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于今河南省中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其发现可追溯到1954年郑州二里冈遗址的发掘。1959年秋和1960年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发掘了洛阳王湾遗址，将其新石器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属“河南龙山文化”，随后严文明正式称其为“王湾三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发现至今已近60年，学术界对其内涵、分期、类型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但对其文化因素的来源则涉及不多，尤其缺乏专门研究。由于此问题关系到王湾三期文化的性质、族属以及早期夏文化等诸多问题，本文试从陶器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一、王湾三期文化的早期遗存
要追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源头，应主要以其早期遗存为基础。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主要有“两期说”、“三期说”、“五期说”和“两期四段说”等不同认识，下面主要以分期较细致的后两种观点为基础分析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
“五期说”把郑州站马屯遗址第一期遗存、郾城郝家台遗址第一期、上蔡十里铺遗址第一期、襄城台王遗址H1和T1第四层等定为王湾三期文化最早的遗存。“两期四段说”把郑州站马屯遗址第一期F3、郾城郝家台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荥阳竖河遗址第一期第Ⅰ段、临汝北刘庄遗址第三期、临汝煤山遗址70M1，以及上蔡十里铺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等遗存作为早期第Ⅰ段。两种观点略有出入，但基本观点相同。笔者仅对郑州站马屯遗址第一期和荥阳竖河遗址第一期第Ⅰ段遗存的年代有不同看法。
郑州站马屯遗址第一期遗存被以上两种观点作为王湾三期文化最早的遗存，但发掘简报把其陶器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北沟遗址龙山文化早期、禹县瓦店遗址第一期、庙底沟遗址第二期以及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五期的陶器相对比，认为站马屯遗址第一期遗存应为龙山文化早期偏晚阶段，站马屯遗址第二、三期遗存也分别相当于临汝煤山遗址的第一、二期遗存。笔者更倾向于发掘者的认识。
荥阳竖河遗址第一期第Ⅰ段的年代被发掘报告定为与王城岗遗址第一期大体相当。根据王城岗遗址第一期出土的乳足鼎、小口高领罐等陶器的形制，其年代约相当于郝家台遗址第三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中期。
总之，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较少，分布在颍河中游一带，包括今洛阳和郑州地区南部、许昌、漯河以及驻马店地区北部，主要遗存有郾城郝家台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临汝北刘庄遗址第三期、上蔡十里铺遗址、煤山遗址70M1、襄城台王遗址H1和T1第4层等。根据郾城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分期，该遗址第一期遗存似乎稍早于其他几处遗存，出土的陶器以灰陶最多，占50%以上，红棕陶次之，近40%，黑陶最少，不足10%；纹饰以横向篮纹为主。郝家台遗址第二期遗存的灰陶比例大增，约占近90%，红陶大大减少，不足10%，黑陶仍然较少；纹饰仍以横向篮纹为主。其他几处遗存的陶器特征基本与郝家台遗址第二期接近。整体上看，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的陶器均以灰陶为主，另有少量棕陶和黑陶；陶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纹饰均以横向篮纹为主，绳纹较少。器形主要有鼎、小口高领罐、甑、刻槽盆、平底盆、敛口盆、钵、碗、器盖、豆、圈足盘、壶、鬶、觚、瓶。鼎的形态较为单一，均为罐形，鼎足主要有长条形足和“鬼脸足”两种。豆可分为细柄高足、粗柄镂孔足等，豆和圈足盘的柄部多有镂孔。小口高领罐多为直领、鼓腹。甑多为深腹形或罐形。刻槽盆有盆形和擂钵形两种。器盖多为覆碗形。壶多长颈。鬶多为细长颈、瘦袋足，形态瘦高。觚可分为细体、粗体、假圈足等多种形式。
二、豫中地区龙山时代前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为龙山时代的后期，要追溯其源头，自然要在更早的龙山时代前期文化中去寻找。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在龙山时代前期是中原的仰韶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地带，这里当时主要有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等三支考古学文化。
（一）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
今豫中一带在龙山时代前期主要分布着以禹州谷水河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谷水河类型文化。它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与豫陕晋相邻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约略同时。为了突出它与大汶口文化的不同，这里暂且称其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洛阳盆地和颍水中上游一带，包括今洛阳、郑州、许昌等地区，代表遗存主要有洛阳王湾遗址第二期第四段、巩义里沟遗址第二期、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五期、郑州西山遗址第六组和第七组、长葛石固遗址第八期、禹州谷水河遗址第三期和汝州中山寨遗址第五期等。
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的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夹蚌陶较少。灰陶为最多，红陶仍占一定比例，黑陶最少；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纹饰以绳纹为主，附加堆纹次之，篮纹较少。器形主要有深腹罐、鼎、盆、小口高领罐、钵、碗、器盖、杯、缸、尊、甑、瓮、刻槽盆等。深腹罐多为大口、鼓腹、小平底，多为素面，纹饰以绳纹最多，篮纹少见。鼎胎较厚，多显笨重，多呈盆、钵、瓮和盘形，罐形的较少，鼎足形式多样，有锥形和三角形等，多饰附加堆纹和花边。盆多为深折腹、浅折腹或浅腹，大平底盆较少。钵较多，多为敛口，斜壁，小平底。小口高领罐均为喇叭口，肩部明显，最大径在最上部，斜腹，小平底。器盖多为覆碗形，捉手为平顶，边缘粗糙并有按窝，盖壁较直。杯较多，器形多样，有单耳杯、圈足杯、细柄杯、斜腹杯、厚胎杯等。甑多为盆形。瓮有敛口瓮和广口瓮。由于受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常见背壶、镂孔豆、鬶、觚、圈足盘、长颈壶等大汶口文化的器形和斜腹杯、矮柄折腹杯、圈足碗等屈家岭文化的器形。
（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
今河南省东部在龙山时代前期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这一区域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可追溯至1936年永城黑孤堆遗址的发掘。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驻马店、信阳、郑州、洛阳和南阳等9个地市已发现约70余处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址，其中商丘和周口最为密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曾被称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或段寨类型，与安徽西北部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关系密切。
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安徽西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以安徽蒙城、宿州、亳州、萧县和河南商丘、周口等地区为中心，包括许昌、漯河、平顶山、驻马店等地区，向西影响至豫西晋南，甚至远达陕南一带。核心区的代表遗址主要有蒙城尉迟寺、萧县花家寺、宿县古台寺、亳州付庄、鹿邑栾台、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周口烟草公司仓库遗址、商水章华台等。在王湾三期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此类遗存主要见于偃师二里头遗址、滑城遗址，汝州北刘庄遗址第二期，登封告成北沟遗址，尉氏的椅圈马遗址第四期，禹州的谷水河遗址第二期、瓦店遗址第一期、前后屯遗址，鄢陵故城遗址，平顶山寺岗遗址，襄城台王遗址第一期等。其中，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次数多，发掘面积大，出土遗物丰富，是本文研究对比的重点。
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其次是灰褐陶和灰陶，还有一些棕褐陶，陶色不匀；泥质陶以灰陶和黑陶为主。纹饰以篮纹最多，分横向和右斜两种，其次为附加堆纹。器形包括鼎、深腹罐、圆腹罐、圈足罐、小口高领罐、尖底器、甗、盆、器盖、乳足甑、豆、鬶、长颈壶、高柄杯、背壶、觚等。鼎多为罐形，周身饰篮纹，鼎足多样，有扁三角形、鸭嘴形、凿形、扁体条形等。鬶有粗矮体和瘦高体两种。盆多为大平底。豆柄有粗细两种，柄上多有镂孔。觚的形式多样，有粗体、细体和圈足式等。小口罐多直口、鼓腹，平底或凹圜底，周身饰篮纹。尉迟寺类型陶器的主要器形有罐形鼎、深腹罐、小口高领罐、高实足甗、乳足甑、背壶，以及鬶、觚、高柄杯、长颈壶等各式各样的酒器；主要纹饰特征是篮纹发达，绳纹特别少。在今河南境内，由于受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的影响，也有少量仰韶文化传统因素的陶器，如彩陶器、喇叭口平底瓶（又称小口高领瓮或罐）、钵、折腹鼎、斝等。
（三）屈家岭文化
今河南境内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发现也可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如泌阳三所楼、信阳阳山、唐河寨茨岗、社旗茅草寺、镇平赵湾和淅川下集等遗址的发掘。随后淅川黄楝树、下王冈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三叠层，从而确认了屈家岭文化在河南地区的存在。目前，南阳、信阳、驻马店、许昌、平顶山、郑州、洛阳等地发现含有此类文化因素的遗址达160余处，以豫西南和豫南地区最集中，豫中一带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只散见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地层与器物群。
河南境内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棕陶为主，灰陶次之，泥质黑陶和红陶较少。多为素面，纹饰很少，主要有方格纹、绳纹、篮纹和弦纹。器形主要有长腹罐、球腹罐、板状足罐形鼎、盆形甑、擂钵、细柄折腹杯、斜腹杯、折腹豆、圈足盘、鬶、喇叭钮器盖等。
三、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分析
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中，郾城郝家台遗址发掘面积大、出土遗物多、公布材料详细，所以下面以郝家台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出土的陶器为主，以其他早期遗址材料为补充，分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总的看来，王湾三期文化的的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因素
王湾三期文化陶器中仅见或多见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的主要有细足罐形鼎、平底甑、卷沿敛口钵、折沿敛口钵、圈足钵和敛口盆等6种。
细足罐形鼎，如郝家台遗址第一期出土的T29(5):47（图一：1），折沿，敛口，垂直腹，下附三个细足，素面，与大河村遗址第五期H147:1（图一：2）形制比较接近。平底甑大致呈深腹罐形或深腹盆形，腹近底部有一周圆孔，郝家台遗址第二期T42(7):51（图一：3）与大河村遗址第五期T42(3):40（图一：4）形态一致。敛口钵为敛口，斜腹，平底，有内折沿敛口和内卷沿敛口两种。如临汝北刘庄遗址第三期H17:6（图一：5）卷沿敛口钵与大河村遗址第五期T26(4):30（图一：6）相似，北刘庄遗址第三期T10(3):8（图一：7）折沿敛口钵与大河村第五期T27(4):46（图一：8）形态接近。圈足钵在王湾三期文化中较少，上部呈敛口钵形，下部有较矮的喇叭状圈足，郝家台遗址二期T41(4)A:3（图一：9）与大河村遗址第五期T43(3):2（图一：10）的形态基本一致。敛口盆为斜腹，小平底，形态与敛口钵接近，如郝家台遗址第二期T46(6):26（图一：11）。这种盆不见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但其形态显然来源于仰韶文化系统的敛口钵。上述器物多见于位置偏西的临汝北刘庄遗址，少见于位置靠东的郾城郝家台遗址，而且仅敛口钵较多，其他器形较少，不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核心因素。
图一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来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的因素
1.郝家台T29⑤∶47 2.大河村H147∶1 3.郝家台T42⑦∶51 4.大河村T42③∶40 5.北刘庄H17∶6 6.大河村T26④∶30 7.北刘庄T10③∶8 8.大河村T27④∶46 9.郝家台T41④A∶3 10.大河村T43③∶2 11.郝家台T46⑥∶26
（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素
王湾三期文化中仅见或多见于尉迟寺类型的陶器主要有高足垂腹鼎、圆腹罐、小口高领罐、缸、粗柄豆、折盘豆、长颈瘦袋足鬶、圈足壶、长颈壶、瓶、高柄杯、细体觚、假圈足觚等约13种。它们绝大多数不仅是王湾三期文化的核心器形，也是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核心器形。
高足垂腹罐形鼎如郝家台遗址第二期T8H129:1（图二：1）折沿，方唇，敛口，垂腹，腹部饰数周弦纹，圜底，下附三个条状高足，足上部中间起棱，两侧各有一个按窝，似“鬼脸”。此种鼎与尉迟寺H42:23（图二：2）接近，但后者无“鬼脸式”装饰。“鬼脸式”鼎足的出现应是受到了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早期因素的影响。因此，从整体上看，郝家台遗址的此类鼎应来自东方。圆腹罐如郝家台第二期T29(5):5（图二：3），大口，微鼓腹，平底，通身饰横向篮纹，与尉迟寺F42:17（图二：4）鼓腹罐形制接近。小口高领罐是王湾三期文化乃至河南龙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直口，高领，鼓腹，小平底，一般饰篮纹，早期领部明显比晚期高。郝家台一期T42H253：2（图二：5）与尉迟寺M127:1（图二：6）比较接近。小口高领罐在谷水河类型和尉迟寺类型中都有。前者为喇叭口，形态瘦高，多为素面，当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喇叭口尖底瓶演变而来。篮纹小口高领罐在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大量存在，其中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最多，在豫中一带如郑州站马屯遗址第一期和禹州前后屯遗址也有发现。缸为厚胎，大口，折沿，方唇，小平底，腹部有对称的小鸡冠耳，郝家台第二期T13(4):13（图二：7）与尉迟寺M186:1（图二：8）形制接近。豆见于郝家台第二、三期，但第二期缺少完整器，第三期的弧盘镂孔粗柄豆T46(5):10（图二：9）与前后屯F71:10（图二：10）比较接近，折盘粗柄豆如上蔡十里铺M3:4（图二：11）与尉迟寺T2706H226(1):1（图二：12）形制接近。豆常见于王湾三期文化，并非仰韶文化传统的陶器，也见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但考虑到豆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应该源于东方。郝家台遗址第一、二期出土的鬶流较长，腰部较细，中部有耳，显然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郝家台第二期T7H117:4（图三：1）与尉迟寺M67:11（图三：2）非常接近。这种袋足酒器不是中原地区传统的器物，产生并流行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中也大量存在，受其影响，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中也有发现。圈足壶如郝家台二期T49(8):3（图三：3），细长颈，圆鼓腹，下有喇叭状圈足，与尉迟寺F85：1（图三：4）形制接近。长颈壶如郝家台二期T63H354:7（图三：5），细长颈，圆腹，平底，与平顶山寺岗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长颈壶（原报告没有编号）（图三：6）最为接近。郝家台遗址和瓦店遗址都出土较多的瓶，磨光黑陶，两头细，中间粗，部分有凸棱。郝家台第二期T8(4):30（图三：7）与尉迟寺JS1:4（图三：8）形态比较接近。高柄杯一直是东方大汶口文化陶器的核心组成部分,上蔡十里铺H4:21（图三：9）和尉迟寺M317:8（图三：10）形制接近。觚在王湾三期文化中较为常见，郝家台第二期T48(9):24（图三：11）细体觚为敞口，近直壁，平底，形制与尉迟寺M244:1（图三：12）如出一辙;十里铺M3:8（图三：13）的假圈足觚与尉迟寺M317:25（图三：14）形制相同。
图二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因素
1.郝家台T8H129∶1 2.尉迟寺H42∶23 3.郝家台T29⑤∶5 4.尉迟寺F42∶17 5.郝家台T42H253∶2 6.尉迟寺M127∶1 7.郝家台T13④∶13 8.尉迟寺M186∶1 9.郝家台T46⑤∶10 10.前后屯F71∶10 11.十里铺M3∶4 12.尉迟寺T2706H226①∶1
图三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因素
1.郝家台T7H117∶4 2.尉迟寺M67∶11 3.郝家台T49⑧∶3 4.尉迟寺F85∶1 5.郝家台T63H354∶7 6.寺岗出土7.郝家台T8④∶30 8.尉迟寺JS1∶4 9.十里铺H4∶21 10.尉迟寺M317∶8 11.郝家台T48⑨∶24 12.尉迟寺M244∶1 13.十里铺M3∶8 14.尉迟寺M317∶25
（三）早期山东龙山文化因素
郝家台遗址的龙山时代遗存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也存在联系。王湾三期文化中明确源于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鬼脸式”足鼎、黑陶折腹壶和磨光黑陶高柄豆等3种。其中“鬼脸式”鼎足较多，并见于很多遗址，其他两种较少。
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的郾城郝家台、上蔡十里铺、汝州李楼等遗址都发现典型的“鬼脸式”鼎足，郝家台第二期T11(3)D:01（图四：1）和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早期鼎足T208(8):17（图四：2）完全相同。郝家台第一期H253:3折腹壶（图四：3）为泥质磨光黑陶，侈口，高颈，折肩，折腹，平底，与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早期M136:4的壶（图四：4）相似。折腹壶是山东龙山文化中较典型的陶器，从早期到晚期都有，演变序列清晰。王湾三期文化遗存的折腹壶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上蔡十里铺遗址M3:2（图四：5）磨光黑陶高柄豆胎较薄，通体磨光，柄足中部有折棱，饰多周凸弦纹，呈竹节状，与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早期M3:15（图四：6）蛋壳黑陶高柄豆形制非常接近，显然是受后者影响。
图四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
1.郝家台T11③D∶01 2.尹家城T208⑧∶17 3.郝家台H253∶3 4.尹
家城M136∶4 5.十里铺M3∶2 6.尹家城M3∶15
（四）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
上蔡十里铺和郾城郝家台遗址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中还发现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的陶器，主要有擂钵、小矮足鼎、壶形器和斜腹杯等4种。
郝家台遗址第二期T48H243:1（图五：1）擂钵（报告称为澄滤器）上部呈碗形，下部呈杯形，内壁有竖向刻槽，与下王岗H9:14（图五：2）基本相同。上蔡十里铺第三期H3:9小矮足鼎（图五，3）为夹砂灰陶，折沿，敛口，鼓腹，腹下部饰一周凸弦纹，下附三个矮足，与屈家岭晚期的鼎如石家河文化遗址邓家湾AT508(5):2（图五：4）形制接近。上蔡十里铺遗址也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最典型的壶形器，如T3(3):10（图五：5），直口、高领，折鼓腹，假高圈足，与邓家湾遗址屈家岭晚期H11:66（图五：6）相似,均为泥质黄陶，只是后者为圈足。斜腹杯如上蔡十里铺T3(3):47（图五：7），为粗泥红陶，与石家河遗址石家河文化第一期H497:32（图五：8）近似。斜腹杯是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最典型的器物，王湾三期文化的此类器物当来源于此，中原仰韶文化及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斜腹杯也均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影响所致。
图五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来源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1.郝家台T48H243∶1 2.下王冈H9∶14 3.十里铺H3∶9 4.邓家湾AT508⑤∶2 5.十里铺T3③∶10 6.邓家湾H11∶66 7.十里铺T3③∶47 8.肖家屋脊H497∶32
（五）王湾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共有因素
除了以上来源比较明确的器形，王湾三期文化还有一些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的共有器形，主要有细柄豆、圈足盘、箅、覆钵形器盖、斜腹碗、簋形杯、粗体觚等。
细柄豆大致呈浅盘，细喇叭口状高圈足，煤山70M1:2（图六：1）、尉迟寺M67:6（图六：2）和大河村T42(3):55（图六：3）比较接近。豆本来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豫中地区出现的此类器物多是受其影响所致。因此，王湾三期文化早期的此种豆也当来源于东方。圈足盘多为浅盘，弧壁，大圈足较矮，如郝家台二期T46(6):16（图六：4）、尉迟寺F81:22（图六：5）、大河村T23(2):4（图六：6），郝家台遗址出土的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形制更为接近。圈足盘也是豆的一种，包括大河村遗址的此类器物也都来源于东方。箅在郝家台遗址和煤山遗址都较多，形制多样，郝家台第二期T63(3):20（图六：7）大致呈平底盘形，底部有较多小圆孔。箅是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典型器形，数量较多，形式多样，如M133：3（图六：8）与郝家台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也比较一致。此种器物见于大河村遗址第三、第四期（图六：9），但第五期不见，推测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的箅可能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影响。由于大河村遗址第四期距王湾三期文化年代较远，因此，箅更可能源于尉迟寺类型。斜腹碗多为敞口，斜腹，假圈足，郝家台第二期T42H259:5（图六：10）和前后屯T2307H200:17（图六：11）非常接近，而大河村T9(3):45（图六，12）形态更接近于钵。斜腹碗少见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多见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此更可能来源于后者。覆碗形器盖在三种文化中均较常见，郝家台第二期T29(4)：43（图六：13）和尉迟寺T3413(4):13（图六：14）、谷水河H2:8（图六：15）都比较接近，但从钮部特征看，王湾三期文化的器盖更接近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者。郝家台第二期T48H231:4（图六：16）和尉迟寺F61:7（图六：17）的粗体觚器形几乎完全一致。类似器形在大河村遗址也出土较多，但胎壁普遍较厚，应是屈家岭文化的斜腹杯，如M91:1（图六：18）。因此，王湾三期文化的此种器物应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
图六王湾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共有的陶器
1.煤山70M1∶2 2.尉迟寺M67∶6 3.大河村T42③∶55 4.郝家台T46⑥∶16 5.尉迟寺F81∶22 6.大河村T23②∶4 7.郝家台T63③∶20 8.尉迟寺M133∶3 9.大河村T40⑥∶7 10.郝家台T42H259∶5 11.前后屯T2307H200∶17 12.大河村T9③∶45 13.郝家台T29④∶43 14.尉迟寺T3413④∶13 15.谷水河H2∶8 16.郝家台
T48H231∶4 17.尉迟寺F61∶7 18.大河村M91∶1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上述器物多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仅有1种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
四、结语
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分布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地带，其来源当在此三种文化中寻找。
陶器的装饰方面，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以篮纹为主，与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以绳纹为主、和屈家岭文化以方格纹和绳纹为主的特点区别甚大，而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较为一致。从这方面来看，王湾三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关系更为密切。
器形方面，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陶器中约32种器形来源比较明确，其中18种来自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约占总数的56％；7种来自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约占总数的22%；3种来自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约占总数的9%；4种来自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约占总数的13%。王湾三期文化典型陶器中最多的高足罐形鼎、小口高领罐、豆以及大量的酒器都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同时，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陶器中受庙底沟二期文化影响的部分，主要见于位置偏西、毗邻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区的遗址。因此，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应该是王湾三期文化的最主要源头。
综上所述，根据陶器反映的文化因素，王湾三期文化是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为主体，吸收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等因素形成的融合性文化。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12BKG020）的资助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2014M561145）、第八批特别资助（2015T80190）。本文的写作得到博士后合作导师王巍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作者：魏继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原文刊于：《考古》2017年第8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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