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韩建业教授首先对“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等概念进行厘定。
“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其不仅包括发达的物质文化及复杂的社会形态，更应包含信仰、知识、修养、礼仪等精神文化特质。不同领域的前辈学人对此多有论及，但其观点可谓迥异，如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则认为“（文明）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中国学者冯时则对接中国传统，取义《易传》《尚书》，将“文明”定义为“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在此讨论基础上，韩建业教授认为可将“文明”定义为人类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的高阶综合体。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青铜器，开始指“天下之中”，后指中原地区乃至于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辛亥革命后成为国家名称，具有“文化中国”及“政治中国”的双层含义。其中，“文化中国”指具有共性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而“政治中国”则处于动态变化过程，即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历史时期，“文化中国”是“政治中国”分裂时期向往统一、统一时期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而韩建业教授本次讲座的“早期中国”概念，即为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热潮，夏鼐、苏秉琦、严文明等先生将目光投向广义的新石器时代,先后提出“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级组织形式”“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等启发性论断。随着考古发现增多及研究成果的不断推进，多数考古学家眼中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点，从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逐步提前至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甚至将其上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或更早。

基于此，韩建业教授指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国文明开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以前，具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距今8000年以后的“裴李岗时代”，黄河、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双墩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跨湖桥文化、高庙文化、兴隆洼文化等，均表现出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可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恰于此时，或受地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对外强烈扩张影响，或通过在宗教祭祀、空间观念等方面交流，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与黄、淮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出现共性特征，进而形成文化上“早期中国”萌芽。进入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进入普遍复杂化过程，各区域逐步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可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由此可知，早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多支”文化系统以及北方模式、中原模式、东方模式等多种子模式，最终演化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文化格局。距今5100年左右出现文明社会，中华文明正式形成，并经历了从古国文明到王国文明的演进。

最后，韩教授总结道，早期中国文明在长达数千年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精髓不断锤炼沉淀，最终汇聚成六大文化基因：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为本；追求秩序、稳定执中；有容乃大，和谐共存；勤劳坚毅，自强不息；以农为本、稳定内敛。这些文化基因与数卜、象数、观象授时、天圆地方等文明特质汇聚交融、绵延至今，不仅奠定了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社会的文明基石，亦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而“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与文化基因，加之前文所述“多支”文化系统和“一体”文化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一元多支一体”的基本文化特征。这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既能保证主流传统的长期延续又包罗万象，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讲座结束后，韩建业老师与参会同学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文：柏秀颖　图：吕佳玲）

（图文转自：“人大考古”公众号）

上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为中华民族修家谱——专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

下篇：临夏州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会议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