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禹治水创建夏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篇章，并由此伴生的夏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载体。大禹治水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密切相关。尤以距今5800-3600年之间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时期的冶铜业，为我们提供了大禹治水时期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大禹治水离不开甘青地区青铜器的支持，而夏文化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大禹治水的成功。
关键词：大禹治水 夏文化 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 青铜文化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是关于夏文化来源的关键性文献记录，遗憾的是没有给出清晰的边界，甚至于大禹的生地也只是借用模棱两可的说法：“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作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内容之一，总结出他所认知的历史发展规律，明确表述夏文化与西羌有关联，为我们指出了追本溯源的方向。目前，考古学的成果实证：属于西羌地域范畴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确实与夏文化关系密切，其研究极有可能完成司马迁未尽事业的夙愿。

一、齐家文化与夏文化

齐家文化与夏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过去一直搞不太清楚。考古发现业已梳理出大致的脉络，尤其以青铜文化为亮点。在过去的二十世纪西北区的甘肃省先后出现了临洮马家窑文化及其石岭下类型和典型的林家遗址、掌坪遗址及边家林和花寨子遗址；广河县半山文化；广河县齐家文化；山丹县四坝文化；临洮辛店文化与临洮县寺洼文化等。[2]青海省民和县出现了马家窑文化；民和县马厂文化；湟中县卡约文化；以及著名的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都兰县诺木洪格里他哈遗址等。[3]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县马樱子梁遗址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在海原林子梁发现了距今4585+155年的居室面积为25平方米的窑洞；以及固原地区广泛分布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及齐家文化等。[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罗布泊孔崔河北岸草地发现的距今38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等。[5]上述西北地区甘、青、宁、新发现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上限与五帝同期，下限与大禹治水及夏文化对接，为我们展示出这一地域单元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从公元前两千年前起，新疆地区已陆续步入了青铜时代。主要根据有二：一是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墓地的发掘，再是在伊犁河流域巩留县阿格尔森所采集的一批青铜器。”[6]更使我们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与夏文化的关系。西北地区的文化脉络，是以大地湾是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006年发掘的Dadiwan06探方，自下而上共有六层，下层距地表8.5米，1～3文化层距今60000～20000年，发现有人类技术砸击的石器；第4文化层距今20000年～13000年，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第5文化层距今13000年～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年～5000年，以大地湾二期文化为主。其中“距今1.3万年左右(第5层),细石器技术制品迅速增加,随后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并且陶片数量逐步增加。”[7]从二期文化到距今3400年～3000年的辛店文化，[8]一脉传承，生生息息绵延至今。此结论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大地湾不仅仅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而是跨越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不仅是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核心区，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马家窑文化是大地湾文化发展进程中，在甘青地区出现的著名文化，因1923年由瑞典学者安特生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亦称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大约为距今5800～4000年之间，前后延续约1800年。马家窑文化分布于甘、宁、青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泾河、渭河、洮河、湟水与西汉水、白龙江、岷江的广大流域，覆盖了整个黄河上游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讲，东起甘肃东部泾水上游的平凉市泾川县，西至青海省的兴海、同德县，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的中卫县，南达四川岷江流域的汶川县、阿坝藏族自治州北部等。马家窑文化其延续的齐家文化正是夏文化的源头，而且还是中国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区之一。齐家文化最初发现的遗址位于甘肃洮河西岸，是一处宽阔而平坦的河边台地，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1924年夏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及其助手沿洮河一带首次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广河齐家坪发现与仰韶文化截然不同器物而得名。[9]齐家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著名的文化类型，分布范围广，涉及甘肃省东部及河西走廊东部、青海省东部，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内蒙古西南部以及宁夏南部等地。从考古发现的“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渭河上游、洮河中游和湟水中下游为中心的大片区域，向东西覆盖700公里、南北覆盖600公里，包括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200～前1600年。”[10]已发现遗址约1200处左右。夏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2015年8月1～2日在甘肃广河县，也就是齐家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召开了“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会议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从大的方面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齐家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另一种认为齐家文化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且在陶寺文化时期就已经产生，但认同齐家文化与夏文化关系密切已经成为共识。随着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距今4200～3900年前石峁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再一次领略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石峁城的面积达到425万平方米，超过了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并不断地刷新人们对舜禹时期文明的认识。夏文化是融合了不同文化形成的，其过程与大禹治水十三年的经历密切相关，《史记·河渠书》记载：“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踏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大禹从“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开始，[11]足迹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学习和吸收当地文化，对于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些地方甚至不止一次踏勘，以浙江为例，大禹至少来过两次。《越绝书》记载：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蓍老，纳诗书，审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由此可见大禹不止一次到过浙江，从最初的治水，到后来建立夏王朝之后巡狩浙江，充分表明浙江在大禹心目中占据着十分的地位。浙江的文化有万年之久，大禹治水的重要的节点之一，古老的越文化对于大禹夏文化不能说没有影响，大禹去世以后就埋葬在绍兴，至少表明他对古越文化的吸纳与融合，否则不会长眠于此。

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铜器的使用与夏文化

夏文化的核心是由大禹建夏形成发展而成，因此研究夏文化离不开大禹治水。作为本末关系，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青铜器的出现与使用密切相关。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齐家文化时期的冶铜业，成为我们研究大禹治水时科技水平的主要依据。毫无疑问，大禹治水应该是最早接受并开始使用青铜器的领导者。研究证实“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进程因起源地不同而有异，但都大致以公元前2000年前后为界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各自的传统。”[12]距今2000年应该说下限，一般通往“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更迭。在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无论是黄河上游、下游，还是长江上、中、下游，都曾出现了一些十分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诸文化等，这些文化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在某些方面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13]尤其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的方面与使用。智慧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在智慧火花的迸发点上，青铜器的发明无疑是佼佼者。青铜器使人类第一次利用金属的合成技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加速社会的发展，向自由王国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中国最早的黄铜出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陕西姜寨遗址，经过化验其成分为：“铜占65%，锌占25%，余为少量的锡、铅、硫、铁等，属于铜锌合金、杂质较多的黄铜。”[14]也有专家认为：“距今6000年前后，西亚两河流域的青铜器物与青铜冶炼技术向周边传播，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传入中亚东部，又由新疆经河西走廊传至陇右。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除上面所提到甘肃临夏、兰州等地发现的铜器，更多的发现于新疆与河西走廊。所以说，陇右、河西一带青铜器的制造产生很早，既有华夏民族自己的经验积累，也与吸收中亚一带冶炼技术有关。”[15]其中新疆地区“古墓沟—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中普遍发现青铜器，其年代的上限早到公元前2千年初或公元前3千纪末，这里发现的铜器类型复杂多样、制作技术十分先进。据此推测，新疆东部地区使用铜器的时代可能还要早一些，或者可以推到公元前3千纪下半的某个阶段。”[16]当包括青铜工具在内。中国青铜文化在满天星斗式的发展历程中，青海省是中国最早出现青铜器的地区，同样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延续5000年青铜文化的省份。其中青海的“宗日遗址是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至早期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据14Ｃ测定其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600～4000年之间。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该遗址出土的铜器总数当在10件以上。尽管铜器数量不是很多，但考虑到宗日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这批铜器资料对研究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意义重大。”[17]还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含锡6%～10%的青铜刀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它的年代（公元前2740年）与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青铜的时代相当，”[18]与黄帝时代无缝对接，早于大禹治水700年之久。该青铜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由两块范浇铸而成的，在完成浇铸之后又经过轻微的锻打戗磨，使其更加加锋利，刀刃部分因长期使用磨损呈现出凹状，下柄部有孔，并且发现有安装木把的痕迹，据此推测，可能是中长柄兵器。从文化多元性考察，齐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源头之一，不是没有道理。齐家文化的精神文化方面以及进入到专偶制婚姻形态，并出现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在物质文明方面，齐家文化已进入铜器时代。自从1957年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首次发现齐家文化的红铜器以来，出土铜器的遗址还有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积石山新庄坪等，到目前为止出土铜器100余件。铜器的种类还有长方形銎的铜斧、刀、匕、镰、锥、环、钏及最早的铜镜。最大的铜器是齐家坪出土的15厘米长的铜斧，器身厚重，刃部锋利。据北京科技大学的孙淑云、韩汝玢先生研究，在商代以前发现的铜器当中，甘肃占了总数的80%以上，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19]尤其对于工具的革新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提高工效的前提下，对于加快工程进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著名考古学家王吉怀先生指出：“齐家文化由于生产力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及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比起它的前身马家窑文化来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可以说，齐家人比马家窑人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生活部门。齐家人足迹踏遍了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大夏河流域和渭河上游、河西走廊、西汉水流一带。以农业畜牧业为其生产活动，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20]考古发现，齐家文化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他们多生活在河边的台地上，房屋多以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为主，房址中间有一圆形灶，门道大多向南。屋内地面涂一层白灰面，光洁坚实，白灰面房屋是齐家文化建筑技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的发展与生活的稳定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生活长期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更有利地发展生产，居住遗址就是定居生活的有力见证。”[21]我们为什么在研究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相关联的时候注重居址，其原因正在于此，而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要薄弱一些。研究表明“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22]因此，有专家认为“综合以上可以证明，夏王朝政权最初建立在齐家文化范围内，时值齐家文化后期；夏王朝中后期政权开始向中原地区迁徙，以二里头4期的年代考之，二里头当为夏王朝中后期所都之地。”[23]由此可见，齐家文化为夏文化源头之说不无道理。考古发现证明，大禹治水离不开甘青地区青铜工具的支持，而夏文化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大禹治水的成功。

结 语

世界是多采的，中国的文化更是多样多元，事实上，当四千年前中原进入文明时代和王朝阶段的时候，西北的甘、青地区则是以著名的齐家文化为代表，展示出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正因为齐家文化时期出现过大洪水和民众抗击洪水的历史经过，所以在今天的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均流传有大禹治水的故事和遗迹。考古发现“在铜石并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甘青地区存在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两支大的文化系统并存发展的文化格局，在青海共和、贵德盆地一隅存在有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都存在着由东向西的西渐过程，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马家窑文化不断向西退却。最终由齐家文化完成了区域内文化的统一。”而延续的齐家文化正是夏文化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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