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3—1924年间进入我国青海、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系列史前文化的古遗址。以这些遗址定名的诸多考古学文化类型,如齐家文化,一直被国内外学术界沿用至今,已成为经典流传的学术史,是中国考古学值得回味的早期历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需要不断反思和检视,甚或重新研究的老话题。
1924年6月安特生在甘肃齐家坪遗址发掘现场
今天,我们回顾关于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会特别感到这些老话题犹如老树新芽,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
齐家文化的时空范围,正好处于中国地理上一个特殊位置和距今约四千年前后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齐家文化的分布区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相接邻近的农牧交错地带,既是黄河上游的民族聚居区和民族交融区,也是古代民族分分合合的一个特殊区域。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文化和东西交通的纽带,也是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弧线带上的一个南北过渡地带,是古代文化交流的一个三岔口或十字路口。它有着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和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生态相当脆弱,区域内隐藏着变化,潜伏着危机,深埋着未知。
广河县齐家镇园子坪村:齐家坪遗址
这些特殊的地理背景,使其对于气候环境变化的敏感度远超其他地区。相应的,齐家文化遗址区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环境气候演化示踪标记的各类遗存,包括古遗址的文化遗迹和地层埋藏,都是科学家直接观察、采样和进行分析研究的,充分具备直接或间接的人地关系表现的样本。当然,其他地区的古遗址同样具有环境考古的意义,但其敏感程度与齐家文化区域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气候变化,齐家文化反应更快,时间更早。
根据齐家文化区甘青多地的自然剖面与遗址剖面及文化遗存现象的综合分析,结论表明全新世中期以来,气候变化影响环境变迁,并影响人类生业经济,还影响到人类社会结构改变。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导致齐家文化在经济形态、文化遗存上的积极响应,诸如畜牧比重的显着增加,从半农半牧到游牧的转化过程中,后续在游牧业中也含有种植农业的成分。这是齐家文化改变传统,带来经济生活与生业形态的明显变化,既是一种适应,也是一种社会发展。
一条大沟将齐家遗址分割为两半
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通过科学的研究,得到了史前灾难的可靠结论,其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的研究价值凸显。我们早就预言,喇家遗址的科学意义已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这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喇家遗址再现了史前大地震和大洪水的灾难场景,再次把人类与灾难的特殊人地关系命题推到世人面前,有着防灾减灾、警钟长鸣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喇家遗址也引发了学者对地震考古和灾难研究课题的关注度。
喇家遗址灾难现场
近年来,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都在努力探寻全球气候变化在人类古文化中留存下来的蛛丝马迹,齐家文化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合适样本,可以提供给现实科学研究丰富的资料。因此,齐家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生业模式开“草作农业”之先
所谓“草作农业”,是“草作”与“粟作”并存的农牧混合经济,可视作当今“草地农业”的雏形,为现代生态农业提供了一种原始范例。“草作农业”观点的提出,为解答齐家文化经济形态的混杂性、演化过渡性与复杂性提供了新思路。
对于齐家文化的生业研究,一直有着不同观点的争议,但对于畜牧业比重在增加这一点,大家的认识大致相同。分歧集中在是农业仍占主要,还是畜牧业已成主业,也就是比重上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表述,即齐家文化具体遗址因所处地域环境不同,在生业现象上可能有一定差异,但总体的牧业转化过程则是注定的。由农业向牧业的转型,过程比较复杂,这也是造成齐家文化在很长时间似乎仍然表现出以农业为主的原因。很多研究者对于看到的畜牧业因素和现象,也往往倾向于只是把它作为农业附带的畜牧成分,把大量草料看作田间杂草,而不知这是一种草作农业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说属于畜牧业。
关于齐家文化“草作农业”,喇家遗址的动植物考古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已较可充分说明。统计显示,羊是喇家遗址最主要的家畜,其数量占绝对优势。有羊就有放牧的可能,即便圈养也基本是用草作饲料。除了绝大多数的浮选标本都是粟和较少的黍之外,喇家遗址还发现了许多种类的草本植物,浮选得到的草籽数量已大大超过了黍,其中很多种类的草本植物都是优质牧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志军分析认为它们的“出土概率很高”。喇家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些浮选草籽是遗址植物群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的牧草数量的比例还较高。
喇家遗址获得的牧草资料数量较多,过去都被看成田间杂草,但如果数量多到相当的程度,再说它是杂草就讲不通了。起初,当赵志军鉴定出存在豆科植物苜蓿时,就曾让我们想到了种植牧草的可能性,经重新鉴定后确认不是苜蓿,但也属于另一种牧草。于是,我们从现代“草地农业”概念中受到启发,经过研究思考,提出了“草作农业”的畜牧方式的认识。这或可更好地解释齐家文化生业现象中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齐家文化畜牧为重要生业,也就更易接受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播。反之也可说明,齐家文化正是处于转向以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过渡阶段。
齐家文化的原始草作农业,其实并未持续发展起来,而是遭到了失败,并最终走向了解体,促使在其后续文化中,游牧经济转变为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彻底促成了游牧文化滥觞的最终结局。生态农业需要均衡发展,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经济,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仅靠自然经济和自发方式只会走向末路,不可能取得自然平衡。这是从齐家文化原始草作农业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为寻找铜矿提供启示
齐家文化向甘青西部区域的大规模深入,特别是向青藏高原纵深的挺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齐家文化向西发展的动因。一般来说,在一个气候环境多变的形势下,向西部高海拔和环境条件更加险恶的区域深入发展,是不可思议的。现有证据分析表明,这既不是受东部的压力,也不是因为西部的条件更为有利,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齐家文化寻找和开采资源相关。
齐家文化的玉器相当发达,我们曾认为这具有沟通西部玉石产地和东部玉器文化的重要联系作用。相关玉质的研究认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齐家文化或对和田玉或昆仑玉已有开采的可能性。当然,齐家文化对玉的采获来源并不主要指向昆仑山、和田,而是有多种就近的玉石料资源。在齐家玉器的研究中,已有比较充分的证据。
还有一个在学术上更为重要、也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寻找铜矿。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支青铜文化,对青铜的传播、影响与贡献当之无愧。然而,齐家文化至今却罕有矿冶遗迹发现。但我们推断,甘青齐家文化区域环境的恶化,可能就是因为矿冶开采过度、树木森林滥伐严重而造成的后果。我们可以想见,早期冶铜的利用率是很低的,采矿也是低效的,先民们只能利用方便开采、便于获取的资源,而把不易获得的资源废弃了。当时铜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能基本上是广取薄收的状况,开采浪费大量资源却只能冶炼获得较少的铜。因此,早期铜业的生态代价很可能十分巨大。我们初步认为,齐家文化的铜业生产,有可能实际损耗和弃置埋没了大量铜矿资源,这些并未深入开发的铜矿,成为一个个“隐伏”状态的铜资源。我们相信,开展齐家文化的矿冶考古研究对于现实找矿尤为急迫,现实意义也非常重大。
有研究者曾经指出,祁连山、拉嵴山是今后甘青地区的重点铜矿探查方向之一,这也是值得考古学家和冶金考古加以注意和引起重视的。这两个山脉的走势,正是在顺着齐家文化向西发展的路线上。对进入山沟的齐家文化或其他早期文化的遗存,我们应特别留意关注相关矿冶遗迹的调查探寻。它不仅可能带来考古的新发现,也可以特别提示附近地下可能有铜矿的线索。开展齐家文化矿冶考古课题和多学科合作考古调查的现实意义,既可为今后寻找铜矿资源提供重要启示和线索,具有很大的实用经济价值,也是考古学可以很好发挥作用,对国家的一种特别重要的贡献,这是很值得我们积极重视与期许的。
作者:叶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甘青考古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