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公治礼作乐、儒家倡行礼乐教化政治以来，历代王朝无不孜孜以求礼乐制度的完善、乐器的完备壮丽，以期感神明、重声威。满族入主中原，为争取广大汉族士庶的民心、获得统治合法性，更是频频致力于完善礼乐制度和制配典制乐器，尤其是用于殿陛典礼和坛庙祭祀的中和韶乐的乐器。其中，所谓“编悬”“八音纲纪”的编钟，更是制作难度大、耗费银两多的重器，清朝历史上罕有预先制作备用之举。故而，编钟的铸造和使用可谓是清代宫廷礼乐发展状况的风向标。笔者已有专文考证论述了清宫编钟制作、发展的历程，本文将对现存不同材质、规格、纹饰的编钟实物，考证和辨析其各自的使用场合，考订《皇朝礼器图式》《大清会典图》等礼书记载的不实之处。
现存清宫编钟实物的区分
有清一代，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祖孙大力制礼作乐，整顿国家礼乐制度，曾大规模地制作以编钟为重器的家国雅乐乐器。康熙朝改制和乾隆朝添置中和韶乐乐器的力度和数量都是极为可观的，这可以从清宫造办处档案、奏销档、历朝《大清会典》等各种文献记载中得到明证。但由于琴瑟、箫笛、埙、建鼓、搏拊之类的乐器本身极易破损，加之紫禁城之外的各处坛庙、圆明园、盛京曾惨遭盗窃抢掠，而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流散世界各地，让后人无从根据现存乐器实物想象当时制作的壮观景象。所幸，紫禁城之内的中和韶乐乐器，因为管理制度严格、逃过大肆劫掠而相对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紫禁城之内陈设和使用编钟的场所密集、功能不一，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宫编钟形制多样，足以反映清宫编钟的全貌。
首先，最明显的是编钟在规格上的区别。除去不同时期铸造编钟的尺寸细微差别之外，有编钟、小编钟以及外形尺寸介于两者之间的编钟三种。正常规格的编钟，通高在30-32厘米之间，底口外径在17-17.4厘米之间。这种编钟数量最大，纹饰上有云龙纹和八卦纹两种（图一、图二），八卦纹编钟比云龙纹编钟略大一圈。
（左）图一铜镀金双龙纽云龙纹编钟-黄钟
（右）图二铜镀金双龙纽八卦纹编钟-黄钟
所谓小编钟，与小镈钟、小特磬、小编磬、小琴、小瑟、小建鼓、小搏拊鼓、小柷、小敔等一样，是一整套规格减半的中和韶乐乐器。现存有两套小编钟，一套铜镀金，阴刻云龙纹（图三），康熙甲午年款，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一套也是铜铸，光素无纹，无年款，表面曾有鎏金，均通高15厘米、底口外径8厘米左右。尺寸介于两者之间、不大不小的编钟，目前所知现存有三套，均为云龙纹，通高21厘米、底口外径12厘米左右。其中，两套为合金铸造的所谓“金编钟”（图四），分别为康熙五十四、五十五年款（1715、1716年），现存故宫博物院；另一套为铜镀金编钟（图五），乾隆八年款，现存沈阳故宫博物院。
（左）图三铜镀金刻云龙纹小编钟-黄钟
（右）图四金双龙纽云龙纹编钟-黄钟
图五沈阳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云龙纹编钟-无射
其次，从编钟钟体的纹饰来看，清宫编钟也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云龙纹，从技法上看，又有直接铸造出来的浮雕云龙纹和铸造之后阴刻的云龙纹之分。云龙纹编钟最为复杂，从规格上看，大、中、小都有，质地上也是合金、铜铸都有。一种是八卦纹，钟体上均匀分布八卦符号作为主体纹饰，八卦纹以弦纹与乳钉纹相间隔，前后铭款位置则有夔龙纹、如意云纹。八卦纹编钟目前所见均为铜镀金，外形尺寸也是所有编钟中最大的。八卦纹编钟的现存数量和当时的制作规模，比起云龙纹编钟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再一种就是通体无纹饰的光素编钟，目前所见只有一套铜镀金小编钟，甚至连年款、律名也没有。
再次，从编钟的材质上看，清宫编钟有铜编钟和金编钟之分。通常而言，中国古代的编钟都是用青铜铸造，是西周以来八音分类法中金之属的乐器，中国古代习称铜为金，所以常泛称铜钟为金钟。金在古代则称为黄金、真金，用黄金制作的编钟则称为金钟、真金编钟，金钟与玉磬对举而言。清宫编钟依然如此，大部分都是用青铜铸造的，但也有在特殊的理念之下（下文详述），为突出与一般编钟的区别，用四成金即金、银、铜、锡等合金铸造的所谓“金编钟”。清宫档案、文献上称金编钟为“金钟”“真金编钟”，本文中也按俗称称之为金编钟。金编钟，目前所知现存有三套，均为云龙纹，两套为前文述及的康熙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铸造的中型编钟，一套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铸造的编钟（图六）。此外，乾隆朝晚期曾将专用于圜丘坛祭天及乾清宫、宁寿宫朝会典礼的黄钟律铜镈钟，改铸成金镈钟取而代之。
图六金双龙纽云龙纹编钟-黄钟
清朝礼书关于编钟的记载
面对形制如此多样的编钟，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编钟究竟是如何在清朝家国典礼中区分使用的？然而，检阅有关清宫典制的礼书，却找不到直接的较为详实的图像和文字记载，甚至其中不乏误载、矛盾之处。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编钟作为专用于中和韶乐的雅乐乐器，是分别用于清朝家国祭祀、朝会和宴飨三种不同场合，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并由不同的礼乐机构具体管理和承应演奏的。具体而言，根据嘉庆朝和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统计，陈设中和韶乐的殿堂有太和殿、乾清宫、交泰殿、慈宁宫、重华宫、紫光阁、皇极殿、乐寿堂、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盛京崇政殿、热河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11处；陈设中和韶乐的坛庙有圜丘坛、祈谷坛、方泽坛、太庙、奉先殿、寿皇殿、安佑宫、社稷坛、天神坛、地祇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历代帝王庙、先师庙、阙里文庙、关帝庙、文昌庙、太岁坛、方岳庙20处。凡坛庙祭祀使用中和韶乐乐舞，除奉先殿、寿皇殿和安佑宫属家庙性质，由内务府掌仪司承应外，例由隶属于礼部太常寺的神乐署承应，是为国家层面上天地尊神至尊身份的象征；当然同时也是皇权的象征，因为祭天地祖先是皇帝的专权，通常例由皇帝亲自祭祀。凡在外朝即太和殿、皇极殿、紫光阁、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盛京崇政殿、热河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朝会宴飨典礼，例由隶属于礼部的和声署承应，是为皇帝之至高皇权的象征。凡在内廷即乾清宫、交泰殿、慈宁宫、重华宫、乐寿堂这五处举行典礼，以及皇太后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一年一度宴请在京外藩王妃，例由掌仪司承应，是为皇帝及皇帝嫡妻皇太后、皇后身份的象征。例如，皇帝万寿节当日，皇帝先在太和殿接受王公文武大臣和藩属国使臣朝贺，由和声署承应中和韶乐；之后回到乾清宫，接受后妃和皇子皇孙庆贺，则由掌仪司承应中和韶乐。
然而，究竟每一不同的场合使用哪一种编钟，却不再有明确的记载。这对于当时的执事人员来说是不成其问题的，因为编钟等中和韶乐乐器在乾隆朝已经做到了专属专用，平日大多分地贮藏，故而礼书和档案不可能达到如此详尽的地步。康熙五十三年编纂成书的《律吕正义》正续编五卷，作为探讨乐律理论的专著，只是记载了编钟的律分图。雍正五年（1727年）始修、十年（1732年）告成的雍正朝《大清会典》，及时地将康熙皇帝晚年改订律制、改造乐器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收录进来，绘制了各种中和韶乐乐器外形图和律分图。其中，关于编钟，是将《律吕正义》中的编钟尺寸和编钟律分图（图七）照搬下来，并增绘了编钟的外形图，而且有教坊司所掌朝会中和韶乐编钟和太常寺所掌祭祀中和韶乐金编钟之分（图八、图九）。
（左）图七雍正朝《大清会典》所载编钟律分图
（中）图八雍正朝《大清会典》所载朝会编钟
（右）图九雍正朝《大清会典》所载祭祀金编钟
但可惜的是，外形图都是十六钟挂在全套架座的整体图，钟体外形与编钟实物稍有差异，钟体上的纹饰相当粗率而且不甚清楚，可以看出两种纹饰有别，但无法断定究竟是何种纹饰；而编钟律分图绘的则是钟内部的尺寸，黄钟律编钟为内高七寸二分九厘、体厚一分五厘九毫八丝，两者相加可得钟体高度为七寸四分四厘九毫八丝。接下来乾隆十一年（1746年）修成的《律吕正义后编》，除了十六钟挂在全套架座的整体图外，还增绘了一幅“钟式”图（图一〇），为单体的云龙纹编钟，绘制较为写实。
图一〇《律吕正义后编》所载编钟
而乾隆朝颁行的《皇朝礼器图式》，作为专门记载清朝典章制度器物的政书，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定为“毫厘毕肖，分寸无讹，盛世鸿规粲然明备”。但不知何故，被奉为权威的《皇朝礼器图式》同样只是画了一幅云龙纹编钟（图一一），配图文字记载为：“本朝定制，朝会中和韶乐编钟，范金为之，十六枚同簴，应十二正律、四倍律，阴、阳各八。以厚薄为次，薄者声浊，厚者声清。纽为双龙，中为云龙纹，近唇如满月者六以受击。形制皆同，高七寸四分四厘九毫，中径七寸一分四厘六毫，上下径皆五寸三厘九毫。前镌康熙五十四年制，后各镌律名……祭祀、宴飨中和韶乐编钟皆同。”
图一一内府彩绘本《皇朝礼器图式》所载编钟
其后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图》，也是只画一幅云龙纹编钟（图一二），但不再区分朝会、祭祀、宴飨。图像题名为“编钟，中和韶乐用”，配图文字记载为：“编钟，范金，十六钟同簴，应十二正律、四倍律，阴、阳各八，以厚薄为次。其制椭圆，下口平，外形皆同。上下径相等，皆五寸三厘九毫，中径皆七寸一分四厘六毫，高皆七寸四分四厘九毫。纽为双龙，中为云龙纹，前镌康熙五十四年制，后各镌律名，近唇如满月者六以受击。”
图一二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图》所载编钟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在袭用嘉庆朝图像和文字的基础上，恢复了雍正朝《大清会典》的编钟律分图（图一三、图一四），明确标注编钟各部位尺寸，编钟形体及纹饰纤毫毕现。此外，也可以确知，礼书所记载的编钟的高度，只是钟腔体的高度，不是包括钟纽在内的通高。清代营造尺长32厘米，编钟腔体高七寸四分四厘九毫，折合为23.8368厘米。显然，清朝礼书所载的编钟只是前文所述正常规格的编钟。
（左）图一三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所载编钟
（右）图一四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所载编钟律分图
通过研读这些图像和文字记载，可以确认清朝礼乐典制文献中的编钟：在规格上，只有正常大小的编钟；在纹饰上，除雍正朝《大清会典》载有两种纹饰外，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以下只有云龙纹编钟；在质地上，只有泛称为金钟的铜编钟。当然，如果再深入检阅《大清会典事例》等，也能发现祭天之用的金编钟。但在单独刊行、影响广泛的《皇朝礼器图式》中，只能看到一种编钟，即正常规格的云龙纹铜编钟。这种礼书记载无意或有意的粗略、失误，显然不能解释如何会有形制如此多样的编钟，不足以给出充分的、明晰的答案，甚至会产生误导。还需从现有的编钟实物以及更多的造办处档案等文献中寻找线索，考辨清宫编钟是如何具体分类使用的。
作者：孙召华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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