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日本对大禹的历史传承脉络
公元前100年的古代日本，百余个小国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政权。到了公元前2~3世纪，大和民族统一日本，开始摸索建立国家的途径，并于670年，从倭国更名为“日本”。在这段时期，日本国家强盛，以吸取建立国家所需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为耽误之急.为此,有目的的拓展与大陆的多方位交流。当时，日本主动移植中国主流文化使用了两条主要途径。
1.中国途径：
（1）公元3~5世纪的稻米及铁器等先进技术的通路；
（2）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学习大陆文化和技术之路；
（3）汉人大举东迁日本之人文之路，等等。
2.半岛途径
经乐浪、带方而东渡的汉人（约公元300年）与百济半岛人的归化（4~6世纪）之路。东亚的人流移动带动了纪元前后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播，《四书五经》和《史记》当属流传到日本的首批杰作。通过这些书籍或者根据汉人的传言，大禹的故事以其治水业绩和道德之高尚受人信服，根植日本有识阶层，同时逐渐广为信仰，普及民间。以下三则史实应与大禹的东渡同时并进：
（1）285年百济王来日晋见，特授《论语》和《千字文》，文明始动日本。
（2）531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来日晋见，加速了日本自觉选择导入中华文明之进程。
（3）554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来日晋见，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全方位推广。
据《日本书纪》钦民天皇5年记载，位于新泻县的佐渡岛在544年曾经存在一个叫做“夏武邑”的部落。“夏武邑”的地名虽然现今不复存在，但自古以来就有大陆移民通过朝鲜半岛来此定居的传说。
二、日本帝王教育与《大禹戒酒防微图》
明清时代出版了许多宣传圣贤的图鉴，如万历本胡文焕刊的《新刻历代圣贤像赞》，《古先君臣图鉴》，崇祯刊吕维祺辑《圣贤像赞》等古代君臣群像都是当时兴盛和流行的书画。诚然，这种现象与当时儒学的深入和社会民众所需息息相关。
同时代的日本的室町、战国、江户时代，之所以也产生了对帝王图鉴或者是圣贤图的需求，当与彼时尊王、尊皇思潮和以儒学为核心价值，力统内政的官学发展有关。因此，以大禹为楷模的《大禹戒酒防微图》才东进日本，成为境外大禹文化圈中之一员。
画在京都御所的御常御殿内隔扇之上的《大禹戒酒防微图》意味深长。那是一幅描绘酒祖仪狄向大禹献酒的代表性隔扇画。作者鹤泽探真（1834-1893）是日本江户末期与明治初期的狩野派画家。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活跃于室町时代中期（15世纪）到江户时代末期（19世纪）的400年间。该画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专注源于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将其全方位的体现于画面。其画法则结合日本式欣赏习惯和特色，具有雅俗共赏的效果，长期占据朝野各界的殿堂。
进驻京都御所的其他以中国帝王为原型的狩野派的作品还有《高宗梦赉良弼图》和《尧任贤图治图》，这两幅作品也以隔扇画的形式描绘在京都御所的御常御殿内，与《大禹戒酒防微图》联手合为隔扇画三图，作者分别为座田重就和狩野永岳。
《高宗梦赉良弼图》描绘的是殷商的高宗寻找梦中出现的贤人的场景。
《尧任贤图治图》描绘的是尧王任用贤人治国的场景
在京都御所生活过的天皇共有２8位，从御醍醐天皇到明治天皇。他们从1331年至1868年生活工作在此,与大禹戒酒图防微图同呼吸共命运。大禹戒酒图防微图伴随28位君主的目的十分明确:以大禹为楷模，保持传统的自重、自尊、自戒、自勉、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期成为万众所望的德君。
三、日本的天皇何以尊奉大禹
1.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建国治世之鉴
自古以来，日本的天皇就是学习并引进大陆文化的推手．他们的日常规诫中基本上以大陆文化中的君王和圣人的仁德为座右铭。如《禁秘抄》是顺德天皇（1210-1221）撰写的一本研究古代典章制度的书籍，里面记录了作为天皇应该铭记的典章制度。这本书还被看作是天皇必须遵守的准则手册，也被认作是天皇的家训。《禁秘抄》中说，天皇治学的目的，是要通晓历代天皇治理国家的方法，从而更加有的放矢的为政，维系天下太平。而此书是以帝王学教科书《贞观政要》中的言行录为标准编写而成。由此可见,中国的伦理道德融入皇室的教化深层，并形成了言行的指南。因此，直至今日，东方式传统的伦理道德更贴近历代皇室所传承的价值体系，更容易被皇室所理解和接受。
2.治理天灾以润民生风土所需
作为该体系中的大禹成为皇室楷模的背景也在这里。不过，在圣贤群像中独尊大禹的最主要原因大概是与日本的风土特点有关。众所周知，日本古来多地震和水灾，保障日本的民生的最优先工作就是抗洪防震。对于原始农业生产状态的日本统治阶层来讲，大禹不仅是祈求保佑的神明，也是具有超人技能的科学家。他们坚信以疏通为主的大禹治水方法经过大陆的成功性洗礼，再利用于日本也自然有效。直至今日，日本的土木建设行业仍然奉大禹为开拓者。日本传统体育扑中的代表性姿势也取材于大禹治水时代的人工垒夯，用脚奋力踏实堤土。日语中也叫“禹步”
因此，在日本国体转型学习西方，全方位进入明治维新的时代，赞美明治政府治理水害之功德的表达方式依然以大禹为坐标。这些赞美的记录分明刻写在6块治水纪念碑上，声称其功绩可与大禹相媲美。
由于大禹和日本皇室自古就保持有这种近距离关系，当今的年号:平成便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水土治理为“平”，万物丰收为“成”，短短四个字鲜明的表达出上古贤王治理天下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地。
3.平成年号的源头
由于大禹和日本皇室自古就保持有这种静距离的关系，当今的年号——平成便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水土治理为“平”，万物丰收为“成”，短短四个字鲜明地表达出上古贤王治理天下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地。大禹之所以被推崇信奉，也是因为他没有留下空话，而是将贤王应尽的职责付予以实施并付诸于现实。
《尚书大禹谟》刻在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的《开成石经》中。其中包括《周易》、《尚书》等十二种经书，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由114块石刻组成，共计65万余字。1992年10月26日上午11点，首次访华的天皇夫妇抵达西安碑林博物馆，亲临目睹了《开成石经》中的平成字迹，感慨万千。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
综上所述,至少从5世纪汉字与汉籍传入日本起始，皇室就对大禹抱有非同一般的深刻的认识和感情。大禹在日本的定位与而后的帝王学与帝王图鉴的东进相互宜章，深得朝野拥戴，自然而然的加入日本文化中的信仰对象行列，并逐渐演化为日本的大禹信仰。
（内容来源：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大禹文化为中心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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