪、政治权力、社会阶级、经济价值的象征。古玉制作更是史前高端科技的体现。儒家思想主张“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器成为中国文化中精神与物质核心的代表。近三十年来史前玉器发现层出不穷，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灵。考古学的发现，已完全颠覆过去对玉器历史的认识。古代文献中有关玉器的记载，吉光片羽，固然是很值得珍惜。理字原训就是治玉，引申解作逻辑思维之理，“人不学不知理”，治玉的精神深入人心。考古揭示东亚地区史前玉器承载着数万年悠久的历史。玉器成为东方思想的源泉，由本土茁壮成长。
香港弹丸之地，过去被认为是文化的沙漠！事实上近年考古新发现显示，在距今约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灿烂的玉器传统，已南延一脉至珠江三角洲，在香江多处考古遗址发现过良渚文化相关的玉器。香港从此被纳入中国玉文化的怀抱中。1990年，在北山堂主人利荣森先生资助下，我们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共同合作，从南丫岛大湾遗址发现了10处商代中期的墓葬，出土丰富精美玉器，包括牙璋、戈、镯、玦等。这里我们要补充一句，本书中所指“牙璋”，是引用清末吴大澄所订名的牙璋作准则，而与《周礼·考工记·玉人》中“牙璋”没有任何的关系。
1994年，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以牙璋及彩陶为主题，召开了第二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会议”，其中牙璋更是会议讨论的焦点。我们邀请国内几乎所有曾亲手考古发掘出牙璋的学者出席，更难得过去鲜为人知越南北部出土的牙璋，在会议中由越南考古学院何文瑨院长首次披露。另外，欧美、日本等各大博物馆所藏牙璋的状况，也被罗列报道。这次会议的成果，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会议前提交《由牙璋略论汉土传入越南的遗物》外，会议当日又再提交《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饶先生认为“把牙璋作为独立研究是古器物学的一桩大事……可说是香港学术界史无前例的一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志达先生在《考古》对牙璋会议评介，“香港国际会议对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越南出土的玉石牙璋作为重点议题，客观上将中国古玉研究引向更深、更专题化方向，其学术意义是深远的”。
东亚牙璋分布
2014年4月，幸蒙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的推介，我得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相过从。顾院长以学术为天下公器，让我对花地嘴等遗址出土的玉器拍摄和研究。其间顾院长以为，1994年国际牙璋会议既取得一定的成果，今后对牙璋学术研究的推进，理应更上层楼。1994年在港牙璋会议后二十多年间，中国、越南在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领域内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新发现的牙璋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一处，就出土数百件牙璋。因此，他建议召开第二次国际牙璋会议，地点可移师到华夏文明的诞生地郑州市举行。这样，承蒙顾院长的指导与支持，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间，由香港中文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第二届国际牙璋会议顺利举行，并出版了《东亚牙璋图展》的精装专刊。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郑州牙璋会议期间，广州市增城墨依山遗址的墓葬发掘中，有两件商代牙璋“应声”而出，一时传为美谈。会议后顾院长鼓励我就过去已发表牙璋论文结集出版，并附加上各地出土牙璋的图版。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因缘际会，从1990年我亲手发掘香港大湾牙璋起，不经意间已过去20多年，为探索牙璋的起源，已走过漫漫长路，谨此衷心感谢国内外师友的教导和支持，永志不忘。我对于牙璋的学习，也是从南海边沿香港蕞尔南丫岛出发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参与越南北部冯原文化相关遗址的田野工作，先后发掘了海防长睛及富寿Xom Ren遗址。前者是越南北部沿海青铜时代规模最宏大的玉器作坊；后者是红河三角洲中出土牙璋最多（共7件）的遗址。在国内，近20年间我多次前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东南闽粤沿海各地的考古研究所及博物馆，尽可能直接全面地收集有关出土牙璋的相关资料。香港大湾遗址的牙璋是末流，黄河流域的牙璋是源头。因流溯源，再由源及流，探颐钩沉，原始要终，上下求索，力图追寻牙璋的史迹。
本书结集十多篇已发表的关于牙璋的论文，说来也是东涂西抹，薄着微劳，充其量仅作为我学习牙璋历史一段经历。全书结构主要分为甲部图版与乙部论文。图版部分包括东亚各地出土一些牙璋及遗址风景。本书目录中论文排列从牙璋综论开始，按各地牙璋出现年代早晚顺序。而从论文写作先后及内容重心，可分为四个组别。
第一组论文讨论香港与越南牙璋的对比关系。《越南冯原遗址与香港大湾遗址玉石器对比试释》，《香港大湾出土商代牙璋串饰初论》，为我对岭南及越南牙璋的学步之作。1994年，我在整理大湾牙璋过程中，发现牙璋本体上有阴线几何形图案，是一种浅刻的工艺，如非观察入微，往往会视而不见。根据这次经验，其后我在观察越南冯原、以及我国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牙璋时，相继首次发现了同样具有浅刻风格几何形的图案。在文章中我提及香港大湾牙璋高矮两列的扉牙，是东亚牙璋中独一无二的特征。然而，其后广西感驮岩洞穴及广东墨依山出土的几件牙璋，也具有高矮不一扉牙。这种不对称扉牙特色应是岭南牙璋地方的风格，很值得注意。
牙璋巨大化过程
中原地区自二里头时代以后牙璋向南方发展，一直是很受注目的问题。第二组文章探讨中原核心地区牙璋向南方的辐射。《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东亚视野下金沙玉璋源流》几篇，是以中原地区牙璋特征如龙形扉牙、牙璋本体侧缘刻划竖纹等作为“指纹痕迹”，展示中原地区牙璋向西南四川盆地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影响。
第三组论文集中讨论牙璋在西北地区扩散及其影响。陕北石峁遗址一直是以生产大量精美墨玉牙璋著名。《金沙T7903第9号遗存玉牙璋源流》、《牙璋在中国西北的扩散》讨论石峁牙璋对甘肃及西南地区史前文化的波及。甘肃地区牙璋表现出与石峁牙璋有着密切的关系。龙山文化阶段黄河流域牙璋由东向西扩散的迹象，草灰蛇线，伏延千里，日渐明朗。
最后一组论文讨论牙璋起源、东亚牙璋体系、发展和牙璋研究史回顾。并附加了1994年诸家在香港会议讨论牙璋的论点，引用原作者的文字，分类编订。这包括了《东亚最早的牙璋》、《东亚先秦牙璋诸问题》、《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牙璋研究史回顾》、《1994年诸家论牙璋》。山东龙山文化甚至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所属区域，很可能为东亚地区牙璋起源地。牙璋在山东龙山文化早期出现，到商代末期逐渐退出东亚历史舞台，其间经历约有1,500年漫长的过程。199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学海先生在《牙璋杂谈》主张牙璋山东起源说。1998年公布山东沂南县罗圈峪遗址出土4件牙璋及一组玉石饰物，其中共存玉镯是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间典型的饰物。罗圈峪的发现增强了山东为牙璋起源地的可信性。此外，为了系统整理牙璋的历史，必须从牙璋的研究史入手。这方面我们作了初步的尝试。
牙璋与中国以至于东亚地区国家起源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1994年我们公布《中国、越南出土牙璋遗址分布》图后，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饶宗颐教授1994年论牙璋的分布，“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与《淮南子·泰族训》“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州”的商人疆土，“完全符合事实”。1995年，英国罗森夫人在其大着《中国玉器》一书中，引用了牙璋分布图讨论中国与越南间牙璋的互动。2003年，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在《夏王权诞生的考古学》一书中，把二里头牙璋作为宫廷礼仪的瑞玉，从牙璋分布讨论玉器在东亚早期国家扩散的社会背景。2009年，许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从东亚玉石璋分布分析二里头文化向各地强势的辐射。2012年，日本广播协会（NHK）出版《中夏文明的诞生》专刊中，以二里头龙牙璋作封面标志。牙璋起源与分布，已成为中国以至东亚国家起源一项重要的文化象征。
陕西石峁牙璋SSY17平行弦纹及方格纹
近年来，国内从学术界到社会大众，都热切关注“中国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或者质疑古史夏王朝的真实性。其中疑惑之一“牙璋的分布竟然比所谓‘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感到困惑”。究竟牙璋是什么东西？牙璋是如何起源与扩散？牙璋扩散背后有怎样的社会背景？牙璋是如何使用及功能有否变化？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希望今后深入探索的方向。我们必须坦白，现今对牙璋的研究并不深入。
要说明牙璋的社会意义，牙璋的功能是无可回避的问题。考古发现早期牙璋可能与山川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1994年张学海先生对牙璋的功能推测，认为是“因时因地而变化”，估计最早山东龙山文化阶段，牙璋是用作祭天拜日、祈年的礼器。他举出山东五莲上万家沟牙璋出于半山腰的丘岗，可能与祈年、祭山活动相关。其后公布山东罗圈峪遗址的三件牙璋，也是在山腹岩荫中发现。2015年9月，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与我一同登临罗圈峪半山岩荫地点，考察了牙璋出土地周围地貌，估计早期牙璋与山岳的祭祀有密切关系。再者，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院长教示，近年石峁遗址发现的牙璋，均出自城墙周围倒塌的堆积和文化层中。目前石峁牙璋具体的社会功能难以断言。河南新砦文化花地嘴的牙璋，出土于祭祀坑中。一直到二里头遗址阶段，牙璋的角色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方面应从二里头城市考古学新发现的角度去分析。
二里头遗址考古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在遗址内揭露数十座大型、中型夯土建筑的基址，一号宫殿基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中庭可容万人朝堂建筑，规模宏大复杂，布局主次分明。许宏先生指出：“二里头都邑大型宫殿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主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仪礼的‘朝廷’之所在。”美国加州大学罗泰教授在《谈夏朝》中说过，“现在也已经不可否认二里头有个庞大的国家存在”。二里头宫殿群及宫殿的结构，从城市聚落方面雄辩了中国早期国家无形制度和王权抽象概念的存在。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也很清楚地反映了其特殊的社会角色。
一直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牙璋、玉刀、玉钺、玉戈等大型礼器，被发现集中埋藏在宫殿周围贵族的墓葬中，反映了所属贵族社会阶级的背景。古代社会中祭神时使用的玉器，称为祭玉；瑞玉是贵族间交互拜访，或谒见王者使用的玉器。冈村秀典先生认为在二里头遗址以前，牙璋为祭祀用的祭玉，而二里头三期以后牙璋等玉器，已转化为宫廷礼仪中的瑞玉，为王国内君臣关系、秩序的体现。这样二里头文化阶段的牙璋，在功能上有着革命性的变化，牙璋形态亦出现转变，包括长度增加到约50厘米的定制、两侧扉牙的龙化造型、器体附加萨满的符号等。这些牙璋上增添的因素，一方面增加了器物的威仪与神秘感，另一方面扉牙龙形造型更可视为王权的象征，对此后牙璋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据此二里头文化阶段牙璋已脱颖而出，成为宫廷礼仪中最重要的瑞玉之一。
河南花地嘴牙璋及相关玉器
2017年，我在《金沙玉工·牙璋与国家制度的形成》一文中曾指出，二里头时代的玉器和青铜器等的意义，超越宫廷礼仪的概念，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物质象征。二里头是中国以至东亚地区国家政治都城的雏形。换句话说，其后延续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的王朝都城，都发轫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出土青铜器、玉器，正是王朝政治制度秩序的象征，可以发挥着凝聚人心，促使民众或其他部族，服从二里头王权的权威。
有关国家起源问题理论，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有以下精辟的发言：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说，二里头或可视为东亚地区最早或者接近最早，第一个或者第一批国家出现的版本。国家是必须有政治制度去运作，没有良好政治制度，社会无从治理。二里头原生型的国家出现后，可能是因为社会政治制度出色的表现，逐步变得更为强大。这样周围部族社会如果不甘被征服，就必须起而仿效。二里头国家制度的传播，就是东亚地区竞争型国家的衍生。二里头青铜器与玉器等，当然也随着竞争型国家的出现而扩散。本书中所讨论牙璋玉器，也因此成为国家政治制度中之一重要的代表。
许宏先生指出二里头原始国家并非以军事镇压式的强势向外扩张，其影响辐射主要依靠软实力的支持。这种软实力具体表现，可以从牙璋玉器的传播中得以观察。近年我们分析对比各地牙璋上细部的特征，认为对牙璋体系的建立，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和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以二里头文化第三期VM3:4牙璋作个案分析，讨论早期广域王权在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折射了中央王权与地方首领间复杂的关系。二里头VM3:4牙璋的原型，先后被望京楼、金沙2001CQJ:955、三星堆燕家院子及越南Xom Ren等牙璋直接仿效，各牙璋形制上细部相似程度，显示同一系统内政治文化与技术承传密切的关系。越南Xom Ren遗址墓葬出土牙璋的组合与摆置方式，更与二里头墓葬中发现牙璋的状况非常相似。这方面显示地区间的交流，可能是通过赏赐的途径，或者是技术人员长距离的迁移，甚至可能是二里头政治人物南下到西南地区。
越南永富省冯原牙璋PN51
另一方面，从西南地区三星堆祭祀坑及金沙遗址发现牙璋显示，除了受到来自二里头明显的影响外，也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色彩。这包括牙璋超巨大化或小型化两极的分化。牙璋已完全变为仪式化道具，巨大体量已不再适合手持祭祀，而改为安装固定后从远距离的参拜，小型牙璋可能是纪念性的象征物。此外，在龙形扉牙变成徒具虚形，“忘汝神气，堕汝形骸”（《庄子·天地》），出现形骸化的现象。更有甚者，把原有龙形扉牙改为凤鸟形状。这些都反映了西南地方的特色。四川盆地接受来自二里头强烈影响后，仍显示地方主导的发展，具备了竞争型国家的特色。
牙璋在东亚广泛分布，某种意义上是原生型国家与竞争型国家互动中，代表国家制度传播的反映。在牙璋的文化圈内，逐渐形成类似的国家意识。在如此广袤的范围内，同时也很可能存在某种共通的语言。弗朗西斯·福井认为，在世界史上“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秦汉时期所制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秦汉国家来源于夏商周三代的发展。许宏先生说：“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在这个前提下，二里头牙璋与南中国以至越南牙璋的分布，很明显可以解释为最早国家政治文化的雏形，也是最早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过去历史学家杨联升教授《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中指出，夏商时期的五服，周的九服，大部分是凭空虚构。现今考古学发现证实三代夏商周的历史，并非虚无缥缈。
古文献与考古学必须紧密合作，殊途必同归，百虑须一致。有关夏代历史探索，必须摒弃文字的霸权。在缺乏文字证据下，根据考古遗迹与实物仍足以论证王朝制度的成立。在考古与文献分途合击下，从未有像现今这样无限接近夏商历史的真相。牙璋对夏商间历史及国家制度起源研究的重大意义，可以从这里略窥端倪。
作者：邓聪，香港中文大学（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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