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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明起源，学界主要着眼于新石器时代的众多考古发现。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即

一是外来说到本土说；

二是一元论到多元论。

01“外来说”到“本土说”

“外来说”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这个观点是20世纪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提出来的。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大约在 1914 年，他受北洋政府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特别是进行铁矿的调查，他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21 年，安持生在河南省混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安特生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之一。

仰韶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彩陶文化，几年后同样是被安特生发掘的甘肃齐家文化，也是一种彩陶文化。

在当时的考古学成果背景下安特生认为，齐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上游，因此齐家文化影响了仰韶文化。与当时发掘比较多的中亚彩陶文化相对照，安特生于是提出了一个两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影响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又进一步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线索，这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

平心而论，在当时发现不多、研究尚不充分的学术条件下，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随着学术发展，外来说受到了冲击，这个冲击还是来自考古发现。

学者通过发掘比齐家文化更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实际上是仰韶文化影响了齐家文化，而非齐家文化影响仰韶文化，澄清了安特生认识上的错误。

学者们也意识到，彩陶文化并不是高科技的文化，只要有陶土，各地都可以生产彩陶，所以这种彩陶文化，不必以安特生的文化传播说来解释。

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说”，基本上是为国际学界所承认的，即中华文明有它自身的独立起源。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认识上的第二层推进，是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简单地说，“一元论”就是中原中心说，也就是前面说的古史传说体系，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从中原开始的。

20 世纪以来，它已陆续地受到学者的质疑。顾颉刚的疑古派就打破了一元论。此后王国维、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从各自角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说法。

王国维的殷周差异论，就认为商和周族属不同、文化有异。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同样提出了东西两系的发展脉络。蒙文通和徐相生注意到了南方，分别提出了“河洛、海岱、江汉”和“华夏、东夷、苗蛮”三系发展脉络，这都是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发展。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苏秉琦用“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华文明的起源，他认为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很多都已经站到了文明的门槛上，这是典型的多元论的说法。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很多文明都已经站到了文明的门槛上，就要步入文明了，但是从国家产生的状态来看，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国家还是在中原地区产生的，中原地区国家等级政体的发展最终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

对此现象，严文明用“重瓣花朵式结构”这一形象的观点来解释:中原文化区是“重瓣花朵”的“花心”，其余文化区是“花瓣”。中原地区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

同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大北方地区内部集团、族群竞争激烈，冲突、战争频繁，而战争是促使国家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最早产生国家的原因和背景之一。

2019年7月，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包括良渚古城、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大大丰富了对良诸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学界开始对于良渚国家形态的讨论。

文明的产生与文明的起源截然不同。这里，要特别注意良渚遗址中所体现的文明要素，即良渚是如何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重要考点）。

 今天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区可能不在中原。但良诸文明并未延续下去，它的衰落也是有意义的话题新的发现与讨论必将带来对中华文明起源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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