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支文化系统

与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

早期中国的“多支”，既表现在考古学文化的多个样貌或多个支系，也体现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多种路径或多种子模式。

考古学文化是“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中观察到的，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并具有一定特征的共同体”。考古学文化属于可观察到的物质文化范畴，比较容易随时空发生变化，且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谱系。由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因此对考古学文化演变谱系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谱系的探索。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考古学文化面貌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现在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数以百计，对考古学文化大区或大系统的归纳有着多种方案。除苏秉琦的“六大区”说外，佟柱臣有七个文化系统中心说，严文明先是提出稻作农业、旱作农业和狩猎采集三大经济文化区，甘青、中原、山东、燕辽、江浙、长江中游六大“民族文化区”和周边地区的六个小文化区，后又提出华北鬲文化系统、东南鼎文化系统、东北罐文化系统的文化三系统说。

但正如安志敏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文化的“兴起、演变、消亡以及迁徙和交流等，都在考古学遗迹中呈现出复杂的迹象”。对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的整体划分，只是根据自然环境、生业状况和部分文化要素概括的结果，不表明每个文化区真能数千年一脉相承、连续发展。要划分出更加可信的文化区或文化系统，只有在分阶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主要根据变化最为敏感的陶器的情况，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分别划分出若干支文化系统：距今1万多年至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有华南和长江中游南部的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钱塘江流域的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中原地区的深腹罐文化系统、海岱地区的素面釜文化系统和华北—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等五支文化系统；约距今9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有黄河和淮河上中游的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泰沂山以北地区的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等四支文化系统；约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黄河流域的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等三支文化系统。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文化交流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系统的数量逐渐减少。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道路或模式各地也有所不同。严文明就曾提出中国文明不但有多个起源中心，而且“各地方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当然就有可能不大相同”。具体来看，约距今6000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加快文明起源的步伐，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凸现、战争频繁发生，但同时各地又表现出不同特点，我们将其归纳为“东方”“中原”和“北方”三种模式。

“东方模式”指面向东南沿海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葬俗表现出视死如生、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特点，物质文化很发达，社会分工明确，发展道路波澜起伏，约距今4000年后走向衰落。“北方模式”指面向西北内陆的黄河上中游大部地区，丧葬观念生死有度、重贵轻富、务实质朴，物质文化不很发达，社会分工有限，发展稳定持续。“中原模式”指豫中西、晋南、关中东部地区，总体和“北方模式”接近，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东方模式”特点。“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最后长期成为政治上中国的中心所在。李伯谦认为，“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仰韶古国得以承续发展，原因就在于其“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这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不同模式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天下文明”模式

总结起来看，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也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样一个萌芽于8000年前、形成于6000年前的超稳定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也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

“文化上的中国”或“中华文明”有其独特性。西亚8000多年以来也有发达而颇具共性的文化，但宇宙观是“多元”的，诸城邦各为其主、各有其神，缺乏稳定的中心，苏美尔的王权只是城邦王权或者小王权，可称“城邦文明”模式。埃及自距今5000年前开始，文化高度统一，缺乏分支文化系统，法老对尼罗河广大地区拥有广幅王权或者大王权，可称“埃及文明”模式。 “城邦文明”模式从根源上讲不是一种可以自然趋于“一体”或“一统”的文明模式，只能通过军事征服建立“帝国文明”，但“帝国文明”由于缺乏深层的统一基础而很容易崩溃。“埃及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体”或“一统”程度很高的文明模式，但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和社会子模式的多样性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只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文明，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一元多支一体”格局和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