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华夏文明的育兴渊源绵久，跨域广阔,是个宏伟而又漫长的史流。其流程的主导性因素是东、西两大文化区系的交接融合。齐家文化乃西部文化区系的核心成分，它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部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齐家文化不仅稳固、持续地确定了华夏文明西源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而且育生了参与开创华夏文明期的黄帝族系。由于经历时段、所涉地域、交化面貌这三大坐标完全重合,故可以作出黄帝部族是早期齐家文化创育者的明确判识。
 
关键词语：华复文明  文化区系  齐家文化  黄帝部族 田野考古  文献记载
 
一、对华夏文明育兴的认识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源起最为古老，涉域最为广阔，族众最为繁盛，延续时间最为久远,而凝聚力又最为强劲的大文明。这种规模的大文明育兴， 决不会是一种偶发的文化聚合,而必然要经历漫长的时代演进，容涵着许多千姿百态而又互动互融的远古文化。对此国人早已形成共识,灿如繁星的史前文化多元归一，百川成海，汇兴为华夏文明,似已成习见的表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多元文化各自的状态,以及多元文化自然形成的诸文化区系。品位卓越、规模浩瀚的大文明，是要高度发达的经济作基础,并由相当强势的族体来支撑的。多元文化之所以能够“归一”，就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一些边界清晰的封闭性族体，它们大都具有开放性,在发育过程中早就开始了相互间的接触、交往与互渗，能够从他种文化中吸取营养,壮大自己。
当然,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立冲突乃至战争，但交往融合是主流。这种交往融合是常态性的，是天长日久“润物细无声”的,难以在群体记忆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所以不存在于后世的历史记载中。而族体冲突、战争与合并则不同，群体印象深刻，日后便成为传说和历史记载中的标志性事件。传统史学的一大局限就在于，过多地关注并重视这些标志性事件，而淡化乃至无视不同文化交融的内涵。如对华夏文明育兴的论述，目光往往聚焦在中原地区，视夏王朝的建立为决定性节点。新旧世纪交替的这数十年间，情况渐有变化。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多的区域性古文化被揭示，不同特色的亮丽风采令国人应接不暇。如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江浙一带的良诸文化,四川的古蜀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学界对它们内涵的探研也日益丰实，并酝酿了影响渐著的文化区系学,从而不断提高了对华夏文明育兴史程的认识。
    文化是文明的母体，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方式和运作，文明是那些方式和运作的表征与精华。史前文化的多元归一，要有主导性因素，要由先进的文化区系构成主体，要靠一些强势族体较量、联合形成权力核心。如果将华夏文明的育兴,比喻作一部宏伟壮丽的交响乐，那她的演奏涌动着一股主旋律,那就是东、西两大文化区系的交接、互渗与融合。东方文化区系，我称之为海岱文化圈，即以泰山为依托,济、潍、汶、泗等水系密布,东延至海滨的那片地域。那是由后李文化衍生而成的大汶口文化发源地,族体代表性首领是少昊、颛顼和蚩尤。西方文化区系，我称之为汉谓文化圈，即以陇山为依托,汉、①渭、泾、洮等水系密布，西延至积石一带的那片地域。那是由大地湾文化衍生而成的的仰韶文化发源地，族体代表性首领是伏羲、炎帝和黄帝。五帝时期，也即我国国家的雏形期,海岱文化圈的大汶口文化演进为山东龙山文化;汉谓文化圈的仰韶文化演进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汉渭文化圈无疑是华夏文明的西源，而齐家文化是汉谓文化圈史前期最后一支大文化，其生产力水平已进入青铜时代,其社会结构已发展到父系家长制,已处文明社会的前夜。齐家文化对华夏文明育兴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二、齐家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西源的社会基础
关于齐家文化的缘起,考古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延续。马家窑文化最后阶段马厂类型,西向发展的一支形成了四坝文化，东向发展的一支形成了齐家文化。另一种认为齐家文化是由常山下层文化演变而来的，常山下层文化可视为大地湾四期文化向齐家文化的过渡环节。愚见这两种意见并无根本性分歧，彼此的论点、论据可以相容而会通。因为汉谓文化圈考古文化的宏观脉络基本清晰,以大地湾一期文化为母元的仰韶文化，在圈内繁荣了三千多年，孕育了伏羲、女娲强盛的族系,决不会突然消失。稍前的马家窑文化和稍后的齐家文化,应当都是这一文化脉流的自然延续。它们都起源于陇右，然后大幅度地向西发展;在文化面貌上，也反映出前后衔接的种种迹象。马厂类型同常山下层文化融汇而成齐家文化的可能性极大。域內大致同时还存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菜园文化，面貌与常山下层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在不太长的时段內，多种内涵近似的小文化，并存于范围不太大的地域，这正是一种大文化衰变后，另一种大文化兴起的过渡形态。
我们说齐家文化是一种大文化,首先是因为它涉域辽阔,而且辐射力很强，超越了在它之前甘青地区所有的古文化。它东起泾渭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部和青海省的湟水流域，北及宁夏南部和內蒙古的阿拉善左旗，南达白龙江流域,跨甘、青、宁、蒙四省区。在重要河流岸坡发育较好的向阳台地,几乎都能找到齐家文化的聚落遗存。说齐家文化是一种大文化,更因为它的文化內涵已达到史前社会的最高阶段。这方面，业界早有全面绍述;在此我不妨试举几个重要环节,略作提示。
先说冶铜业。大家都知道，青铜冶铸工艺的产生和发展，被看作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标志。对中国来说,更成为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载体。中国的青铜制作，无论在工艺水平上，还是在精神蕴含上，都已臻于登峰造极的境界，全世界没有哪种文化能望其项背。而这一光辉事业，就萌生在汉渭文化圈。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青铜器。虽然是时冶铜技术尚处创始阶段,但已拉开了青铜制作的序幕;而在随后的齐家文化中，冶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齐家文化是目前所知我国制铜工艺由红铜向青铜演进全过程的考古文化,红铜与青铜并存，砷青铜与锡青铜皆有，锻制法与铸制法兼用，且己掌握了简单的合范技术。齐家文化铜器的存在非常广泛,制作已经普及，器类十分丰富。工具和武器类有刀、锥、斧、环首刀、镰、凿、钻、匕、矛等，生活用品和佩饰类有镜、钗、镯、钏、耳环、指环、鼻环、臂筒，以及各种泡饰。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铜镜的发明。我国最早的一面铜镜出土于广河齐家坪石祭台遗址,虽然直径只有6厘米,背面光素无纹，但己把我国铜镜历史一下子提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②。出土于临复的一面齐家文化铜镜,直经已达14.6厘米,拱形背钮圆厚,规整美观。以镜钮为中心饰两周凸弦纹，形成内外两圈纹饰区。内区饰13角星形纹，外区饰16角星形纹，以平行斜线为地。线条细密,图案匀称。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这种纹饰和殷墟出土的商镜纹饰相似,二者存在一定联系。齐家文化“形成了中国铜镜的早期传统,然后才扩展到国内各地”③,如果把我国的青铜业比喻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它古老的根须最先扎根于陇原大地,齐家文化丰美的乳计,滋育了它的童年期。
 再说治玉业。玉器是新石器时代鼎盛期的产物，缘自石器的制作。先民在精心打磨石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玉质坚密温润、晶莹亮丽的特性，从而创造了日臻完美的玉文化。人们认为玉石凝山川之秀,融日月之辉,乃天地间灵气的结晶，赋予它崇高的寓意和神奇的功能 ，使它成为可以沟通天人意念的圣物。玉器最终被政治化，义理化，升华为贵族社会爵位等级的祥瑞标志。我国数千年来政治体制的主导理念，可以归纳为一个“礼”字，而玉在其中即居核心地位。礼字的初始形体由"示"、“豆”、“玉”三个义符组成,"示”为祭祀用的台案,"豆”为盛祭品的容器，“玉”即为置于豆中的祭品,故“礼”字的本义就是“以玉事神”。古人认为，这是治国理民所依赖的最崇圣的事务。从汉语言中含“玉”符的字词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很容易领悟，玉的品性已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成为高雅、坚贞、圣洁、靓丽的象征。所以，参与华夏文明育兴史流中的大文化,都含有玉文化的内容。但应指出,在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各大文化区系玉文化的丰盛程度与发挥的功效并不相同。最受业界青睐,在文明殿堂上闪现异彩的是三大玉文化:红山玉文化、良诸玉文化、齐家玉文化。
西北地区盛产各种玉石，因此出现玉器的时代较早。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玉器，时间距今约60 00年。但玉器大量存在，治玉工艺已规模化，而且形成了独立风格的冶玉业,当晚至齐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玉器出土相当普遍，据已发掘遗址的粗略统计，已达数千件，④可知当时社会对玉器有广泛需求。器类有斧、锛、凿、戚、钺、刀、镞、多孔刀、环、佩、镯、发箍、臂饰、璧、琮、圭、璜、联璧璜等，包括工具、武器、佩饰器、仪卫器、祭器等多种类型，内涵相当丰富。古代玉器拥有的功能，齐家文化玉器皆已具备。有的遗址与多类玉器同出的，还有玉石毛坯、半成品和边角料,有的未成形玉板上存留明显的切割痕迹，表明那里当为一处治玉场所。这可证齐家文化玉器乃当地产品，并非传自外域。工艺水平总体说来还未十分成熟，产品质量优劣并存,相差悬殊。但切割已使用极薄的无齿锯,切片两面基本匀平。钻孔技术已相当先进，两面钻和一面钻并用,钻孔较圆,两面孔经相差无几。玉器取材多样，造型简朴，线条流畅,不重纹饰，以光素为美,形成了独特的工艺风格。
崇玉理念的形成，玉器的大量存在，治玉业的持续发展,是和贵族阶层的产生及其需要分不开的,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进步程度。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不少仪卫器和礼器,那显然是高层权力运作的道具和法器，说明部族首领们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已习惯于借助玉器的神圣性来强化权威，以维护自己对族体的掌控。这标志着齐家文化已处父系家长制时代，贵族权力体制已基本形成。
在西北地区诸多史前文化中，齐家玉文化颇有异军突起之势。在治玉业规模上，在选材和工艺风格上，特别是在缘起途径上，越来越为业界所关注,齐家玉文化研究已成显学。齐家玉文化中璧和琮的数量非常可观，显然是受了良渚玉文化的影响，而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同型器,很可能是中介环节⑤；在铲、锛、钺一类器物上，又可见山东龙山文化玉器风格的迹象,而齐家文化同山东龙山文化的亲密关系，是学界所公认的。总之，齐家玉文化不仅标志着社会发展的高度，
也反映了齐家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冶铜业和治玉业是齐家文化眩目的亮点。下文我想阐述一个虽不被看作亮点, 但却具有基础性和制导性的环节，即农业与畜牧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形态。汉谓文化圈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距今约一万年的全新纪，全球变暖，这一带气候温润,降水充沛，地表土壤肥沃,植被茂密,草原广阔，河流湖泊较多,生态环境相对优越。伏羲集团是域内的原始开发者，大地湾遗址以及分布较为集中的仰韶文化聚落便是明证。这里是我国旱作农业的创育区，黍、稷、油菜、小麦和大麦的最早标本即发现在域内。由家庭饲养演进而起的畜牧业发育很早，制陶业也特别昌盛。发展到齐家文化时期，各方面更有了长足进步。齐家文化承续了之前旱作农业的传统，提高了畜牧业的品位，并大幅度扩拓了农耕定居区域的范围，汉渭文化圈农业与畜牧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形态,由此完全形成。
齐家文化农业的发达乃不争之事实。在所有聚落内，居室附近大都有储粮的窖穴，许多遗址都发现炭化了的粟粒，说明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所展示的那碗因突发灾难洒在地上,从而永久保留下来的面条,是最难得的一份实证，它就是用粟粉做成的。墓葬中风行以猪的头骨和下颌骨随葬的习俗，猪的数量已成为家族富有的表征。这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繁荣,因猪饲养业与农业是同步昌盛的，猪的大量存在，意味着粮食和肥料的充足。
作为史前大文化最西面的一支，齐家文化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中亚文明与华夏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畜马业的兴起是典型例证。众所周知,我国“六畜”以马的饲养时代最晚。马不是中国本土畜种.而最早的家马骨骼，发现在齐家文化遗存中，缘自欧亚草原骑马民族的传播。齐家文化是我国最先畜养马匹的史前文化。马的驯养和使用，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而且提高了畜牧业的品质,并由此确定了西北地区畜马业昌盛至今的经济特色，这无疑是对华夏文明育兴的一大贡献。
参观过广和齐家文化博物馆的人,一定会对那些高大的分裆陶鬲印象深刻。它们那三个肥硕的袋足，既支撑了器身,又能盛水容物；既扩充了器身容量,又增大了受火面积。这种科学而又实用的炊煮器，是先民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必须重笔点示，它的意义不止如此。分裆陶鬲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产物。这项发明源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而在齐家文化中有了更完善的演进。陶鬲的三个乳状袋足,最初是从草原牧猎文化习用的皮囊连结受到启发，作了仿照性的造型设计。草原地区牧猎部族经常迁徙，习惯于以皮革缝制囊袋盛水盛酒,尤便于马上携带;为了增大容量，有时将三个皮囊连接在一起,更利于骑马远行。借鉴皮囊组合而烧制炊器,的确是一种绝妙的联想构思。许多早期陶鬲的袋足间，明显堆饰有仿皮条连结的褶纹，以及皮条缝合处穿孔和线脚的留痕。这是制陶工艺中的一种惯性衍习⑥。晚至寺洼文化的分裆陶鬲，仍可见这种工艺传统的影响，袋足间常有细条连结的仿饰。陶鬲是农耕文化区定居生话的代表性器物，其上却呈现着草原牧猎文化的印记，堪称农畜业结合经济形态的实物象征。
齐家文化夯实了的农畜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形态，在华夏文明形成之后,仍在持续发展，一直滋育着汉渭文化圈的社会进步，促生了姬周和嬴秦两大文明古国,为华夏文明的成长壮大，贡献着洋溢西部特色的血液和营养。
 
三、齐家文化育兴了黄帝部族
言及此,我们先要面对考古文化能否与族体活动作对应判识的问题。此事备受学界关注，却又意见颇不一 致。以物质性操作技术为基本方法的田野考古,专业性太强,且具封闭性,同建立在文献资料解读基础上的传统史学距离较大，深入交流相对欠缺,难免产生互不介入、各说各话的现象。此外,传统史学的局限性之一,便是偏重于王朝体系,偏重于华夏主体,而对许多重要族系的源流与活动状况，关注度不高。有关记载或零散简略,或隐晦难明。这也是将田野考古同文献记载结合研究的一大障碍。因此这两个学术领域交接地带几成禁区，考古学家大都对此抱极慎重的态度，有的甚至反对将考古遗存同族体活动作对应研究，主张考古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
对此抱慎重态度肯定是对的，但拒绝作对应研究则不可取。因为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总要落到为历史构成服务这个基本宗旨上。这种对应研究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对考古发现作出说明,并把它们纳入已知历史体系之内,是社会大众的强烈愿望。传统史学也总要靠田野考古信息不断开阔视野,纠正误识,提高认知，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否则,辛辛苦苦发掘面世的那些纷繁的器物和现场遗存，又有什么意义?考古学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区域的群体创造的,田野考古揭示的那些物质遗存，必然具有社会性,必然反映创造、使用那些物象的群体相互关系和结构，及其生存能力和习俗,这就必然会映现那个时代、那片地域的历史。尽管这种对应研究的难度较大,须对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两类资料作认真的鉴定、识别、分析和判断；然而这却是方向，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努方的方向。好在我国文化事业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我国的考古学起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便没有走西方考古学偏重人类学和艺术史的老路，而开创了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结合的中国途径，这在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中有理论体现。我国早期重大考古如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道路的成功实践。
但也必须高度强调,进行这种对应研究是有条件的,决不能单凭主观意愿行事。愚见，明确时代、地域、文化面貌这三大坐标,是铁定原则。只有在这三大坐标完全重合的前提下.研究和判识方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把黄帝族系同齐家文化联系起来思考,是刘起釪先生最先提出来的;我在《甘肃通史·先秦卷》中，赞同并引用了他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此说符合上述三大坐标重合的原则。下面，让我们对此作些简要阐述。
(1) 经历时间
齐家文化的时代，现今通行的说法是距近4200年-3800年。这是依据几处典型遗址确定的大致年代。但齐家文化东部与西部约有300年的时差，考虑到它源起于常山下层文化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融合,则其早期年限应在距今4400年左右。黄帝部族的活动应看作一个时代,即五帝时代前期，可由夏王朝的建立向前推5个世代算起。学界现已认定夏王朝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按一个世代三、四十年计，上推二百年，则黄帝部族活动于中原地区，约在距今4200年前后，这同齐家文化前期相当。还应注意到,学界有人据大洪水发生时间推断,夏朝建立当在距今3900年左右⑦。如此说近实,则黄帝时代正处齐家文化鼎盛期。
(2) 所涉地域
前文对齐家文化全盛期的四至作过介绍,若论其育兴期，则在陇右即我所说的汉渭文化圈的中心地带,那正是伏羲文化的兴盛区。黃帝族系源起于陇右，是伏羲文化的承袭者，这种认识如今已渐被学界接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业内人士尤其是甘肃学者古史研究的一大成就。
《国语·晋语》载司空季子语,说黄帝、炎帝同出少典氏:“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里的“德”,指在漫长生存斗争中形成的族体特性，姬、姜二水指二族的兴起地域。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炎帝部族起初活动于陇山东麓即今关中西部,学界认识一致。至于姬水，应当距姜水不太远。刘起釪先生认为:“今甘肃临夏就有姬家川的地名,而流过临夏注入黄河的就有一条大夏河。夏与姬的渊源关系很深,则姬水也有可能就是这条水。”“在谓水以至湟水这一地区，筚路蓝缕地开创前进的,就是由少典族和他的姻亲氏族有蟜族发展出来的黄帝族，以及黄帝族的姻亲部落炎帝族。”“黄帝族原来生长活动地区,自今渭水北境,陕西中部,向西至甘肃之境，恰好就是齐家文化区域。从受齐家文化影响很深、相当于齐家文化后期的火烧沟类型文化与夏代同时来看，正好齐家文化相当于传说中夏以前的黄帝族时代。因此,把创造齐家文化的氏族部落推定为黄帝族是合适的。”⑧刘先生所言黄帝族系的延展轨迹,略有可商之处,但在甘肃境内寻找黄帝族早期活动踪迹，还是很有见地的。因为黄帝族系是夏文化的开创者，而夏文化萌生于我国西部，则早就是史界的通识。专言大禹治水的古地志《禹贡》,对甘肃东部记载最为详明，可以作为旁证。
先秦陇西大夏河流域有个大夏国，徐中舒先生即认为乃夏王朝灭亡后夏族西迁所建。他说:“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幸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一个方向逃亡。”⑨虞氏后世称月氏，虞族也是远古时期兴自陇渭地区的古族。夏虞两族不迁他处而同迁陇右,实因这里是他们祖族源起之地。“夏”与“西”在古汉语中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夏”有时成为西方的代名词。陈国的公子少西，字子夏；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⑩。夏族兴起于西方,无可置疑。
漆子扬先生对夏代文明的源起和夏王朝的建立,作过深入研究。他把大夏河流域的古文明同大禹及其族属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大夏河地区曾经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力主今广河县城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应即禹之初都⑪。漆先生和刘起釪先生的观点相辅相成,因为广河一带是齐家文化的密集区，而漆先生也坚信“大禹的先祖是黄帝”。如果我们不以狭隘的年代观对待上古史事的话，齐家文化对黄帝文化与夏文化,在宏现上完全可以共容。
《山海经》中多处言及轩辕丘、轩辕台、轩辕国，方位都在西部。《水经·渭水注》记载黄帝的出生地:“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水出西南泾谷之山,东北流与横水合。水出东南横谷,西北经横水圹，入西北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峪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对于郦氏所举此二说,范三畏先生20多年前即作过有力的辨析，指出皇甫谧所言“在鲁东门北”之鲁，非周初封伯禽的今山东境内之鲁,实乃《潜夫论·志氏姓》所言位处西北地区的姞姓之鲁。故罗萍注《路史》曰“寿丘在上邽”，实即今天水市南境的齐寿山。《水经·渭水注》所言之轩辕谷水，正发源于齐寿山的东北麓⑫。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人,对陇右史地是非常熟悉的。所言“鲁”确为陇右古国。何光岳先生也有过考证，他也认为西鲁就在陇右，其族人以沿渭水和西汉水捕鱼、腌鱼为业。鲁卤同音通用。该族居地产盐，后世称为“卤城”(今礼县之盐官镇)者,即西鲁之所在⑬。西鲁古属后世的天水域內，故清儒梁玉绳在《汉书人表考》中，直接说:“黄帝生于天水。”诸多古文籍还言及黄帝的即位之地，问道之地,西巡之地，乃至死后的葬地,如逐一细考,涉域全在汉渭文化圈內。《易林·恒卦》云：“黄帝所生，伏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当是古史实况在后世记忆中的留存。
(3) 文化面貌
在我国传统史识中,黄帝具有非常独特而光辉的地位,是由神话人物脱胎而成历史人物的典型。人们把远古史系的许多“圣王”，都纳入黄帝的家族体系；夏、商、周、秦的始祖，乃至众多非华夏民族的首领，都是黄帝的后裔。同时，又把远古初民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的生存斗争中几乎所有的成就,都归于黄帝及其臣属。这一文化现象，不宜简单地斥评为荒诞的唯心主义史观，应看到其时代性。在秦汉帝国政治、文化大一统的背景下,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也滋生了大一统的精神要求。这是一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是当时客观存在的文化趋势。黄帝正处在我国由史前期向文明期过渡的关键阶段,是那个过渡时期最高经济水平与最强势族体的代表人物。从宏观高度考察,文献记载里的黄帝文化,可以全方位地与齐家文化相对应;因为齐家文化也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已跨入青铜时代,经济、文化已达到文明前夕的高度，而且方域就是黄帝祖族的兴起地带。
如前文重点申述的齐家文化铜器制作,在黄帝文化中也是亮点。《史记·封禅书》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下”。《拾遗记》说黄帝掘地昆吾山下，“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黄帝时代的铜已经 “色青而利”,且已能铸鼎，已属青铜无疑。尤可注意的是，《黄帝內传》云：“帝既与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用之。则镜始于轩辕矣。”《黄帝内传》一书神话色彩较浓,但这一传说表明黄帝时代开始用镜，给后世的印象深刻。这正同齐家文化创铸铜镜相符。
又如前文也曾重点申述过的治玉工艺，同样也在黄帝文化中闪光。《越绝书》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王使然。”将黄帝时代视为玉器时代。玉器是由精美的磨制石器升华而出的，故最初的玉器和石器一样,是工具和兵具，《越绝书》所言即指这个阶段。这表明黄帝时代以较早制作、使用玉器而为史家所关注。这也和齐家玉文化取材多样而不重纹饰的风格相应合。
再如纺织技术。关于黄帝功业的记载中，多有“制衣服”“制舆服”“垂衣裳”之类的内容。《史记·五帝本纪》还有黄帝"淳化鸟兽虫蛾”一语，既曰“淳化”，“蛾”字当指蚕的育养。《绎史》卷五引《黄帝内经》:“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纴之功。”《通鑑外纪》云:“西陵氏之女螺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原始纺织是以麻、毛纤维为原料的，黄帝时代已进入蚕丝业阶段,这也正同齐家文化的纺织业水平相当。
用植物纤维和羊毛捻线制衣,是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学会的生存技能。大地湾一期遗存中即已发现陶轮和骨针等器物，在此后的各期、各种文化遗存中,这类器物呈越来越多的趋势,而织物也越来越精细。至齐家文化，捻线、织布、缝纫已成普及的家庭手工业，许多墓葬内骨架和陶器上都发现有清晰的布纹。永靖县大何庄遗址陶器上的纺织物纹痕,有的细密到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多达30根。那时的麻纤维脱胶技术还很原始,麻线难以分擘捻结得如此纤细，故学者们认为应属早期丝织品。；临洮冯家坪遗址出土了一件红陶二联罐，腹部饰有三条生动的阴线蚕纹，蚕的节肢、眼睛和嘴都刻划细致。陈炳应先生据其状态推断为家蚕形象⑭。在那么精致的陶器上刻饰蚕纹，决非偶然意兴,说明蚕已是日常生活里的习见物。陈先生的判识是正确的。
还可拿居房建筑作比对。《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前没有居室,至黄帝时方“造屋宇”。《帝王世纪》也说“自黄帝以上，穴居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新语·道基》讲得更具体:“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是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类似记载，多不胜举。而齐家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居房建筑日趋成熟。本来，汉渭文化圈內的古文化,一直以擅长房屋修建而引人瞩目。大地湾一期遗存中,存在我国最早的一批圆形半地穴式房屋;以后几期文化的居室建筑式样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居住条件越来越舒适。到四期文化,还出现了著名的F901大型庙堂建筑群。马家窖文化和齐家文化继承了大地湾各期文化的建房传统，并在形制和装饰上有了新的发展。齐家文化房屋虽仍以半地穴为主，但地面建筑量大增。形式多样,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多边形、凸字形、吕字形等，有的还形成了里外套间结构。个别房间面积达36平方米，门前有向外突出的入口，四周配建有回廊。应当着重提示的是,齐家文化居室地面和四壁近底部,大都抹有一层防潮的白灰面。这是一种用石灰、细沙和料礓石粉末混合构成的涂料，可视为大地湾遗址原始水泥的简约化和普及化。白灰面平整光洁，坚固美观，是齐家文化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一项标志性技术。
更须特书一笔的是，齐家文化在建筑技术领域的划时代贡献——创制并使用陶瓦。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一批房瓦，橙红陶,烧制坚牢。分板状和半筒状两种，饰有篮纹、绳纹和附加堆纹。有的房屋不仅使用了覆顶瓦,还安置了排水配套设施。镇原县齐家文化遗址一处房基外发现了上百米的排水陶管,每节长约53厘米,管端设卯箍子母口，可连续套接。齐家文化住房建筑技术的进步程度令人惊叹。文献记载对黄帝功业中的“上栋下宇”作了那么多渲染，是以史实为基础的。
综上所述，经历时间、所涉地域、文化面貌这三大坐标完全重合,所以我们敢于作出齐家文化育生了黄帝部族的判识。
 
壬寅仲春成稿于金城摩碏庐
注释：
① 汉指汉水上流。嘉陵江形成之前,其在甘境的两大支流东汉水(古名漾水，即今永宁河)和西汉水合流后并不入川，而是东流入陕，与古沔水通联。古汉水源流的澄清，是新时代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一大成就。详情可参看拙文《嶓冢山与汉水古源——对一桩史地疑案的梳理》,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的《古史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②此前，只在商墓中发现过铜镜。
③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④从质地上说，齐家文化玉器材料非常多样,有许多属于彩石之类;但其器型及功用，却无疑属玉文化体系。
⑤朱乃诚：《齐家文化玉琮研究·下篇》《陇右文博》2017年第1期。
⑥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文物看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学术专辑。
⑦漆子扬:《大夏河孕育的夏代文明》，《先秦文学与文化》第九辑。漆先生引述此说,但并不表赞同。
⑧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3一54页。
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0页。
⑩马叙伦:《读书续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第6页。
⑪漆子扬:《大夏河孕育的夏代文明》，《先秦文学与文化》第九辑。
⑫范三畏：《旷古逸史》，甘肃教育出版杜, 1999年,第137～ 139页。
⑬何光岳:《中原古国源流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9～82页。
⑭陈炳应：《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上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薪火相传激扬文化自信

下篇：特别策划 |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贯穿古今且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