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使人们难以将夏文化的文明链条清晰地连接起来，这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而随着(20)世纪(80)年以来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确立和研究探索，夏文化已经在考古学上找到了自己的座标和位置。
古夏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将鲧禹时代称为先夏文化时期，也就是夏文化的发祥时期。而关于夏文化的发祥地，则成为其中的重要课题。拙著《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一文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刊发之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并被收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一书。本文将就西北地区是夏文化发祥地的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然，所谓“禹兴于西羌”或“禹出西羌”、“禹生西羌”，由此而推断出禹是西羌人之说，就有望文生义之嫌了。因此，我认为“禹兴于西羌”就是指禹的事业发端于治水首功之处的积石山。也就是说，大禹以西羌之地为出发点，踏上了华夏古国文明史的舞台。
一、关于“禹敷下土方”
《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
《诗·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
《诗·鲁颂·闷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商颂·长发》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土方是商王朝时期一个重要的方国。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第一册中曾这样论述说：“禹敷下土方；土方从甲骨辞推断，在商朝的西北方向，估计在河套一带地方”。有的学者在引用《诗·商颂·长发》中“禹敷下土方”时，把“下土”作为与“上天”相对而言的名词来看待，也即作为“天下”来理解，而把“方”则割裂开来，称之为“四方”之“方”。这实在是一个误会。土方是一个方国名称，也即是一个地域名称。土方是夏后氏部落的发祥地。由于相对于中原而言，土方位于西北方，故而后人把禹称之为“戎禹”(《潜夫论·五德志》)。
大禹时期，曾经经历过一场洪水灾害。《庄子·秋水》曰：“禹之时，十年九潦。”《苟子·富国》称：“禹，十年水。”《淮南子·齐俗训》记载说：“禹之时，天下大雨。”“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这场可怕的洪水灾害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根据我们多年的考古调查发现，在今陕西北部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多位于河谷的二级台地上，而晚于仰韶文化遗址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却多位于山顶或半山之际。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多选择在山区、丘陵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台地上，这主要是为了饮水和渔猎的方便，并有利于先民们从事农耕生产。如果说仰韶时期的先民尚且知道近水而居的好处，而龙山时期陕北的原始先民们却偏偏要远离水源，上山而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令人感到困惑的现象呢?笔者以为，这正是龙山文化时期洪水泛滥的最好证据。考之文献记载，《吕氏春秋·爱类篇》曰：“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衍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吕梁即吕梁山，位于今山西省境内，隔黄万河与陕北高原对峙。龙门和孟门均位于黄河晋陕峡谷间。大溢逆流的河水不仅使下游平原地带被灾，也使黄土高原深受其害。以治理洪水为起点，大禹登上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的舞台。概述之，从陕北高原和河套地区的土方走出的大禹，汲取了其父鲧“堙”与“堵”以治水而未果的教训，而采用“疏”和“导”的方法，终于治服了茫茫洪水，并进而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古代史的崭新篇章。
“‘夏’先是作为部落或氏族的名称，又作为王朝的名称，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从夏后氏建立夏王朝后，历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战争和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逐渐把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吸收进来，融合为一个民族，叫诸夏族(也称华夏族)。从此，华夏古国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夏，也成为中国人的自称。《尚书·舜典》日：“蛮夷猾夏”。孔颖达疏：“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
二、关于“夏”的本义
笔者在《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一文中曾述及：“‘夏’先是作为部落或氏族的名称，又作为王朝的名称，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从夏后氏建立夏王朝后，历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战争和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逐渐把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吸收进来，融合为一个民族，叫诸夏族(也称华夏族)。从此，华夏古国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夏，也成为中国人的自称。《尚书·舜典》日：“蛮夷猾夏”。孔颖达疏：“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
笔者在《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夏”最早是地名，“位于西北地区是可信的。而发祥于此地的夏后氏，以地得名，也是必然的。夏后氏建立王朝后，又以‘夏’作为朝代的名称。”这一点．从同样来自西北地区的周王朝统治者的自称上也可略见一二。“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鲁颂·宓宫》)。以今陕西周原一带为大本营的周人“自西徂东”，“肆伐大商”，终于推翻了商王朝。西周初期，为推翻商王朝和巩固周王朝立赫赫功勋的周公姬旦为了表白自己继承夏人之志，“用夏复夷”，常自称“有夏”(《尚书·君爽》《尚书·立政》)或“区夏”(《尚书·康诰》)，以夏王朝创立者禹的声望，来为周王朝控制四方诸侯、扩大版图而扬威张本。
在夏王朝灭亡(2000)年之后，匈奴族铁弗部的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并以大夏为国号。大夏的疆域以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即陇东)为中心，南达秦岭，东至山西汾河流域，西到宁夏、甘肃兰州一带，北达河套地区。这个大夏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了(24)年，但却在十六国时期留下了自己鲜明的烙印。有的学者认为，赫连勃勃以“大夏”为国号，乃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之后裔，故以大夏为国号。此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以为，当是其地为夏后氏祖居之地，也兼有大禹在华夏各族中有强大号召力之故。
历史又向前迈进了(600)余年，公元(1038)年，党项羌人赵元吴自称大夏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由于党项羌建立的大夏国位于宋王朝西北，故史称西夏。西夏国幅员辽阔，“东尽黄河，西界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接萧关(今宁夏固原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依贺兰山以为固”(《宋史·夏国传》)。在西北地区出现的又一个大夏王国的统治者，显然没有匈奴族的血统，而又建国号“大夏”。说明这个王国正是建立在夏后氏祖居之地。因此，笔者以为，周人自称“有夏”、“区夏”，匈奴铁弗部建国号“大夏”，党项羌人建国号也称之“大夏”，这些来自西北地区或立国于西北地区的统治者如此钟情于“夏”，恰恰说明了“夏”的本义只能是地名，而不可能是其它。
(1996)年(9)月(1)日《中国文物报》第(4)版上刊发了田村先生的论文《寻找夏——古汉字读者的启示》。文章认为：“夏不过是匈奴语中一个音译而已。”根据朝鲜在(15)世纪刊行的《金韵玉篇》，文章认为：“夏字在古汉语中读作‘哈’(ha)，至今西北地区仍读此音。《资治通鉴》中注音为‘户雅’，《玉篇》注音为‘哈’。夏当是阿尔泰语中‘哈拉’的简译。”文章还认为：“大禹当是单于的音译，单于用商周时代的汉语译出来便是王。”
“匈奴人的王称单于，夏人不可能产生一位中原人所称的大禹王。牧羊的领袖可以是征战的英雄，但很难设想他是位治水专家。”文章说：“为什么偏偏用了‘禹’字?这大约是周人所为，因为中原有一位深受农耕族崇敬的治水专家名禹，作为游牧族后裔的周人为了表示对游牧王的尊重，故而选用了这个禹字。从此天下生出许多疑惑。”田村先生根据古汉语的读音来探究“夏”的本义，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章中把夏后氏作为一个游牧部落，并进而认为其首领“禹”是牧羊人的领袖而不懂治水。所谓治水的英雄禹则是来自中原农耕族，从而得出有两个“禹”的结论，倒的确让“天下生出许多疑惑”。
众所周知，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是以从事农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为主，狩猎和捕鱼为辅的定居生活。而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今陕西关中地区、山西晋南地区和河南大部地区，向北可达到河北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及河套地区，向南达到汉水流域，向西则达到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地区。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基本和仰韶文化相同而略有扩大，向东已延伸至黄河下游的山东境内。龙山文化的农耕生产较仰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距今(5000)——(4000)年左右，经历了(1000)年左右时间的龙山文化时期，也大致是先夏文化的发展和夏文化的孕育时期。而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北部地区的夏后氏部落正位于龙山文化分布区域内。而我们怎么能够把夏后氏与游牧族划上等号呢?换言之，当时的夏后氏部落决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游牧族。而生息繁衍在河水(即后世所称的黄河)岸边的夏后氏部落中，出现一位治水英雄又何足为怪呢?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变迁，从先秦时期起．河套一带多次成为游牧民族的牧马场所和匈奴族的大本营。但我们却不能以后世而臆测前世。
我想，这也是包括田村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走入误区的症结所在。因此，我认为田村先生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大禹治服洪水以后，开始分划九州，即所谓“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大禹分划九州的目的，据《禹贡》序云：“禹别九州，随山浚水，任土作贡。”九州即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兖州、梁州、荆州、扬州、雍州。其中的雍州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关中地区和甘肃以西地区，也就是夏后氏的发祥之地。《尚书·禹贡》载：“(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史记·夏本纪》也说：“(雍州)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黄土高原的土壤性质柔和，组织疏松，易于耕作，被列为上上田，即第一等田地，但其田赋却定为中下，即第六等。如此不等式的划分，一方面是由于其地偏僻，交通阻滞，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们感到夏王朝对这块故土的偏爱。这大概也是一种难割难合的故土情怀吧!夏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迈向阶级社会的出发点。关于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夏文化的丰富内涵，尚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疑团。在考古界已经发掘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和先商文化遗址中，已经包含了夏文化的丰富内容，这是毋需饶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对这些文化遗存进行认真的分类、排序，并进而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为研究夏文化提供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标准。同时，对夏文化的发祥地问题，也应突破传统思维的模式，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西北地区，促使这一课题的早日解决。
作者：姬乃军，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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