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陈全功
（chenqg@lzu.edu.cn，13359401178）

摘要：从青铜器时代东西方夷夏、农牧交流的角度看，“華”表示从事种植业的东部农人，与东部、农民、农业有关；夏表示从事牧业的西部牧羊人，与西部、牧民、牧业有关。黄土高原的古羌人，依据夷夏、农牧结合的时间、地域、程度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小部族，其中农牧结合好的、以农为主的就形成了炎黄、夏人、周人等为主流的華夏部族；农牧结合不好的、甚至依然以牧为主的，就形成了西戎、北狄等为主流的非華夏部族。“華夏”就是在夷夏、农牧结合中，以农为主的佼佼者，就是新出现的“会种地的牧民”“会放牧的农民”。華夏部族凭借仰韶文化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武力，曾三次逐鹿中原。炎黄逐鹿中原，禅让制管理万方，造就了新石器时代最后的辉煌。夏人阳城立国，父传子家天下，保证了中原地区顺利进入了文明社会。敬天命、惜民生的西周世俗政权，革了信鬼神、重杀戮的殷商神权，保持了中華文化的先进性与持续性。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促进了華夏与非華夏、華夏与东夷、華夏与以商人为代表的南蛮各部族的融合；促进了中華北支文化与南支文化的融合。最终，周（周人、周王朝、周文化）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想，宗法分封制的政治制度，井田制及局部地区初税亩的经济架构，钟鼎文的最后定型，四书、五经等典籍的编纂，造就了诸子百家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的盛世。诚如孔夫子所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夏商周三代进行的这种部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才将以血缘为纽带的華夏，开始嬗变为以文化为纽带的中華。
关键词：華; 夏; 華夏；夷夏结合；农牧结合；夏商周三代
至今，中国人还常自称为華夏子孙。華夏的名号遍及中国的各个地域和不同行业。但何为華、何为夏、何为華夏，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且颇有争议。
一、何为華、何为夏
        甲骨文中没有“華”字，也没有“夏”字【1】。西周金文中有“華”、“夏”两字。“華”字，象花叶下垂形。本义，花； 会意，从芔，从芌，从芋【2】。芋，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肉质的球茎，富含淀粉，可供食用；作一年生栽植，对解决原始农业碳水化合物的缺乏，促进人类大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華”字有草、芌、芋的意思，就表示种植农业；又因种植农业，相对于西来的牧业是在东部，因而“華”字又有表示东方方位的意思。总起来说，“華”表示从事种植业的东部农人，与东部、农民、农业有关。金文中的“夏”字，实际上就是“人”形，但历代对“夏”字的释义多而乱。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文部》将“夏”解释为“中国之人也”。清人朱骏声主张“夏”字的本义为“大”，也还有“西”的意思；朱说“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顾颉刚、范文澜等人，在总结多人的见解后认为，夏有多意，其一为西方之意，其二为游牧民【3】。总起来说，夏表示从事牧业的西部牧羊人，与西部、牧民、牧业有关。游牧民族，其畜牧业转场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决定了他们不进行或不善于进行建城、筑墓、创造文字之类的活动。反之，农业民族，其聚众、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求他们进行且善于进行建城、筑墓、创造文字之类的活动。尼罗河的农业文明，支撑起金字塔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的城头山城（距今约5000至6000年）、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距今约4300至4500年），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和“最早的水利设施”，就是由源于长江流域的水稻农业支持的。陕西的周原上，找不到文王、武王、周公的陵墓；因为直到春秋时，周人实行的还是“不封不树”的葬制，墓地既没有封土堆，也不种植树木为标志。華夏部族的周人是农牧结合的，“不封不树”的葬制表明，即使西周时早已定居农区的周人，依然还保留有先人放牧时的遗风。中国南、北方农区的一些地方，如甘肃天水大地湾、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山西襄汾陶寺、山东莒县陵阳河、山东邹平丁公村、河南贾湖、浙江良渚、安徽蚌埠双墩等文化遗址，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刻划符号。其中距今约7300多年的双墩遗址，出土的630多个刻划符号，已有表意、戳记、计数的功能，处于语段文字阶段，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4】。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估计总数已超过十五万；但据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讲，这些刻有成熟甲骨文的骨片，没有一片是商武丁以前的。那么，商武丁以前的甲骨又在哪里。商人是一个在河南、山东一带的沼泽、湿地中，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始封于河南商丘的农业部族。《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帝喾次妃，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这个“商”就是现在四周平坦的商丘市里，唯一有80多平方公里山地的永城县。夏帝太康失位，夷人后羿、寒浞相继乱政，商侯相土乘机从中原返回封地。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迁于商丘。”華夏部族的夏人从西北而来，农牧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有马匹、有战车，但夏人的马匹是放养的【5】。商侯相土作乘马是说，农业部族出身的相土，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驯服，成为“乘马”，用于骑乘和挽役。自此，商人的生产力和武力大增，相土也就成了商人的一代明君。《诗经·商颂·长发》中说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估计指的就是这些事。从商汤到盘庚（武丁的叔父），商人一直在四处迁徙，仅迁都就有五次之多，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终因脱离了原住民夷人的攻击和洪水的威胁后，才算稳定下来。要找武丁以前的甲骨，在商丘永城一带的山地里，还是有些希望的。总之，生产方式对其上的文化现象，影响是巨大的。从中国文字的刻符、甲骨的分布和发展来看，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确实是多与农业、农区、农人相关。相比之下，要想从夏人活动的区域里，比如说从二里头遗址里，寻找到夏文字，可能性就太小了。
二、華夏与农牧
       “華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華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但对此句的解释，历来不尽人意。有人说“華”是花、是華山，是美好的事物。有人说“夏”是水、是大、是美服，总之也是美好的事物。自从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華。”，意即中国是“華”“夏”一体的。自此，关于“華夏”的释义，一直延续的就是孔氏的大意，“華”就是“夏”，“夏”就是“華”，两好变一好，“華”和“夏”就凑成“華夏”了。
        无论何时、何地，物质生活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征【6】。在青铜时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中，东部定居的、从事农耕的“夷人”与西部游牧的、从事牧业的“夏戎”相结合（融合），产生了華夏文明。既然華夏文明是由农业和牧业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结合所决定的，那么華夏文明的社会、政治、精神等项特征，就能够从农牧结合的诠释中，得到正确的阐述。
         自新石器时代始，以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文明，向西方的传播形成了希腊文明，向东方的传播形成了華夏文明【7】。上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夏东西说》中认为，中国东部的夷族为东亚土著，创造了定居的农耕文化，种植粟、黍、稻，饲养猪和狗，使用石器和陶器；中国西部的夏戎为游牧文化，种植小麦、大麦，饲养马、牛、羊，使用青铜器和玉器【8】。大约从7000多年前开始，居于中亚的欧罗巴种的吐火罗游牧民（夏戎），经河西走廊进入了湟水和渭水流域，与从事采集和种植业的蒙古利亚种原住民（夷人）融合【9】。为什么称吐火罗游牧民为夏戎。德国学者马括德、嘉兴沈乙庵氏根据《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提出了“大夏即吐火罗”一说。吐火罗（Tochari）一词，To即汉文的 “大”，“罗”为语尾，“火”的发音与“夏”当时的发音“户”相近。“夏”的古音就是“户”，段玉裁注为“胡雅切，古音在第五部”【3】。古欧罗巴人发“吐火罗”的音，就与古羌人把吐火罗人称为“夏”（拼音hu，户）的音相近。夏戎西来后，开始种植小麦、大麦，也从事放牧、狩猎、捕鱼和采集；自此，仰韶文化分布区，就从农耕区变成了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区【10】。这种半农半牧的仰韶文化分布区，就是日后的农牧交错带。这种夷夏结合（融合）、农牧结合（融合）的仰韶文化，就是后世所称的華夏文化。
       7000 - 5000年前的夷夏结合（融合），不仅导致了农牧结合（融合），也导致了农牧交错带上古羌人多种部族和语言的形成。近期，复旦大学金力研究团队认为：“汉藏语系包括汉、藏、羌、苗、瑶、土家、缅甸等400多个语族。汉语于5900年前从汉藏语系分离出来，形成汉语族，对应的是仰韶文化，形成地点在陕甘宁。其他语言形成藏缅语族，藏缅语族于4800年前分离，形成藏、缅、羌、苗等民族，对应的是马家窰文化，地点在河湟地区”【11】。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最明确的结论，最重大的成果。
       约5000多年前，在陕甘宁黄土高原上形成的古羌人，依据夷夏结合（融合）、农牧结合（融合）的时间、地域、程度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小部族，其中农牧结合好的、以农为主的就形成了炎黄、夏人、周人等为主流的華夏部族；农牧结合不好的、甚至依然以牧为主的，就形成了西戎（以及其后的羌、氐等）、北狄（以及其后的东胡、鲜卑等）为主流的非华夏部族。如前所述，“華”表示从事种植业的东部农人，与东部、农民、农业有关；“夏”表示从事牧业的西部牧羊人，与西部、牧民、牧业有关。因而，“華夏”就是在“夷夏结合”、“农牧结合”过程中，以农为主的佼佼者；“華夏”就是在“夷夏结合”、“农牧结合”后，新出现的“会种地的牧民”“会放牧的农民”。《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这些文献和考古都揭示说，黄帝的子孙还有狄人和戎人，大禹的母亲是羌人，西周的王后大多都是戎人等。东周的平王从陕西镐京迁到河南洛阳时，靠的就是其舅家西戎的力量。至今中原洛阳的周围，还留有陆浑镇（驻地）、陆浑公园（放牧地）、陆浑水库、陆浑墓地等西戎文化的遗迹。可见，所谓华夏的炎黄、夏人、周人等部族，与非华夏的西戎、羌人、狄人、东胡等部族，在血缘上他们是同宗同源的堂兄弟、姨表兄弟、姑舅兄弟。他们的不同只在于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上，从事农业、右衽着装的称为华夏，从事牧业、左衽着装的就称为非华夏，就分别叫做西戎、北狄、东胡、鲜卑了。
        对何为“華”、何为“夏”、何为“華夏”有了上述认识，再读“華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理解就大不一样了。历来的学者，对此句中“華夏”一词的来路不做任何的解译，只是说“无论中原的華夏族，还是南方、北方的蛮、貊少数民族，没有不顺从（周武王）的”。按本文作者的说法，華（东）夏（西）蛮（南）貊（北）这四个字，不仅表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区域，也表示了分布在该区域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部族。所以“華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可解释成“大周盛世，地不分东西南北，民不辩夷戎蛮狄，没有不顺从武王的”。
诸華夏逐鹿中原，新中原进入文明
       大约1.6万年前，来自西亚的先民，经阿富汗、印度、缅甸等地，从中南半岛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其中的部分人，是沿农牧交错带南部的藏羌彝民族走廊，北上进入黄土高原的，可称之为中華文化的北支；另一部分人，沿长江、淮河水系东进的，可称之为中華文化的南支。在中華文化北支农牧结合（融合）的过程中，从古羌人中产生的華夏部族，凭借大地湾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前），从黄土高原沿渭河、黄河东进、南下，用先进的生产力（小麦、马、牛、羊）、科学技术（青铜冶炼技术、青铜工具和武器、畜产品二次开发技术、乳制品、毛织品）和强大的武力（骑兵和马拉战车），曾三次逐鹿中原。
        第一次，炎黄逐鹿中原，禅让制管理万方。距今约5000年前，華夏部族的炎黄联军，从桑干河流域进入冀北，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征服了久居鲁东、苏北、皖北的东夷和淮夷，驱逐了在鲁西、冀南、豫西的黄河、济水之间的沼泽、湿地、零星高地上，躲避南方大洪水的蚩尤九黎族。约在四、五万年前，东夷、淮夷、越人的先民，是从越南进入广西的，向东被太平洋阻隔后，沿海岸线与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济水、海河等水系，散布到了全中国【10】。炎黄仰韶文化的到来，中断了夷人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至4500年）；在西来的仰韶文化和本地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至4000年，仅500年），其重要标志是，在仰韶彩陶基础上生成了龙山的蛋壳黑陶。所谓“中原”，是指以西接秦岭的伊洛盆地为中心、北起冀南太行山东麓、南至豫南伏牛山地的广大地带；这里当时是黄河、淮河之间依山、临水的大片高地，故称“中原”。“中原”气候温暖、水量充沛、土地肥沃，有待开发；在大洪水之后，尤适宜农耕文化的发展。“中原”就成为中華三大古族華夏、东夷、南蛮争斗、融合的中心区域。
       近期，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已发掘出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城邑【12】。北京大学李伯谦说，它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城遗址；笔者认为，它至少也是炎黄逐鹿中原后的居留地。逐鹿“中原”的炎黄部族及其随行的夏人、周人、羌人等，在与夷人的交往中，也受到龙山文化的影响；就在其原有的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原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 - 4000年）”。炎黄及其随行的夏人、周人、羌人等外来部族，以及夷人等原住民部族，组成了许多方国。在中原龙山文化区里，管理方国的大首领，是由所谓的“禅让制”产生的【13】。尧舜禹的禅让制管理万方，造就了新石器时代最后的辉煌；这些伟大的业绩，就一直在中華民族中称颂和流传。《尚书·舜典》就有大舜“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的记载。这里的“群后”，就是各方国的首领。華夏部族的夏人，虽然其大部还留在黄土高原，但在中原的嵩山也建有方国。《世本·作篇》：夏禹之父鲧，居于崇，称有崇氏，又称崇伯。不服从大首领旨意的“群后”，就将被严惩。《尚书》中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舜杀鲧、流共工，并让夷人驩兜夺鲧之崇山封地，体现了夷人与炎黄及夏人之间的争斗，已经势不两立，禅让制快走到尽头了。在禅让制的管理下，“中原龙山文化”发展迅速，原居山东东部的夷人，不仅大量出现在河南“中原”，还穿越太行山，聚集到山西富庶的河东地区。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据说就是当时夷人大首领尧、舜的都城【14】。
       第二次，夏人入主中原，父传子家天下。距今约4000多年前，原居于黄土高原以及渭水、湟水河谷等地的夏人、周人、羌人等部族，再次顺黄河、渭河而下，捣毁夷人的陶寺都城，攫取阪泉盐池的财富，东穿太行八陉，建都中原阳城；约公元前2070年，華夏自此立国，史称夏朝【15】。夏禹确立的“父传子家天下”，有利于消除夏、夷、商部族之间的争夺和仇杀，有利于華夏部族的稳定，保证了中原地区顺利地进入了文明社会。
       夏王朝定都于中原后，与夷人、商人反复争夺于豫东、鲁西、淮北，其中多次被迫在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告成镇）、阳翟（今河南许昌禹州）、帝丘（今河南商丘睢阳区）、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附近）、原（今河南济源县城西北庙街原城）、老丘（今河南开封祥符区国都里村）、西河（今山西运城等地）之间迁都；其中更有太康失位，夷人后羿、寒浞乱政，少康中兴，这些夏人、夷人调换执政的事。待到夏亡时，夷人助商，商人做大，夏人的大部分力量，可能早已通过河南济源至山西侯马的轵关陉，回撤到山西运城的旧地去了。正在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末诸王出巡时的离宫，或者是指挥作战的“前指”。夏桀败绩鸣条、夏县失国之后，极大可能是就近逃亡到晋州襄陵县的巢山、巢水一带【16】。夏人的残部，一部分由“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太史公司马迁说，匈奴是夏之苗裔，也就成了夏史中的一大公案。近来的研究表明，西来的夏人先民，本来就是白种的吐火罗人，经千数年的夷夏交融，商初时的夏人已是蒙古利亚与欧罗巴的黄白混血儿。夏亡后，这种黄白混血的夏人，有一部分返回叶尼塞河流域，再与当地的欧罗巴人交融了千年，又一次续入了欧罗巴血脉，形成了克拉苏克文化和克拉苏克人--匈奴【16】。最终，夏亡千年后的公元前三百多年，匈奴人出现在陕、甘、内蒙一带。匈奴人一出现，就自称是夏之苗裔，是重回故地来了。夏人的另一部分残部，从河东过黄河回撤到陕甘老家，在周人的庇护和支持下，以鬼方、羌方的名义，与商王朝继续周旋，一直到商武丁后，才不见于甲骨文记载【16】。这部分夏人，理应是融入到同是華夏部族的周人之中去了。夏亡时，还有一部分原在豫南、淮北堵截商人的夏人和羌人，已感到北返故土无望，就突围到淮南、江浙一带，留下了大量的华夏族的遗迹和夏人遁入越族的传言，也开启了历史上“北人”客居“南方”的所谓“客家人”的肇端。
        夏（夏人、夏王朝、夏文化）的特点是进取和创新。史学界很多人认为，夏文化就是齐家文化，有人就直说“齐家就是华夏”【17】。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临夏广河齐家坪命名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的文化。齐家文化的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与夏王朝的持续时间（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相始终【15】。齐家文化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畜牧业相当发达。制陶技术和纺织业，比马家窑文化有明显的进步。青铜冶炼技术开始推广，进入铜石并用阶段。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制作，多采用冷锻法，也有采用单范铸造或合范铸造的。这表明，在夏王朝的统治时期，夏人的发祥地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其冶铜业始终居各部族的前列。是夏人创造了齐家文化，是夏人发展了齐家文化；又是夏人将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从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传向了中原腹地以及与外界隔绝的东部沿海地区。
       第三次，周革殷命，中原剧变。纪元前1046年，陕西关中的周人翻越秦岭，联合汉江、西汉水流域的庸、卢、濮、微、彭、羌、髳、蜀等部族一路东进，秘密集结在中原伊洛盆地的西端；趁商人主力与夷人在沿海缠斗之机，快速出击，经孟津会盟、牧野血战后，斩纣王首级，火烧朝歌，一举灭亡了商王朝【15】。《尚书·周书·武成》：“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在史学大师王国维看来，周革殷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鼎革，“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8】。周（周人、周王朝、周文化）属于中華文化的北支，是农牧结合以农为主的文明，是敬天命、惜民生的世俗政权。商（商人、商王朝、商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南支，是水稻农业支持的文明，是信鬼神、重杀戮的神权统治。这两支文化的创造者和成长环境截然不同，所以才会在“周革殷命”之际，造成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剧变。周人的世俗政权革了商人神权统治的命，在其后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剧变对保持中華文化的先进性与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不信神、不信教，正是中国屹立   世界、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夏商周政权交替，南北方文化融合
       如前所述，華夏族群的夏人、周人，都属于从云贵高原北上黄土高原的中華文化的北支。到目前为止，商人的来龙去脉还不很清楚，可能是离开云贵高原，沿长江、淮河水系东下的中華文化的南支。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的中華南支文化有，云南的滇青铜文化（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四川的三星堆文化（距今约4500年至3000年）、湖南的城头山大溪、石家河文化（距今约5000至6000年）、湖北的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至4600年）、安徽马鞍山的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300-5600年）、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距今约7300年）、江西樟树的吴城文化（距今约3500至3100年）、浙江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南支文化在文字、建城方面，领先北支文化的状况，已在本文第一节“何为華、何为夏”中有所叙述。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高达1000多件，有工具武器类的斧、钺、戈，礼仪用器的镯、璜、环、块、璧、管、珠，动物或人物形象类的猪、龟、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等，还有独特的八卦图长方形玉片和腹部圈纹星纹的玉鹰，其钻径仅有0.15毫米。马鞍山凌家滩玉器，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是中国先秦出土玉器之最【19】。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距今约3200年），共出土青铜器486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国家一级文物23件。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完全是南支的风格，装饰有燕尾纹、编织纹、变体兽面纹、阴刻云雷纹和立体圆雕虎等动物形象，与殷商武丁及其后文丁时的青铜器大不类。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其重器之多、器型之繁，也是中国先秦出土铜器之最【20】。
要认可并加强对中華南支文化的研究。确实存在着由云贵高原到东海之滨、由西向东分布着的南支文化。至少，有商一代，在许多方面，已不是中原影响南方，而是相反。正是由于盘庚带领商人北进安阳，从南方带去了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拓通了湘、鄂、赣、皖诸省的铜矿供应，经过近两百年的南、北文化融合，才能在商王文丁（纣王祖父）时，铸出了司母戊鼎。此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四周怖饕餮纹，转角处饰以夔纹，形制巨大，雄伟庄重。司母戊鼎是夏商周的铸鼎之最，是夏商周青铜文化的代表之作，也是中華北支文化与中華南支文化的融合之作。南支文化和遗址的创造者以及曾经的主人，大部分都不知来源，更不知所终。距今7000多年前的海侵以及5000多年前的那次大洪水，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山海经·海内篇》记“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孟子·滕文公》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沿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一字排列的洞庭湖、洪泽湖、鄱阳湖、太湖、巢湖，秦汉时的云梦大泽，现时湖北省那成百成千的湖泊，都能使人联想起那曾经的海侵和大洪水。也只有海侵和大洪水，才能使南支文化和遗址的创造者以及曾经的主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商周三代进行了涉及千秋万代的部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周（周人、周王朝、周文化）的作用最大。就连殷人的后裔孔夫子都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周天子为共主、以宗法血缘为基础、兼顾各部族利益的分封制，造就了八百年的部族大融合【21】；这种部族融合，包括了華夏与非華夏的西戎、北狄的融合，華夏与夷人、越人的融合，華夏与以商人为代表的南蛮的融合。南、北支文化的融合，在甲骨文、青铜器基础上定型了钟鼎文；钟鼎文成了先秦文字的主流和中国文字的基本形式之一。周人克商，以“中国”的合法统治者自居，敬天命而以“天之子”王民，奉行“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想，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22】。周王朝汇集夏商周三代的各种信息，编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经》、《尚书》、《礼记》（先秦思想，汉代成书）、《周易》、《春秋》五经等典籍，这些书籍至今仍是中華文化最基础的经典。周王朝先后在大部和局部地区，确立了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和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初税亩制，初置了文明社会的经济架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诸子百家的诞生和百家争鸣的盛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正是夏商周三代进行的这种部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才将以血缘为纽带的華夏，开始嬗变为以文化为纽带的多部族组合的中華。
        在中国的范围内，经炎黄、夏商周三千多年的夷夏结合、农牧结合，始兆于青铜时代、发展于夏商周、定型于秦汉的華夏族群与華夏文明，最终成为了秦人、汉人与秦、汉大帝国。从纪元前后到现在的二千多年里，从秦皇、汉武，经唐、宋、元、明、清，到孙中山、毛泽东，汉人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以及满、蒙、回、藏交流融合，砥砺前行，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包含五十六个民族的中華民族与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纪，十四亿中国人，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華文化这个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与世界人民一道，为“天下大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23】。壮哉華夏 壮哉中華。
参考文献：
1曹定云. 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 中原文物，1995(03)：65G76
2雷庆翼.“華”字义源小考.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05)：102G103
3吴锐. 夏殷直道而行说质疑. 文史哲，2014（06）:40G49
4王磊. 淮河流域史前刻划符号及相关问题研究. 华夏考古，2016(01)：60G66
5郭静云. 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中国社会科学，2016(06)：184G204
6黄仁宇. 大历史不会萎缩.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易华．夷夏先后说．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8傅斯年．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9 林梅村. 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西域研究，2003（3）：9G23
10陈全功．再谈“胡焕庸线”及农牧交错带．草业科学，2018（3）: 669G676
11张梦翰. 成长中的演化语言学汉藏语系的演化. 科学，2019（5）：15G19
12王丁等. 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 决策探索(上)，2020(06)：44G48
13彭邦本. 再论近年出土文献中的先秦禅让传说——兼谈所谓尧舜禹“篡夺”说.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04）：5G13
14何驽. 尧都何在?——陶寺城址发现的考古指证. 史志学刊，2015（2）：1G6
15仇士华. 夏商周年表的制订与14C测年. 第四纪研究，2001（1）：81G83
16陈立柱. 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 历史研究，1997（4）：18G23
17易华．从齐家到二里头：夏文化探索．天赋新论，2000(12)：134G137
18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第十殷商制度论. 北京：中华书局，1994.
19张敬国. 读玉凌家滩. 安徽科技，2002（02）：62G64
20 王永红. 感受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收藏家，2006（02）：7G12
21杜成安. 分封制的完善与宗法分封制.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5)：118G122
22 许倬云. 西周史. 上海：三联书店，2011.
23 王宗礼. 论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41G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