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盆地的西北缘，地处沅江北岸的一级阶地，总面积约 3万平方米。在遗址下层发现了一处属于高庙文化的大型祭祀场所，复原面积在 1000 平方米左右，年代约距今 7800~7000 年。祭祀场有 4 个边长约 1 米的方形大柱洞，发掘者推测原来应该是“排架式梯状建筑”，还有数十个祭祀坑、附属房屋等。祭祀坑中出土火烧过的牛、羊、鹿、龟、鱼等动物骨骼和螺壳，个别坑中有人骨。出土的白陶非常精美，上戳印有复杂图案，发掘者推测为祭器。白陶上的图案，有可以和祭祀场主建筑对应的“天梯”图像，以及八角星纹、獠牙神面纹、日纹、鸟纹等[20]（图一，1~4、6）。

[1]《尚书·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2]《尚书·召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3]《诗经·生民之什·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诗经·清庙之什·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4]宋人王昭禹认为，“昊天上帝者指天帝耳。天者，帝之体。帝者，天之用。”见王昭禹：《周礼详解》第十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5]如凤雏甲骨 H11:96：“小告于天，西亡咎”。《何尊》：“廷告于天”。[6]《仪礼·觐礼》：“祭天，燔柴。”[7]上引《周礼·春官·宗伯》文郑玄注：“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槱，积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8]《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9]《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10]《礼记·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礼记·礼运》：“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11]《诗经·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逸周书·作雒》（周公）“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国语·鲁语上》：“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12]《史记·封禅书》：“自

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另参见杨天宇：《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文史哲》2004 年第 3 期，第 91~96 页。[13]《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14]《礼记·礼运》：“（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15]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 年第 9、10 期，第 23~50 页、89~110 页；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第 191~211 页。[16]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杜，1955 年。[17]参见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8 页。[18]《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19]小屯丙组建筑基址瘗埋白苍成对玉璧，被认为属晚商王都内的祭天遗存；礼县西山遗址圆形夯土台基及祭祀坑，被认为与两周之际（公元前 770 年）秦襄公祭白帝的西畤有关，但白帝和昊天上帝还有一定差别。参见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年；王志友、刘春华：《秦、汉西畤对比研究》，《秦汉研究（第九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 161~174 页。[2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4 期，第 4~23 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 年第 7 期，第 9~15 页。[21]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 年，第 254~262 页。[22]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 年，第 342~345 页。[23]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6~78 页。[24]李新伟：《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中原文物》2020 年第 3 期，第 81~93 页。[25]参见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6 页。[26]《山海经·海内东经》：“沅水山出像郡镡城西，入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山海经·中山经》：“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楚辞·九歌》：“沅有芷兮澧有兰。”可见沅水在先秦时期早已存在。沅即元，字形可能与“天”，与高庙的人形圆首天神有关。[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5 页。[2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 年。[29]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中期偏晚和晚期的四个测年数据，其中三个的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3799~前 3517 年、公元前 3771~前3519 年、公元前 3700~前 3521 年；还有一个为公元前 3360~前 2920 年。综合考虑，暂将红山文化中期偏晚和晚期年代推定在公元前 3700~前 3100 年。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479页；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8~20 页；王芬、栾丰实：《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期和年代》，《中原文物》2016 年第 4 期，第 27~33 页。[30]田广林、梁景欣：《关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红山文化四号冢的几个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131~136 页。[31]高云逸：《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与积石冢年代的再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 26 辑），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63~74页。[32]郭大顺：《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所见“祖先崇拜”的若干线索》，《辽河寻根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100~106 页。[33]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 年第 1 期，第 9~17 页。[34]冯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开明出版社，2013 年，第 301~305 页。[35]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 年第 8 期，第 20~26 页。[36]《周礼·春官·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37]刘淑娟：《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第 1 期，第 22 页（图一，3）。[38]在《雒书》中有灵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的记载（《初学记》鳞介部龟第十一引）。[39]朔知：《凌家滩祭坛遗迹试论》，《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170~180 页。[4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29~33 页。[4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 年 3 期，第 7～17 页。[42]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 年第 4 期，第 14~17 页。[43]钱伯泉：《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制式盘》，《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

年，第 152~157 页。[44]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5~67 页。[45]冯时认为中国古代有“以猪比附北斗的传统”。见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38~548 页。[46]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1999 年 5 期，第 18～25 页；田名利：《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文物研究》第十五辑，黄山书社，2007 年，第 79～90 页。[47]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 年 3 期，第 66～72 页。[48]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 年，第 271 页。[49]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 88~91 页。[50]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1 期，第 1~11 页。[51]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 年第 6 期，第 485～496 页。[52]龟甲除作为龟占工具，可能还象征天地；骨规形器和骨板被认为可能为观测天象之“规矩”。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2015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舞阳县博物馆：《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2013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12 期，第 3~20 页；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 年第 3 期，第 66~72 页；王楠、胡安华：《印证神话传说：贾湖遗址发现骨制“规矩”》，《中国城市报》2019 年 7 月 22 日，第 13 版。[5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 年。[54]刘勇：《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七千五百年前石雕神人面像》，《光明日报》2019 年 9 月 29 日，第 11 版。[55]冯时认为这些刻符当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等空间观念。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年；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6~78 页。[56]大汶口文化晚期最常见的上日形下火焰形的符号，和高庙的“天”字形图像也是比较相近的，加上下面的连山形，可以理解为山巅之上的日鸟合体或者山上之“天”。弧边四角星纹和高庙所见一样，可能与天之中或者天极有关。见王树明：《从陵阳河与大朱村发现陶尊文字谈起》，《东方考古》第 1 集，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5～403 页；韩建业：《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49～170 页。[57]所谓“观象台”遗迹，也有可能是迎日祭天遗迹。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 2003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 年7 期，第 7～24 页；《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 基址 2004～2005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 年 4 期，第 3～25 页。[58]李新伟用“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模式，来解释约公元前 3500 年以后中国各地出现的文化和社会共性。这一模式对于解释裴李岗时代中国大部区域在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方面的共性更加有效。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 年第 4 期，第 51~58 页。

（作者：韩建业 原载《江汉考古》2021 年第 6 期）

来源:古今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