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之一。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对玉情有独钟；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中，没有哪一种物质能像玉一样延续近万年而未曾中断。究其原因，费孝通先生认为：“玉器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来说，它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是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中国玉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对中国玉器、玉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及其与中华文明特质与内涵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其中，主要发现于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跨湖桥文化玉器，因其久远的年代、特殊的内涵与价值，成为探究中国玉文化起源脉络的关键所在。沿着八千余年的时间线索，史前南北两大制玉中心逐步发展，古国阶段礼玉体系日趋成熟、区域文化深度交融；夏商周三代整合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完成玉器由神权载体向礼乐、道德符号的转型；秦汉至明清依托大一统王朝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玉器从庙堂专属礼器逐步演变为浸润社会生活的文化符号。这条完整连贯的玉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勾勒出玉与中华文明相伴共生、同步演进的完整历程。

一、玉出东方：中国玉文化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中国史前玉文化存在两大独立起源区域，分别以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长江下游地区跨湖桥文化玉器为代表，二者年代大致相当，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琢玉、用玉代表性遗存，共同奠定中华史前玉文化发展根基。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为中国玉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兴隆洼文化是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支极为强盛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8200～7200年。兴隆洼文化玉器多为科学调查与发掘所获，绝大多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与准确的层位关系。目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玉器，表明玉器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具有普遍意义，是兴隆洼文化重要的内涵之一。

 兴隆洼文化玉器一般器体较小，色泽多呈淡绿、黄绿、深绿、乳白或浅白色。器类主要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斧、锛、凿等，其中玉玦的出土数量最多，可分为环状、璧状和短管状三种类型，雕琢工艺精湛，是兴隆洼文化玉器中最典型的器类之一。根据造型特征与使用功能，可将兴隆洼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玉器、工具类玉器和动物类玉器三大类。装饰类玉器数量最多，在各遗址内几乎均有发现；工具类玉器主要发现于兴隆洼、兴隆沟、查海和他尺西沟等遗址。动物类玉器仅发现1件，为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玉蚕，应为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的直接源头。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玉玦

 兴隆洼文化玉器主要选用辽宁岫岩透闪石河磨玉制作而成，凸显以玉为美的观念与玉器加工技术的高超，这也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真玉器。玉器多出自居室墓葬内，除装饰功能外，可能还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以玉为尊的理念蕴含其中。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用玉制度，玉器成为礼制萌芽的核心物质载体。以佩戴玉玦为例，虽然没有男女性别和年龄大小的差异，但均双耳佩戴，讲究对称美。匕形器和弯条形器在墓主人身上也有固定的佩戴位置。不仅如此，玉器代表的礼制系统也在这一时期萌芽。洪格力图墓地同一墓葬内出土大小有别的一组7件玉玦，查海遗址F7居室墓葬内放置6件玉匕形器，两两成组放置于墓主人的颈部、胸部和腹部，表明玉器可能已经具有了礼器的功能。诸多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现象表明，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并非单一遗址的特殊或偶然现象，而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代表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初始与奠基阶段。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M4内以玉玦示目的习俗则反映出更为深刻的用玉理念，应视为玉人格化的初级表现形式，联想到其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殓葬的形成、两周时期佩玉之风的盛行、两汉时期玉衣的出现，对玉器赋予浓重的人文属性应是玉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核心要素。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玉匕形器

 兴隆洼文化玉器此后不断扩展到中国东北其他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等地，对整个东亚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兴隆洼文化大体同时，长江下游地区的跨湖桥文化中也发现了少量玉器，为3件玉璜，均出土于萧山跨湖桥遗址，这也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璜之一。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玉璜多呈窄条圆弧状，横截面呈椭圆状。器体有大小之分，大件长约6厘米，小件长约2～3厘米，宽度均在1厘米左右。玉璜整体受沁程度较轻，保存较为完好，玉色有浅绿色、淡青色等，表面均光素无纹。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玉璜

 经科技检测，跨湖桥文化玉璜的玉料并非兴隆洼文化常见的透闪石软玉，而主要是绢云母质玉，结构致密、质地均一。这一差异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玉文化在玉料选择上走出了一条与西辽河流域“真玉”传统不同的路径。从形制看，跨湖桥文化玉璜属于早期玉璜的典型形态，有的仅在一端穿孔，有的则为两端穿孔。在加工工艺方面，跨湖桥文化玉璜已展现出一定水平的琢玉技术。切割工序主要采用线切割法，玉璜截面留有线切割加工的痕迹；钻孔工艺则运用实心钻，既有单面钻也有两面对钻，钻出的孔呈椭圆形漏斗状。玉璜通体经过打磨抛光处理，表面光滑温润。据此推测，跨湖桥文化先民可能已利用硬质火山燧石、石英砂等天然材料作为加工工具，进行切割、钻孔、打磨与抛光。已有研究表明，跨湖桥遗址出土玉璜应为当地制作，具有中国南方地区早期玉文化的鲜明特点。从使用方式来看，距今8000年左右的跨湖桥文化先民用绳穿过玉璜的穿孔，将其挂在颈部或缝在衣服上作为装饰。跨湖桥玉璜的发现，将中国玉璜的历史源头推至8000年前，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此外，地处江苏溧阳的鲍家遗址可与之相互印证，该遗址是环太湖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之一，主体年代距今8100至7500年，出土玉环、玉璜形器各1件。其中，玉环形制规整，玉璜形器采用两端实心对钻工艺，孔洞呈漏斗状，加工手法与跨湖桥遗址出土玉璜高度相近，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新考古实物资料。

继跨湖桥文化之后，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文化持续有序发展。距今7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阶段，玉玦、玉管、玉璜大量涌现，原料以本地石英、萤石、叶蜡石等为主，目前还没有使用透闪石玉材的报道。距今5900～53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玉璜主要分化为条形、片状两类，多作项饰，玉料开始转向透闪石质玉，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制玉传统的重要转折。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玉琮、玉璧、玉钺等核心礼器发展成熟，琢玉工艺达到史前巅峰，神人兽面纹等标志性纹饰体系完备，玉璜仍旧沿用，完整保留了长江下游8000年来一脉相承的用玉传统。

 综上，以兴隆洼文化玉器和跨湖桥文化玉器为代表，西辽河流域与长江下游地区成为中国史前两大主要的制玉和用玉中心，为中国史前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根基。

二、玉见文明：古国时代玉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区域文化互动

 中国史前玉器在距今5500年前后进入礼玉阶段，玉器不仅具有装饰性功能和象征意义，更是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出现了以玉器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初级玉礼制系统，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内部结构产生一系列变革的结果。在距今5800～5000年，即古国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史前玉器发展出南北两大区域中心，分别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作为玉器的独立起源地，西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都有着深厚的玉文化传统，并且在这一历史阶段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包括玉器种类、数量、造型的显著增多，制作工艺的进步，社会功能的延伸等多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分化以及高超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承载了丰富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该阶段各地区的史前文化之间互动频繁，玉器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红山文化玉器集中出现于晚期晚段，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为代表，材质主要为辽宁岫岩透闪石河磨玉，主要器类包括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猪龙、玉璧、玉镯、玉人、玉凤、玉龟等，玉器种类、数量和组合关系的变化，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差异，是加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红山文化的玉礼制系统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包括玉礼制系统的唯一性、玉礼器使用功能的多重性以及玉礼器使用者的特殊性，玉器的使用者应是属于特殊社会阶层的祭司，玉器不仅是随葬的礼器，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用具。其中，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是红山文化晚期等级最高的王者之墓，其随葬的玉人、玉凤和斜口筒形玉器的组合，反映了当时最高等级的用玉制度。除牛河梁遗址之外，玉器在红山文化的其他墓地内也反映出一定的等级分化，但具体表现形式和等级差异程度有别，应与聚落等级、功能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有关，是文明起源阶段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的体现。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出土玉臂饰

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率先出现了较多的人物或动物类玉器，包括玉人、玉龙、玉虎、玉龟、玉鹰等，此外还有玉璜、玦、钺、系璧、小环等器类，反映出较为精湛的玉器加工技术，也是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载体。凌家滩文化的玉器群虽然没有形成相对规范的玉礼制系统，但其仍与墓葬等级有着密切联系。07M23是凌家滩遗址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高规格的玉器，墓主人双臂位置各有一组10件玉镯，与玉人手臂装饰一致，墓主人不仅是一位首领式人物，还可能是通神的巫师，或为王者。浓厚的原始宗教氛围是古国阶段南北两地早期文明的共同特征，代表了一种相似的文明模式，而玉器则被赋予了神秘化的内涵和统治性力量，是文明起源阶段玉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良渚文化玉器是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发展至巅峰的体现，反山王陵和瑶山高等级贵族墓地反映了这一阶段高等级的用玉制度。相比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早期就已经在良渚古城区域形成了相对固定且具有明确性别差异的玉礼制系统，主要器类包括钺、琮、冠状饰、璜、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圆牌饰、柱形器、玦等，另有鸟、鱼、龟等小型动物类玉器。其中，由玉璜、圆牌和管串组成的项饰为女性所有，钺、三叉形器和成组锥形器主要为男性所有，成组锥形器的数量与墓主人的等级成正比，一组最多可达11件。良渚文化玉器最具有标志性的纹饰为“神人兽面纹”，代表了良渚文化先民统一的精神信仰，起到了整合社会群体和多重文化因素的关键作用，是良渚文明形成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也应是良渚文化权力的象征，M12是反山王陵中的核心墓葬，也是良渚文化的王者之墓，其出土的大玉琮、玉钺、权杖瑁和柱形器上都雕刻有带有羽冠的完整的“神人兽面纹”，标志着墓主人生前拥有至高的社会地位。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玉神人面

这一阶段，各地的史前文化之间存在着比此前更为活跃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并实现了创新性的发展，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动力之一，而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在玉器上有着明显体现，表明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钺、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玉冠状饰、东山头积石冢出土的玉琮形器等，就是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响；同时，凌家滩遗址也发现了可能属于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残件，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发现的较多小型蜷体玉龙也明显是受红山文化玉猪龙影响的产物。南北方玉文化的交流还包括岫岩玉料的传播，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媒介作用。因此，在大汶口文化的玉器中也可见有文化交流的因素，包括具有红山文化风格的多联玉璧和与良渚文化玉锥形器形制相近的玉器，以及与良渚文化晚期出现在琮、璧上的“立鸟高台”中“高台”纹饰相近的台形玉片饰等。此外，长江下游地区自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使用玉琀的传统，也通过良渚文化渗透到了大汶口文化之中。同期，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玉器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但玉器总量相对较少；黄河中游地区，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灵宝西坡墓地出土了9件玉钺，是该阶段中原地区集中出土玉器的典型遗址。西坡墓地的玉器种类相对单一，在其大型墓葬中，随葬品除了陶器便是极少的玉钺，与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引发了学界有关文明模式的讨论，认为仰韶文化的社会呈现出了另一条文明形成的路径，是军权、王权相结合，而神权相对弱化的文明模式。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出土玉钩形器

 进入龙山时代，即距今4500～4000年左右，是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中国史前玉文化格局也发生了一定转变，形成了多个新的玉文化中心，推动史前玉文化发展至又一高峰。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晚期的玉器仍然具有一定的数量和使用规模，太湖北部寺墩遗址的M3、M4是良渚文化晚期等级最高的墓葬，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多节玉琮和大型玉璧是这一阶段高等级墓葬的用玉特征，有学者认为玉琮节数的高低可能与墓主所属的宗族情况有关。良渚文化衰落之后，该地区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玉器相对沉寂，但良渚文化的玉琮对外影响深远，分布范围相当广泛。目前，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文化，晋陕高原地区的清凉寺、芦山峁等遗址以及东南地区的石峡文化中均有发现，一直持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

海岱地区的玉器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到龙山时代有了较大发展，并且对中原地区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土玉器的遗址以临朐西朱封、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等遗址为代表，玉器器类以玉钺、铲、圭、璋、牙璧、簪等为主，其中，玉圭和牙璋都是二里头文化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类，其源头或可追溯至山东龙山文化。李伯谦对早期牙璋的传播路径进行了论述，认为其发源自海岱地区，后由东向西传到石峁文化，再西传至齐家文化，而后经巩义花地嘴遗址进入二里头文化。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也有着较为突出的成就，玉器大部分出自瓮棺葬内，肖家屋脊遗址W6共出土玉器56件，墓主人生前应具有特殊的社会等级、地位、身份。出土玉器的典型器类有玉人头像、虎、鹰、蝉、笄、柄形饰等，其中，侧视的玉鸟形象与前一阶段常见的俯视玉鸟有别，可以视为商代妇好墓玉凤造型的肇始。

 黄河中游地区、晋陕高原地区的陶寺、石峁、芦山峁等遗址，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都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陶寺遗址发现了多孔或孔内镶嵌绿松石的钺、多孔刀、环璧、联璜环璧、琮等。石峁文化玉器种类繁多，涵盖牙璋、钺、刀、璧、琮、圭、牙璧等，以及玉雕人头像、鹰、虎头等人物与动物类玉器。“藏玉于墙”是石峁文化在玉器使用上的一大特色，可能同某种特殊的信仰和仪式有关。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晚期的元宝山积石冢内也发现有在冢墙墙体内放置玉器的例证，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

 这一阶段，史前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在玉器上也有着明显体现。典型如石家河文化腹地发现了“石峁类”牙璋，而在石峁文化的核心聚落石峁遗址中也发现了石家河文化的代表性玉器——鹰笄和虎头等，反映出不同区域文化间交流的深入性。

 由此可见，中国史前玉文化在发展轨迹和整体格局上呈现出此起彼伏的曲线发展态势，其间虽有主次之分，但主次地位也在不断变化，整个中国史前玉文化体系应是在一种丰富多元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玉器反映了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前玉文化传播的过程，首先表现为南北两系玉文化的融合，由此成就了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繁荣，然后则表现为这种融合后的玉文化由东而西向中原扩展，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二里头文化。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而王权则是国家最核心的特征之一。王权的产生可以通过玉器得到有力的证实，体现出玉器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核心物质载体的重要地位。首先，玉器的种类、数量、组合关系以及特殊纹样是王和其他高等级贵族用于彰显阶层身份的重要标志，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凌家滩07M23、反山M12等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墓，完备的玉礼制系统则是强调王权、维护统治权威的重要手段；其次，高等级墓葬随葬玉石钺的现象表明，战争与暴力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军事指挥权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渐发展成为王权，而玉石钺则是军权与王权的象征。

三、玉礼天下：夏商周三代玉器的汇聚、融合与创新

夏商周三代不仅是有成文历史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早期成型阶段。夏商周三代开创世袭王朝体系，商朝成熟文字与青铜文明传承文脉，西周分封、宗法与礼乐构筑传统社会秩序；三代孕育华夏族群认同、德治民本思想与农耕历法，诸子百家思想亦发源于此，为后世的政治制度、伦理文化、民族认同与农耕文明奠定基石。总体上看，夏商周三代技术、文化与社会一直保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包容性。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玉器作为夏商周三代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存之一，早期核心价值集中于神灵祭祀、贵族权力等级划分与墓葬礼仪规制，是联通天地人神、划分阶层秩序的核心礼器；伴随礼乐文明逐步完善，玉器逐渐剥离纯粹神性，与君子德行联系绑定。子贡与孔子的对话，便是对历代玉德内涵的集大成总结：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

东周时期系统化形成的“君子比德于玉”思想，极大拓展了玉器人文精神内涵，而玉器从祭祀之礼、阶层之礼，走向人格之德，是跨越夏商周三代循序渐进、一脉发展的完整过程。
夏代是三代玉礼制体系的奠基阶段，核心是汇聚、整合史前多元玉文化，构建专属的玉兵礼器体系。作为探索中晚期夏文化最重要的都邑类遗址，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种类丰富，主要包括柄形器、璋、刀、钺、戈、圭、璧戚、铃舌，绿松石龙形器、管、珠及绿松石铜牌饰等；上述器类中圭、璋、璧戚、钺、绿松石饰等具备专属礼仪属性。绿松石龙形器与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绿松石龙形器略呈浮雕状，巨头，蜷尾，龙身起伏有致，色彩绚丽；全身由两千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嵌绿松石铜牌饰开创性结合青铜铸造与玉石镶嵌工艺，以加工成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嵌雕琢兽面纹样，威严肃穆的兽面纹饰成为后世商周兽面纹核心母题。除此之外，牙璋是二里头玉器中最具标识性的核心礼器之一，这种两侧有阑、刃部内凹的专用玉礼器，其文化源头可追溯至山东龙山文化和陕西石峁文化。二里头工匠对牙璋形制进行标准化改造，造型更加规整对称，阑部纹饰趋于繁复，扉牙纹饰可能表现张嘴的龙形象，最终将牙璋升级为代表王朝正统、专属征伐权力的国家级核心礼器。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管状珠

整体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实现了玉器功能的根本性革新。在广泛吸收龙山时代各区域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整合与规范，二里头文化时期构建起以玉兵器为核心的礼器体系。玉戈、玉钺、玉刀等不再具备实用功能，而是作为军事统帅权、等级身份与国家礼仪的象征，成为强化统治权威的重要工具。这一转变标志着玉器从主要服务于神灵祭祀，转向成为王权与贵族等级制度的物质载体，为商代玉礼制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代玉器在承袭二里头夏时期玉器工艺范式与礼制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汇聚、融合多元玉文化，形成神权与王权双向共生、祀与戎并重的玉礼制新格局，实现了玉礼制体系的阶段性创新。商代高度重视玉器神权属性，同时依托森严礼制，建立标准化、层级化的玉器使用制度，出现祭祀天地神灵的礼玉、象征军事征伐的仪仗玉、标识贵族身份的佩玉等。玉器功用形制、使用场景均形成固定规制。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出土玉器品类完备、工艺精湛，尤以妇好墓出土玉器最为典型。

妇好墓发掘于1976年，墓主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生前曾率军征伐、主持祭祀活动。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确定墓主人身份且保存完整的晚商王室级别的墓葬。墓葬级别之高，出土文物之丰富，均代表了商代晚期物质文明的最高水平。妇好墓中出土文物多达1928件（组），其中有玉器755件（组），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工艺精湛，代表了商代玉器的最高水准。

从已有的统计结果看，妇好墓出土玉器可分为礼器、仪仗器、工具、装饰品等不同类别。礼器包含琮、璧、璇玑、环、瑗、璜、玦、簋、盘等9种，其中璜的数量最多，环次之。仪仗器包含戈、矛、戚、钺和大刀。一般无实用痕迹，大多雕琢精致，戈的数量最多。工具包含斧、凿、锛、锯、各种刀类、弯锥形器、纺轮、铲、镰等，其中锯、镰及部分小刀有使用痕迹，而斧、凿、锛及部分小刀、铲无使用痕迹。出土的刻刀绝大多数柄端雕成各种动物形象，大致有鱼、鸟、夔、壁虎等，多为浮雕，两面刻纹，以鱼形最多，鸟形次之。多数在动物尾端刻出刀刃。刻刀柄端多有小孔。装饰品包含笄、臂饰类的镯形器、佩戴的串珠、圆箍形饰和杂饰等7种。此外，还有较多人形、动物形玉雕及少部分用途不明的饰物。动物造型玉器包括兽畜类的虎、象、熊、猴、鹿、马、牛、狗、兔、羊头和兽头等；禽鸟类的鹤、鹰、鸱鸮、鹦鹉、鸽、燕雏、鸟、鸬鹚、鹅等；鱼类；两栖类的蛙；爬行类的鳖；昆虫类的蝉和螳螂。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

 除此之外，妇好墓中还发现一些早于商代制作的玉器。主要来自燕山以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中原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这些来源印证商代大范围收纳整合史前玉文化遗存，兼容并蓄发展自身礼制体系，契合三代文明包容性特质。

 商代玉文化的融合、创新并非局限于中原核心区域，更呈现出广泛的辐射融合态势。古蜀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场所中出土了大量明显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玉器,主要有璋、戈、琮、璧、钺、多孔刀、箍形器、锥形器等。赣江中游的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琮、璧、瑗、玦、璜、环、戈、矛、铲、笄、镯、管等玉器，具有商代玉器的典型风格，也保留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此外，周边封国如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该墓地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殷遗民史氏家族墓地。出土玉器种类涵盖礼器、兵器、工具、装饰品等，其中琮、璜、璧、璋等玉礼器的形制与组合，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呈现出简化、小型化的普遍趋势。斧、钺、戈等玉兵器延续了商代以玉兵象征权力的传统。前掌大玉器具有双重文化属性：主体类型与工艺明显反映商制；某些装饰风格，又与西周早期玉器发展方向同步。

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玉钺

周代在夏商玉礼制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修礼乐、升华内涵，完成了从玉礼规制到玉德精神的人文转型，是三代玉器融合创新的巅峰阶段。西周时期，在成熟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框架下，用玉制度完成了制度化、等级化与道德化转型，成为“明尊卑、别等级”的重要礼制载体，形成了圭、璧、琮、璜等完备的玉礼制系统。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榖璧，男执蒲璧。”玉器在礼仪之外，不仅开始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也开始将玉器与情感、人格特征联系起来，《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覆面

 张家坡西周墓地位于陕西西安长安区马王镇张家坡村，坐落在丰京遗址的范围之内，墓中出土多件含“井叔”铭文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是西周时期世袭贵族家族的几代族长——井叔及其夫人。该墓地出土器物中，玉礼器与仪仗玉器数量减少，而组玉佩、串饰等装饰用玉流行，成为贵族身份的标识。组玉佩基本由珩、璜、琚、瑀、冲牙等构件组成，其中最常见的构件则属璧、璜。西周早期以璜为主体的组玉佩形制已初步形成，虽出自墓葬内，但大多为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戴于颈部，垂挂于胸腹前。按璜的数量，可分为七、五、三、二等多种形式。从目前考古出土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将组玉佩的规格和贵族等级准确对应起来，但其礼仪性意义和节步的作用是明确的。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龙

西周时期玉的文化内涵得以升华。周人将玉的物理特性类比于君子应有的品格，“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由此萌生。玉器从此不仅是权力与等级的标识，更被赋予了道德人格的象征意义，为春秋战国时期玉德观的系统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周时期在继承西周玉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审美情趣进一步展现“尚文”倾向，多璜组玉佩、玉蚕等装饰造型构件进一步盛行，且大型玉石圭、饰棺用玉、玉覆面等开始流行；另一方面出现了礼仪用玉的普及化与变革，如玉覆面、圭等向低等级墓葬延伸，高等级所用的组玉佩出现珩等、棺饰使用玉串珠替代了玉鱼、贝等。总体而言，东周时期将“君子比德于玉”的礼仪内涵进一步普及并趋于系统化。

 纵观夏商周玉文化发展脉络，其演进历程始终贯穿多元汇聚、深度融合、持续创新的核心特征。二里头文化构建起以玉兵器为核心的礼仪秩序。商代玉器则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至周代，随着礼乐文明的完善，玉器逐渐由“以玉事神”转向“以玉载礼”，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彰显身份伦理的重要物质载体。玉器不仅是权力的信物，更是道德与规范的化身，成为“君子比德于玉”的精神符号。这一从“神性”向“礼性”的功能转变，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从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的演进，奠定了中华文明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

四、玉润中华：秦汉至明清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格局

步入秦汉，中国迈入大一统王朝时代，玉文化也随之告别上古神巫色彩，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日渐交融的社会环境中完成功能重塑。此后历经唐、宋、辽、金、元，直至明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发展、巩固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中华玉文化不断吸纳各民族、各区域乃至域外文化养分，历经礼制更迭、审美变迁、技艺革新，从庙堂专属的权力重器，逐步演变为融入社会生活的文化符号。玉器承载的精神内涵、艺术风格、社会功能不断丰富，清晰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成为解读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

秦汉时期，玉器延续先秦礼制传统，进一步强化权力信物的属性，秦始皇创制“天子玺”，将玉视为天命与王朝正统的象征，玉册雏形初现。周代“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持续传承，组玉佩等冠服配玉既是贵族身份标识，也是士人修身立德的载体。制玉工艺不断精进，活环、活链等技法逐步发展，商代妇好墓、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链、玉羽人所代表的玉雕工艺，在秦汉得到延续与发展。玉器功能持续转变，神权色彩淡化，逐步向日常配饰、陈设器延伸；丧葬用玉走向完备制度化，汉代形成体系完整的玉殓葬制度，玉衣、玉琀、玉握、九窍塞配套使用，依照诸侯王、列侯、贵族等级划分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玉护体、希冀不朽，成为汉代丧葬用玉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至此，玉器全面融入王朝礼制与社会生活。

 

北满城陵山汉墓出土玉具剑剑珌

陕西西安北郊汉墓出土“鲜于平君”玉印

 唐代，玉册制度发展至顶峰，分出封禅、即位、陪葬等不同品类，玉带成为冠服礼制的核心，严格划分官员等级，玉器作为礼制与权力符号的作用达到鼎盛。依托丝绸之路，唐代玉文化迎来多元交融，吸收波斯、粟特等西域艺术风格，来通杯、多曲长杯等新式器形，缠枝纹、联珠纹等异域纹饰广泛流行，佛教题材玉雕也不断涌现。玉器不断走向世俗化、生活化，装饰类、陈设类玉器渐趋兴盛，在承袭“君子比德于玉”精神内核的同时，形成开放华丽、写实灵动的时代风格。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滑石熏炉

宋辽金元时期，中华玉文化在多民族互动交融的背景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演变格局。从宋代文人士大夫主导的仿古风潮与世俗化转向，到辽、金政权对中原玉文化的吸收并与本民族传统结合，再至元代大一统格局下巨型玉雕的创制，玉器在这一历史阶段不仅延续了“君子比德于玉”的精神内核，更广泛整合草原民族审美趣味、佛教艺术元素，逐渐演化为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为明清时期玉文化的进一步繁盛奠定了基础。

 两宋时期，新疆和田美玉难以大规模进入中原内地，玉器形体多小巧，但工艺却十分细腻精湛，品类主要为带饰、佩饰、首饰、器皿、文具等。金石学的勃兴和绘画艺术的发展对玉器制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玉器仿古风潮兴起，宋人将三代青铜器造型与纹饰融入玉作，创造出各类既富古意，又含蓄典雅的玉器。1952年，安徽休宁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朱唏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兽面纹玉卣便是其中代表。宋代绘画尤其是花鸟画的繁荣与市民阶层文化崛起，令风格写实的仿生玉器和带有吉祥寓意的装饰题材得以兴盛，如荷叶形玉杯盏、花鸟纹玉佩件、婴戏纹玉饰等形象写实、意趣恬淡，体现出文人审美与世俗趣味的融合。

辽代政权由契丹人建立，其用玉制度与风尚深受唐宋王朝所影响，推崇新疆和田白玉，并规范用玉制度，以玉带别身份尊卑，规定皇帝用玉带，五品以上官员用金镶玉带。辽代玉器中不乏器形、纹样与唐宋玉器风格相类者，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保留鲜明游牧文化特征的玉器，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为玉臂鞲，其是一种佩戴在前臂、在放飞海东青时用于保护皮肉的护具。1986年发掘的内蒙古通辽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保存最完整、出土玉器最为丰富的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墓中出土众多精美玉器，玉料多为新疆和田玉，既有组玉佩、文房玉器等带有明显中原风格的器物，亦有玉臂鞲、玉柄锥等体现契丹骑射传统的器类，充分表明辽代玉器并非对中原风格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接受传统玉文化的同时，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有机融入玉作体系。此外，佛教艺术的东传亦在辽代玉器中留下深刻印记，玉飞天、玉迦楼罗等题材的流行，反映了辽代多元文化共存的生态。

金代由女真人建立，在入主北方后广泛吸收辽、宋的典章制度，用玉之风不减前代。金人对中华玉文化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春水玉”“秋山玉”两大题材，这两类题材源自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四时“捺钵”制度，即帝王依季节迁徙行猎的习俗。“春水玉”以海东青捕鹅为标志性图式：海东青凌空而下，双爪攫住天鹅颈部，天鹅惊惧挣扎，艺术表现充满张力；“秋山玉”则展现山林间虎、鹿共处的场景，或群鹿穿行，或猛虎回首，风格浑朴，充满北国山野的旷逸气息。这两个题材玉器在元明清三朝均有延续，并逐渐褪去北方游牧民族狩猎文化特质，演变为中国吉祥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多元文化在玉器艺术中互渗共生的典型例证。

元代大一统王朝建立，玉文化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蒙古统治者重视玉石器制作，先后设立的官营作坊多达7所，开启大型玉雕的创作先河。至元二年十二月己丑，时值公元1266年2月初春，忽必烈下令造作的渎山大玉海制成，以河南南阳独山玉为材，外壁以高浮雕工艺表现波涛海兽纹，气势恢宏，其不仅是元代宫廷宴饮重器，更是元代物质文化中雄浑气度的集中体现，巧妙融合了蒙古族草原文化、汉族传统文化、辽金时期北方民族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既赓续上古以来的用玉传统，更奠基了后世巨型玉雕之宏制，成为中华玉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作品。与此同时，元代士人对古玉的研究与赏玩亦蔚然成风，朱德润编纂《古玉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玉器专著，显示出文人阶层对玉文化研究的重视。

四川成都凤凰山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组玉佩

 明代，玉器的制作与使用更为繁盛。明廷远追周汉、近仿唐宋，确立了严格的礼仪用玉制度，对玉带、组玉佩等冠服配玉的使用等级作出严格禁限，延续以玉别身份尊卑的传统。与此同时，日用玉器类型丰富，生产渐多，各式玉器皿、玉簪钗、玉饰件等层出不穷。受文人好古风气影响，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期，仿古玉器大量涌现，形制常追摹三代、两汉器物造型；而以陆子冈为代表的苏州名匠所制玉器，则常将文人意趣与世俗趣味巧妙结合，创作出诸多既古雅又富含吉祥寓意的经典玉雕作品。
清代承袭历代制玉传统，集礼制体系、工艺技法与多元审美之大成，将中华玉文化推向历史顶峰。清廷对新疆的有效管辖使和田美玉得以大规模持续输入内地，为中原大量生产玉器、制造大型玉器奠定了重要基础。清宫造办处如意馆专司玉作，工艺技法登峰造极，既生产出大禹治水图玉山子等珍罕的大型玉雕巨制，将宏大叙事与立体雕琢融为一体，也有薄胎、嵌宝等巧夺天工的精细之作。有清一代，乾隆朝制玉最为兴盛，乾隆帝对玉器的痴迷推动了仿古与时作的共同繁荣，“乾隆工”成为中国古代制玉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清代玉器既坚守“君子比德于玉”的精神内核，又广泛吸纳中原传统文化、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佛教艺术乃至域外痕都斯坦玉作等多元文化元素，完整呈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成熟阶段玉文化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恢宏格局。

从秦汉的礼制定型、世俗萌芽，到唐代的开放交融、盛世华彩，再到宋辽金元的多元共生、民族融合，直至明清的全面鼎盛，中华玉文化始终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巩固不断演进。玉器从王朝权力的专属信物，逐步转变为承载道德理想、审美情趣、民俗信仰、民族情感的综合文化载体。这段从多元走向融合的历史，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绵延八千余年的中华玉器正是承载中华民族文脉的核心文物遗存，完整串联起中国玉文化从未中断的发展脉络：从西辽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两个玉文化独立起源区发端，历经古国时代不同区域间玉文化的交流融合，经夏商周王朝构建系统玉礼制，再到秦汉至明清大一统格局下多民族、多元文化持续交融共生，其完整发展序列深刻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

 玉文化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完整过程，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是深植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一部完整的中国八千年玉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演进史。玉器承载的礼制秩序、道德精神、多元融合理念，持续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持续彰显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的独特文化魅力。

（执笔者：刘国祥、陈春婷、刘江涛、郭芷彤、杜博瑞、张筱艺、石婷婷、李明月）

备注：本文内容全部节选自《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玉器精品》一书概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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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编著的《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玉器精品》，于2026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遴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155件（组）玉器精品，以考古出土玉器实物为核心，系统梳理中华玉文化发展源流，深度阐释玉器所承载的礼制思想、精神信仰与审美意蕴，是研究和解读玉文化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学术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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