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牧马祁连山

 在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中，祁连山北麓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关系密切。例如四坝文化四羊青铜权杖头、汉白玉权杖头、马头刀、青铜镞、弧背刀、套管空首斧、骨柄铜锥（图九:1～6、8）等，颇具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36]。四坝文化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此文化普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欧亚草原文化早期铜制品相同，反映出四坝文化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最近几年发掘的西城驿遗址也发现有四坝文化及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的过渡阶段遗存， 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和冶金遗物， 还发现一件与火烧沟权杖头类似的石范。此遗址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前1700 年，而四坝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前1600 年间，下限可达公元前1500 年前后[37]。上述遗址14C 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000～前1400 年间，虽与研究者的估算略有出入，但大体反映了四坝文化及其源头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夏末商初。

图八 罗布泊地区采集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

图九 四坝文化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因素

广布祁连山南北的齐家文化也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2008～2011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在甘肃临潭县磨沟村发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 发现了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两个时期的墓葬， 皆采用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两种形制， 其中竖穴偏室墓由竖穴墓道和偏室组成[38]。而在2011 年发现的一座石棺墓（M1503），明显有别于此墓地其他古墓。这座墓葬为竖穴土坑石棺墓， 系先挖一近方形竖穴土坑，而后在土坑中部下挖长方形墓圹，四周形成生土二层台。墓圹四周砌以石板，下葬后再覆盖石板。墓内人骨头向东南，亦与墓地整体人骨头向偏西迥异。此墓打破和叠压齐家文化的三座墓葬，应不属于齐家文化（图一〇:1）[39]。从墓葬类型看， 这座石棺墓与近年在新疆布尔津县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墓地石棺墓相似（图一〇:2）[40]，故其很可能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齐家文化早期遗址或墓葬未见铜器，因此，这一发现相当重要，为探讨齐家文化冶金术的来源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1991～1993年，在对祁连山南麓西宁市附近的沈那遗址西侧进行的考古试掘中，发现了齐家文化房址、墓葬、灰坑，并出土了一批齐家文化的骨器、石器、陶器、铜器及白玉环（图一一:4）等，其中大型倒钩铜矛最为珍贵（图一一:3），现藏青海省博物馆。这件铜矛长61.5、宽19.5 厘米；刃呈蕉叶状，叶尖浑圆，叶中部两面有高1.5 厘米的脊梁，脊两侧是片形翼；矛銎较长且较宽，下部有三道凸弦纹，两侧均有脊；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銎内留有柲的残迹。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件铜矛可能属于年代较晚的卡约文化[41]，但发掘者认为这件铜矛无疑出自沈那遗址齐家文化地层之中，应属于齐家文化[42]。经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检测，这件铜矛的成分为红铜。青海卡约文化为青铜时代文化， 而齐家文化则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所以，沈那倒钩铜矛确切无疑属于齐家文化。此外，沈那出土的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不太一样。第一，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的倒钩和单系耳在同一侧， 而沈那铜矛的倒钩和单系耳不在同一侧。第二，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呈柳叶形， 而沈那铜矛则呈蕉叶形。第三， 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筩端呈三齿叉状， 而沈那铜矛筩端无三齿叉。由此可见，沈那遗址出土的倒钩铜矛在形制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另据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翔调查，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也藏有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长34.2、宽11.4 厘米，呈蕉叶形，矛头扁平，单系耳， 与倒钩位于銎柄异侧。其形制与沈那遗址出土倒钩铜矛大致相同[43]。
  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欧亚草原文化传入黄河流域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向西方传播。其中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就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所见带有中国特色的白玉环， 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图一一:5）。俄罗斯冶金史专家切尔内赫讨论过这些白玉环的来源，他认为：“对塞伊玛、图尔宾诺和列什诺耶出土的玉环的形态分析表明，它们无疑非常接近于东西伯利亚的装饰品。它们色泽（绿色和白色调）也都相似。大型的玉环集中于西区的墓地，尤其是图尔宾诺（36 件）。同时，东区的大型墓地罗斯托夫卡则不见这种玉环。这里只有串珠。库兹米娜在中亚发现过类似的器物。但是玉串珠也发现于内贝加尔， 当然这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玉环和玉璧；格拉兹科沃出土的大部分串珠都是叶蜡石和寿山石做成的。可见，玉质装饰品，尽管产地不明，最有可能出自内贝加尔， 那里不仅有这种材料的矿源， 而且在当地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中都发现有类似的装饰品。无论东欧，还是西伯利亚，还是乌拉尔，我们都找不到这种玉的矿源和加工传统。至于这种材料来自中亚的说法，恐怕不能成立。”[44]其说不尽然。我们认为，尽管格拉兹科沃文化亦有白玉环， 但是该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前1300 年，时代略晚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45]，因此，塞伊玛—图尔宾诺白玉环恐非来自格拉兹科沃文化， 它们很可能来自齐家文化或中国北方同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46]。

 20世纪5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尔后，欧亚草原风格的倒钩铜矛不断在黄河流域诸多遗址中被发现，其中包括山西博物院征集品1 件、山西省工艺美术馆征集品1件、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发掘品4件（其中3件调拨至安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征集品3件、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品1件，共计11件，现讨论如下。
古1959年12月，吉谢列夫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其后，他在《苏联考古学》1960年第4期刊布了这件铜矛的线图（图一二:1），并提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47]。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博士寄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彩色照片（图一二:2），可知吉谢列夫所绘倒钩铜矛的线图不够准确，铜矛上单系耳的单环误绘成双环，矛头的钝刃误绘成尖刃。其后，我们对这件倒钩铜矛进行了检测， 其成分为红铜[48]。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双系耳铜矛（图一二:3），与罗斯托夫卡墓地8号墓出土的双系耳铜矛（图一五:1）一脉相承， 可惜以前一直误当作西周之物[49]。

图一二 陕西历史博物馆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

 2008年12月，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T2H181 内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宽12.5厘米[56]。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与青海沈那遗址出土的铜矛形制完全一致。H181 开口于西周中晚期地层（第④B 层）下，打破龙山地层（第⑤层）。坑内堆积分上下两层，上层表界面出土西周中期楚式鬲，上层内部堆积和下层堆积内部仅见龙山陶片， 铜矛出在H181 下层坑底界面上[57]。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邀请有关专家观摩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的其中一件倒钩铜矛（图一四:1）。李水城教授认为，与它类似的器物曾在俄罗斯黑海（他后来更正为俄罗斯鄂木斯克州府附近罗斯托夫卡）地区出土4 件[58]， 在阿尔泰地区出土1 件，其文化性质属于欧亚草原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年代大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但也有学者认为这4 件铜矛均属于商文化[59]。据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检测， 这件铜矛的成分为红铜，而此遗址出土的另外三件倒钩铜矛粘连在一起，其成分经检测为砷青铜（图一四:2）[60]。我们还注意到， 淅川下王冈倒钩铜矛与欧亚草原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有所不同，却与青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发掘品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属于同一类型。据考古调查，淅川下王冈龙山文化中晚期地层中多次发现青铜器残片、铜渣或炼铜坩埚碎片[61]。1980 年，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第617 号灰坑出土的铜器残片，宽约6.5、残高5.7、壁厚0.2 厘米，检测证实其为含锡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青铜残片（图一四:3）[62]。由此推测，淅川下王冈遗址发现倒钩铜矛的灰坑应属于龙山文化，因为二里头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不会采用原始的红铜或砷铜冶炼技术。

 南阳市博物馆藏三件倒钩铜矛编号为0232~0234。其中，0232 号铜矛系耳与倒钩位于同侧，砷青铜质；0233 号铜矛为双系耳，红铜质；0234 号铜矛系耳与倒钩位于异侧，红铜质，含微量的砷[63]。

 2011年出版的殷墟考古报告中刊布了一件带有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倒钩铜矛[64]， 其出自殷墟一座墓葬（编号M33） 的木椁椁盖上，现存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一五:4）。这件倒钩铜矛与南阳市博物馆0233 号铜矛相似，均有双系耳，但年代在殷墟文化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殷墟妇好墓还出土过一件类似塞伊玛—图尔宾诺铜人的玉人（图一五:3、5） 和一把塞伊玛—图尔宾诺艺术风格的鹿首刀（图一五:6），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亦藏有此类鹿首刀（图一二:4），反映出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欧亚草原游牧人之间的文化交流[65]。《周易·既济·九三爻辞》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未济·九四爻辞》又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66] 殷墟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玉人和鹿首刀说明商王武丁所伐鬼方远在阿尔泰山。从文化内涵看， 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应该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继承者， 如两者都采用兽首刀、套管铜斧等，而卡拉苏克文化与商文化关系密切。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和俄罗斯冶金史专家切尔内赫早已提出过此观点（图一六）[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