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为了能将1976年戴应新先生在陕北神木石峁征集的百余件玉器，分六期发表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文或省称“台北故宫”）发行的《故宫文物月刊》，笔者专门撰写六篇《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配合出版。在该文我首度正式提出“华西系玉器”的概念[1]，在当时被考古学界视为“胡说”“荒谬”。

一、前 言

我提出“华西系玉器”观点后二十年，也就是2013年前后，陕北神木石峁宏伟石城与集体杀戮掩埋的场景惊动全球考古学学界，流散海內外大量墨玉制作的牙璋和多孔长刀，也得以确认专属石峁文化玉器。今年是笔者提出“华西系玉器”观点的第三十年。今日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的研究成为今日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但还是面临：发掘工作太欠缺，研究工作很不足的困境。
分布在渭水中游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石璧、石琮，证明可能早在公元前3600-29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黄河上中游先民已开始制作圆璧、方琮来祭祀他们心目中的“圆天”“方地”[2]。这种对宇宙天体的崇拜，以及制作与想像中天神、地祇相似的圆形、方形器物来礼拜神祇，祈求能发挥“同类感通”的思维，一直传承五千多年，是中华文明中的核心成分。

庙底沟文化之后的数百年，黄河上中游曾错落分布着常山下层文化、菜园文化、半山文化、客省庄文化等，可统称为“先齐家诸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后来逐步发展成齐家文化。公元前2300至1500年，是齐家文化的盛世。从甘肃东部开始蓬勃，先向西发展，覆盖甘肃全境，晚期时又向东、东北发展，分布于关中平原、陕北高原，直达河套地区，与石峁文化犬牙交错[3]。所以从青海东北经甘肃、宁夏，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出土与征集玉器的数量与器类都非常丰富。除了用典型墨玉制作的牙璋与多孔长刀可确认属“石峁文化玉器”外，大量的圆璧、方琮、多璜联璧、端刃的斧铲类、边刃的刀等，都可纳入“先齐家至齐家文化玉器”的范畴。

近年来青海喇家遗址出土多件在一器的两面上刻凿“日”、“月”形符号的圆形石器，是极有启发性的资料。台北故宮本即藏有很多齐家文化玉器。约2011至2012年间，入藏了大批蔡希圣先生收藏多年的齐家文化玉器，其中既有凿刻“日”、“月”形符号的石器，也有数件镶嵌“日”、“月”形嵌片的玉璧，有的嵌片排列方式，似与多璜联璧的创形理念相似，都是探索古老宗教思维的物证。

二齐家文化刻符石器

喇家遗址宗教祭祀区出土七十三件刻符石器，分散出于三十多个地区。其中编号F20的房址出了十三件，是最重要的地方。据研究，F20房址可能不用来住人，或是与某种公共性质的手工业生产活动有关的房址。

值得注意的是喇家所出刻符石器的器表常打刻向下凹的符号，最常见的是如图1所示，一面刻圆形、一面刻弯月形；很可能分别代表日与月。图2则一面刻凿圆形，另面刻凿四个排成弯月形的圆凹，应该也是代表月亮[4]。


图3是采集自青海省民和县的齐家文化刻符石器，笔者2016年赴甘肃广河参加齐家文化会议时，在齐家文化博物馆展厅中看到。此图由黄翠梅教授拍摄。

图4、图5两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接受蔡希圣先生以其父母名义捐赠的齐家文化刻符石器。2011年，我院邀请喇家遗址发掘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研究员来院审查这一大批捐赠品时，他指着地上盒子里的它们说：“把它们翻过来，我猜它们背面还有符号。”果不其然，它们的背面都有符号。


图4是草绿色蛇纹石质的椭圆形扁厚块，器表精磨。两面器表分别凿刻出可能代表太阳、月亮的圆形、弯月形凹槽（a1, b1），又将弯月的月缺处，及由之延伸经过厚厚的器缘连至圆太阳的器表刮粗，还将半个厚缘器表也刮粗。

图5是用微泛绿的黑色石块打磨成圆形扁厚状，器表未精磨。两面器表分别凿刻出可能代表太阳、月亮的圆形、弯月形凹槽（a1, b），凿圆日的a面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大小浅凿痕。
解读了刻符石器上符号的含意后，似乎对于图7至10共四件镶嵌了绿色矿物的玉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三齐家文化嵌玉片的玉璧

由于近年来大陆经济崛起，收藏丰盛，赝品也多。不少伪造的齐家文化玉器上出现镶嵌绿松石片的现象。因此，不少学者都误以为只要镶嵌上绿色矿物片的似齐家风格玉璧，多半是赝品。

事实上，赝品多花样，固然是事实，但并非齐家文化玉璧上就不可能出现镶嵌。图6是山西最南端运城盆地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器缘虽经修改，器表钻孔镶填的绿松石原片还在[5]。该墓地文化属性复杂，约公元前2050年左右进入该墓群第三期[6]，此期墓葬出土很多玉器，据发掘者薛新明研究员推测，墓主可能是经营该盆地解池生产的池盐的居民，用池盐向西北地区交换玉料制作玉器[7]，但笔者仔细观察清凉寺出土玉器，确知大部分是现成的齐家文化玉器。

本文图7至图10共四件镶嵌了绿色矿物片的玉石璧，已经过多位考古学家、古玉器专家鉴定，确实是真正的齐家文化玉璧。资料的公布，有助于学界对齐家文化的认知。

图7玉璧的质地是略呈半透明感的闪玉（nephrite），边缘大片灰白沁斑及深褐色条班。轮廓不甚圆正，中孔单面钻成，孔壁顷斜有旋纹，背面留有直条切割痕。正面（孔径大的一面）以中孔为中心，在其上、下方分别琢磨圆形、月牙形凹槽，镶嵌径1.4厘米绿色闪玉圆片，以及两截绿色钠长石（albite）衔接成的新月形嵌片。推测齐家文化先民用这些嵌片分别代表：“日”、“月”。

图8也是闪玉制作的玉璧，中孔孔径大的为正面，孔径小的背面，背面器表还留有切割痕。正面用绿松石圆片镶嵌：单独一个径约1.0-1.1厘米的圆片可能象征“日”，三个径约0.9厘米的圆片排成弯月形，可能代表“月”。

图9、图10两件玉石璧虽也是镶嵌绿松石，但嵌片在璧面的布局与前二件不同，却与齐家文化最常见的三璜联璧关系密切。经拉曼光谱检测，图9的质地是闪玉，图10则为方解石，所镶嵌的都是绿松石。

镶嵌片在器表做三等分布局，图9这件每处只嵌一个径约0.9-1.1厘米的绿松石圆片，正面（中央孔径大的一面）有嵌片，反面在同样的位置也有等大的绿松石圆片。目前无法确认，是用三个圆柱体绿松石镶嵌，圆柱体两个端面分别露出于不同璧面上？还是用六个圆形薄片，贴于两面相同的位置？
图10则在正面三等分处，各镶嵌一排较小的，径皆为0.6厘米的绿松石圆片，形成三道辐射线。背面则无镶嵌。由于质地是较软的方解石，捐赠入院时已残破，故编入“参考品”。

四齐家文化多璜联璧

从齐家文化考古出土的多璜联璧的玉质本身的纹理可知，最初应是将玉料制作成厚厚的弧形弯片，再平剖出多件薄的弧形弯片，这种弯片通称为“扇形璜”，再将扇形璜斗接成联璧[8]。有时斗接的三片刚好是原本连续的玉料（如本文的图11），但多半是虽来自同一个厚厚的弧形弯片，但三片之间原本并不完全衔接（如本文的图12-14）。

过去大家看这类多璜联璧都只关注玉的部分，事实上齐家先民可能重视的是斗接成圆以后，形成的辐射状孔隙。因为孔隙的辐射条状布局，与图10玉璧上镶嵌物所形成的图像相同。这种以辐射线条构成的图像，也见于大西北地区史前至历史早期多种器物上。

五、西北地区史前器物上的辐射纹与环绕纹设计

齐家文化的三璜联璧或四璜联璧，常每组的单片大致等大，排好时单片间的空隙大致呈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辐射状。确实有些像马厂文化彩陶上出现的所谓“写实的太阳纹”（图15）[9]。但后者并未成为甘青史前彩陶的主流纹饰。

齐家文化多璜联璧以及秦魏家、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围圈（图16）[10]，可能承载了相同的创形理念。部份半山文化彩陶上的纹饰，器腹围绕一圈等大的圆圈（图17），也是以相同的单元重复且连续围绕成圆。这种回环旋绕、永无终始的设计，或许传递生生不息，“连续”与“永恒”的意念。

辐射状线纹也出现在齐家文化铜牌饰（图18），以及新疆天山北路哈密地区林雅墓地的铜牌饰（图19），让我们一眼就觉得很像在描述阳光普照的大太阳。林雅墓地还出土一件太阳纹铜镜（图20）中央部位铸成写实的人面，围绕一圈阳光似的辐射线条，提供我们思考齐家三璜联璧的创形理念，是否来自中亚东端？[11]
图21是一件很厚实的大石璧，正面刻有七条辐射状的宽阴线，间距略不平均；背面无纹，仅侧边一道切割痕。目前考古发掘资料中不曾见过如图21的大石璧，但从石质、做工分析，它可能属黄河上游齐家系石器。应该蕴含太阳崇拜的文化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幅员辽阔的黄河上中游，自古即是亚欧大陆东西交流的孔道，也是中国核心文化的萌芽地区。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研究，经费、人力多集中于中原地区及华东沿海，黄河上中游史前文化的研究，除了如彩陶等少数重点课题外，许多项目乏人问津，玉器即是其一。

齐家文化及与之同时段的周边文化，似乎主要流行“坑埋玉器”的祭祀方式，这种无人骨，也无其它随葬品，只将祭祀过的玉璧、玉琮等掩埋于山林中，在悠久的历史中，即或被乡民发现，也不受社会菁英阶层的关注，常被当作玉料改制他物。即或如此，今日传世器与流散品中，仍存在许多华西风格玉器。

二十世纪八０年代以来，考古学界投注大量经费在华东地区从事史前考古，发掘出土很多雕纹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立刻受到学界关注。因此开始流行一个说法：新石器时代只有华东有玉器，华西根本没有玉器，是受到良渚文化西传，逐渐简化、粗糙化，才发展出齐家文化玉器。且许多人习惯纸上作业，排比线绘图就发表论文，人云亦云。

笔者诚挚地呼吁，大家对我们共同祖先文化的认知，不要存在当今狭隘的地域观念。我们必须通过造形、纹饰解读每种器物在创形之初，所承载的理念，才能透视祖先在距今四、五千年时，用美玉大量制作一些无生活实用功能的玉器，其真正的目的。

大家都熟知中国的地理特征就是西高东低，所以自东北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串连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这条山脉链把低平湿润的华东，与高亢干燥的华西，分隔成不同生态环境的两个地理区块。

很微妙的事是，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生活在这两大区块的先民，或因不同生态环境而发展出不同的思维，充分呈现在他们所制作的，具有祭祀功能的玉器上。

或因低平湿润的生态，令华东先民关注周遭各类动物，因而发展了“神灵动物”的思维。他们相信某些“具有灵性的动物”是神祇的使者，从神祇处引渡神秘生命力给氏族祖先，而繁衍了族群。因此他们相信：“神祇”、“祖先”、“神灵动物”是“三位一体”，三者可相互转型。所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多胚胎式玉雕动物，如：猪龙、C形龙、幼虫型态的蝉等，也有玉鸟、玉龟等。

在长江中下游，“神祖灵纹”可能萌芽自旧石器时代，至少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上已有踪迹。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则多以玉器为载体，所以高度发展“动物精灵崇拜” （可简称“物精崇拜”）的良渚文化早中期，巫觋穿戴的各式行头，如：头上插的锥形器、三叉形器，冠状器（梳背）、胸前垂挂的成串管珠、玉璜，手腕戴的琮式镯等，形制不一，但纹饰一致；因为良渚先民相信能产生沟通人神法力的是玉器上雕琢的“神祖灵纹”，所以良渚文化早中期主要盛行“宝玉衣礼制”。[12]

发展到龙山时期，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甚至黄河中游龙山时期，都盛行雕琢神祖灵纹的玉器[13]。中国历史文化中浓厚的“祖先崇拜”应源起自华东。

但是高亢干燥的华西地区，先民可能在高岗上更能体会日升月落的奥妙，由于观察出日、月在天空遵循圆形轨迹运转，发展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更在“同类感通”的思维下，制作圆璧、方琮来礼拜天、地。最初的璧与琮未必是玉石质，也可能为木头或其它易朽的物质，但如前文所论及，至少在公元前3600-29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就用石块制作圆璧、方琮。

从少量的出土、征集资料，结合重要的传世器可知，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也就是从庙底沟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先齐家阶段”，发展到齐家文化，黄河上中游的先民强势地发展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璧琮礼制”[14]。换言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天体崇拜”源起自华西。

大家都知道，商王朝是东夷大族建立的王朝，而周王朝的王室是崛起于渭水流域的华西大族。大家也知道，商人信仰中最高的神是“帝”，“先公先王”这些祖先神更是生民向上帝祈祷时的中介。而周人信仰中最高的神是“天”。商、周二族的信仰差异，就是源自史前华东、华西先民信仰的不同。

我们再检视秦汉以降，历代帝王的封禅、郊祀典礼，主要以天神、地祇为祭祀的主尊，而王室的祖先只能作为“配享”[15]。这或是说明长达八百年的周王朝，奠定了秦汉以后二千余年，以天体崇拜辅以祖先崇拜的祭祀，成为中华文明主流礼制。

本文主要以喇家出土凿刻圆日、弯月的石器为基础，介绍台北故宫所藏，能说明齐家文化先民“观天思地、崇日拜月”信仰的玉器。也呼吁大家：要透析史前文化的真相，必须尽量检视、研究考古出土实物，再深入分析传世、流散的真品，必须深入探索，或可逐渐洞悉远古先民宗教思维的真相。

后记：

本文改写自笔者2017年发表在《故宫文物月刊》总号409期（2017年4月）一篇同名的文章。文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质地鉴定，均由陈东和副研究员以拉曼光谱及XRD检测，特此申谢。

在此笔者需说明，由于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端方的误导，三、四十年来，学界误以为玉琮是良渚文化先民的发明。笔者在《曙光中的天人对话》一文中已有详尽论证。简言之，良渚文化早期重要遗址群如瑶山等，未见有祭祀功能的玉璧存在，当然不可能有祭祀功能的玉琮存在。目前被考古报告中名为“琮”的，只是与管、璜等同样都是“神祖灵”纹的载体，建议改称为“琮式镯”，才合乎历史真相。良渚中期晚段，也就是反山墓群晚期出现堆叠大璧，也出现二璧夹着方柱体的大玉琮，应该是良渚文化的突变。此后也盛行过一段“璧琮礼制”所表现的“天体崇拜”。

2023年邓淑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