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述雍州水路之贡道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因为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以南)，尧的活动中心也在今晋西南一带，皆靠近黄河。那一带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故治河要“至于龙门”。胡渭《禹贡锥指》云：“雍之西北境远近不同，各从其便。以至龙门。不尽有积石。其日‘浮于积石’者，举远以该近耳。”看来从远古之时开始，积石其地即为中原同西部水陆交通之起点。
《禹贡》又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此“积石”同上面提到的“积石”自然是指同一地。但《禹贡》所说积石究竟在何处，学术界看法尚有分歧，《孔传》云：“积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经也。”则以为在汉代金城郡河关县(今甘肃积石山县)。唐杜佑《通典》、南宋全履祥《书经注》、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毕沅《山海经注》、万斯同《群书疑辨》等书皆主此说。然而除了这个积石山，黄河经过之地，还有一个积石山，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元史·地理志》称做“大雪山”，今名“阿尼玛卿山”，西北起于青海的兴海县以南，西南至甘肃玛曲县。《水经注·河水注》云：“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山海经》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贡》所谓导河自积石也。”因为这里说河水在积石附近是“重源”、“西南流”，故有的学者认为是指青海的积石山。清朝胡渭《禹贡锥指》、王鸣盛《尚书后案》、王先谦《汉书补注》等皆主此说。固然，黄河在临夏积石山一带是由西向东流，但在大雪山一带也并无西南流的流程。在大雪山一带黄河支流较多，但在临夏积石山附近也有大夏河、庄浪河、洮河流入。因《山海经》的时代不少记载根据传闻，且辗转传抄，所记方位、里程是并不十分准确的。所以根据《山海经》中有关的文字推断，不一定很可靠。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其他方面来考虑二说孰是。
大禹治水，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不畅通，发水时泛滥横流，淹没居处田地。但中游不畅通，河水改道，同样会造成下游的灾难。同时，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加强，国家的雏形已经形成，帝都一带也有一个同周边部族的联系问题。所以，治河以下游为主，也会考虑到龙门以上中游的一些问题。上游高山峻谷，水流急，且流量较小，则不必考虑。根据当时的生产工具及道路交通等基础条件，无论是治河还是进行考察，都不可能远至青海。所以《禹贡》所言“导河积石”的“积石”，应指今临夏的积石山。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作者徐旭生(炳昶)老先生在其遗著《尧、舜、禹》一文中说：
《山海经》中屡次说到“禹所积石之山”。由此可推想禹或四岳领导着几个助手，顺着黄河的径流，翻山越岭，向上游探寻，走过不少地方，最后到了一处，觉得上源过远，无法探测。这一次的探侧现在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回头订计划时已经敷用，不必再往前走，可是此次所到之处应该留一点记号，以便将来寻找。……于是禹或四岳就领着助手们找些石头，积成石堆。后人走过这里，看见这一堆石头，就把这个叫做禹所积石之山。(《文史》(39)辑)
徐旭生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前史的卓越史学家，(20)世纪年代曾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西北考察团进行科学考察。他的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山海经》中提到积石山的，除上文所引《西山经·西次三山》“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一段外,《海内西经》说：“入大禹所导积石山。”《大荒北经》在“先槛大逢之山”之下说：“其西南有山，名曰禹所积石。”关于这个积石山在什么地方，徐先生没有确定，但有一条注对此有所说明：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羌即姜，西羌即今陕西关中西部姜水流域。姜、羌同居一部族，为华夏族的一支。羌人分布于陕、甘、青的渭水上游，洮河、大夏河、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在今甘肃临夏(古河州)地区有积石山。县城西北又有积石关，下临黄河，两山如削，兼河与关，形势险要。看来“积石”之命名，自有其来源。可以推想，大禹或四岳及其助手曾探得及此地，也很难说。
看来徐先生以为，如果禹或四岳到过积石山，则只能是临夏这个积石山。至于说究竟是自此开始导河，还是考察至此，可以再研究。但即使是考察到了这里，如发现会形成河水改道的障碍，也还是会组织人加以排除的。只是上游地带不可能沿河依次认真疏浚，考察上游也应是此次治河工程的一部分。所以，说禹治河上至积石，也无大错。
附带说一说“夏”这个地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写季札观乐，从《周南》、《召南》依次歌之，季札都有评论，“为之歌《秦》”。季札说：
此之谓夏声。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季札说《秦风》为“夏声”，那么，夏地应在古之秦国地。秦人发祥于何处，以前学者们只说在汧、陇之西，但不能确指。从近二十年来礼县大堡子山大量精美铜器等文物的出土，学者们才知道，秦人发祥于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天水西南一带之地。至秦襄公佐周平王东迁，受周之古地，故曰：“周之旧”。有的学者认为夏在今陕西省西南部，禹居于夏，故以之为朝代名。但例之以后来一些朝代立国的情况，总是用原来的发祥地名以为朝代之名，以名其实业之起始。如刘邦为沛人，故起事后号为“沛公”。后因项羽立之为汉王，其灭项羽统一天下之后，所建王朝即名为“汉朝”。曹操于建安十八年((214))被汉献帝策命为魏公，后又加封为魏王。曹操死后其子曹丕袭其爵，故曹氏代汉，国号为“魏”。司马懿为河内温县人，属春秋时晋地，故司马氏代魏以后国号“晋”，如此等等。直至满清，本亦国号“金”，为了减少汉人因南宋时金人南侵时引起的反感情绪，改为“清”，实质上仍是依旧名而稍有变通。这样看来，建立王朝者无论以地名、以爵号名，都取其新居之地。古人在迁徙中常以旧名而名新地，如春秋以前楚都丹阳迁都几次，俱名“丹阳”。战国时楚都名“郢”，迁都后也仍名“郢”。例之以此，夏地应在西北甘陕之间，而不在晋西南。能证实上面这个结论者，还有一些证据。春秋时陈国的公子少西，字子夏。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因为古代的名和字都是有一定意义上的连带关系的，所以，《白虎通义》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从王念孙《春秋名字解法》以来，俞樾、黄侃、刘盼遂、于省吾、朱倓等先后作《补谊》、《补正》《商谊》、《跋》等，考春秋时人物名与字之义甚详。那么，夏之其地在春秋人的意识中仍在西方而不在冀州之地甚明。
看来禹当时治河而上至积石，加以考察。有保障从夏地到龙门一带水路畅通的意思在内。尧、舜、禹的时代已有了私有财产，部落、部落联盟同周边部落问战争不断，部落联盟的首领已有很大特权，内部斗争也已经发生。我们常说的“尧舜禅让”，并不如以前所想像的是在“温、良、恭、俭、让”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力量相较的结果。《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继位之后“流四凶族……投诸四裔”，把反对自己的部族定为“凶族”，打击他们，使之迁徙到很远的蛮荒之地。任用了所谓“八元”、“八恺”，分别管土地与教化，实质上是任用亲信部族的首领。那么，禹从舜那里取得继承权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禹治河使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安居乐业，建立一大功勋。取得各氏族、部落的拥护，同时也加强了原发祥地同冀州的联系通道，这就更有利于夏部落力量的加强。这恐怕是禹导河而至于积石的一个原因。
古史邈远，很多记载简略，甚至相互矛盾。但如果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研究，有些问题还是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的。这当中特别要注意避免的是同对待汉以后史料的办法一样作简单化处理，而特别提倡的是实地考察，对某些实事的情况作细致的了解。顾颉刚先生、徐旭生先生等都曾经到西北作过学术考察，解决了不少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
临夏张学明和赵忠同志致力于临夏地方文史的整理研究，颇有成就。近年来为介绍临夏的古迹名胜，写成系列文章(20)余篇。作者对当地风物、传说、文献了解十分深入，对一些史实的考述也很细致，我觉得这是一本宣传甘肃地方文化的好书。我知道赵忠同志，正是在(10)年之前。(1994)年(9)月，玉如先生将他的诗选赠我，该书前言就是赵忠同志同当时临夏州人大副主任郭栋二位写的，又有赵忠同志写的后记。读其后记，知道他校编《张思温诗选》的过程，当时即对他的古道热肠甚为感佩。玉如先生先后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名誉馆长，为我省老一辈的诗人、学者，我觉得赵忠同志干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2002)年(11)月，兰州医学院张庸教授又将其祖父质生先生的《退思堂诗文选》和其父玉如先生的《张思温文集》赠我，在扉页特别加盖了(1925)年质生先生在北京任职时请名人所刻“张建质生”之印章，并加盖了玉如先生的”张思温印”，盥手披读，才知道这两部书的编成赵忠同志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大至于国，小至于家，都以产生过在文化上做出了大的贡献的人为荣。临夏历史上出过很多著名人物，质生先生、玉如先生为甘肃近代文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者。然而如果没有赵忠同志这样为整理先贤的著作兢兢业业作贡献的人，这些先贤遗著也终究会散佚泯没，这些先贤的名声，也同样会湮没无闻。我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作为甘肃人，对甘肃的地方文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对赵忠同志的工作极为称赞。他请我为他和张学明同志合写的《大禹导河之州》作序，因而写出如上一些心得，其目的也是为了大家对甘肃文化的重视。或有未当，请各位方家指正。
(2004)年(9)月(12)日于西北师大滋兰斋
作者：赵逵夫，西北师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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