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大禹支锅石
《尚书·禹贡》还记载“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著名社会科学家、西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先生在《大禹导河之州——临夏文明古今谈·序》中说:
《尚书·禹贡》述雍州水路之贡道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因为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以南),尧的活动中心也在今晋西南一带,皆靠近黄河。那一带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故治河要“至于龙门”。胡渭《禹贡锥指》云:“雍之西北境远近不同,各从其便,以至龙门。不尽有积石。其曰‘浮于积石’者,举远以该近耳。”看来从远古之时开始,积石即为中原同西部水陆交通之起点。
之后的史籍记载的内容基本沿袭《尚书·禹贡》所言,如:
《太平御览》引《尚书·帝命验》:“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锡佩’。”
《史记·夏本纪》:“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汉书·沟洫志》:“《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唯是为务,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至于大伾”。
地方志也记录了大禹导河之事。明代嘉靖本《河州志》中河州人吴祯在《禹王庙记》、明代总制唐龙在《重修禹王庙记》、明代尚书彭泽在《重修积石禹王庙记》中都有大禹导河积石的论述。
从以上史籍、地方志记载中可以看出,大禹导河从水患最大的黄河开始,而治理黄河水患从上游的积石开始,这就是“导河积石”的论断,正因如此,积石以大禹导河的源头而彪炳史册。
积石山县及周边一带民间流传有许多大禹导河的传说,主要有《禹王爷治黄河》《大禹导河得延喜玉的故事》《禹王石的传说》《大禹斩蛟崖》《大山庄峡大禹导河的传说》《大禹赶石的故事》《大禹王斩蛟龙的故事》《大禹洞和龙凤山的故事》等。这些传说与史籍记载有许多吻合之处。
积石峡中留下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积石峡口南侧大墩峡中有禹王石、禹王洞、禹王泉等;大山庄峡中有大禹支锅石、锅盖石、禹王石等。
禹王峡过去称寺沟峡,在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峡口村和甘肃省积石山县的石塬乡三二家村、柳沟乡上坪村、关家川乡白家湾村之间。位于峡口村的禹王峡景区中有禹王宝座、禹王脚印、禹王膝印、禹王石臼、擂鼓台、禹王岭、洗脚池、洗脸池、禹王仓廪、储水池、灶台、禹王洞、禹王祭祀台和岩画等关于大禹的传说遗迹。
积石峡以东的黄河支流大夏河流入黄河的一个峡谷叫泄湖峡,也相传是大禹疏导而成。传说很早以前,临夏是一个大湖,称为“夏湖”。大禹治水时从夏湖下游凿开一个口子,将湖水导入黄河,使临夏成为米粮之川,这个峡谷称为泄湖峡。峡谷最深处约 30 米、最窄处约 1 米,两岸峭壁如削,巨石嶙峋,鬼斧神工。这里有桥窝、禹成桥、大禹脚印石、大禹支锅台、大禹坐卧石、大禹跳崖印等传说遗迹,泄湖峡附近有禹王庄、禹里家、禹成桥、桥窝等地名。
考古成果和专家研究证明,古羌人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而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寺沟峡等两岸的台地上发现有众多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古学和专家研究还证明,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 4050 年—3950年,大体与夏文化时间相当,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在甘肃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积石山、广河、东乡、永靖、临洮、兰州、榆中等地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120多处。而位于积石峡东口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河之隔的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就是一处著名的主要为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总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喇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无疑给四千多年前尧舜时代的大洪水和大禹治水的英雄壮举提供了有力佐证。
所以,根据考古资料和成果佐证,再加上《史记·夏本纪》等史籍中“导河积石”的记载,大禹导河积石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可信的。
笔者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有个推论:“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然后“导河积石”治理好黄河上游的水患,再受尧舜之邀或指令东迁治水建功立业,夏族发展壮大,之后建都或迁都“禹都阳城”。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大禹“导河积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看到家乡遭遇水患,别是像喇家遗址反映的那种大灾难,作为部落或邦国首领,大禹带领属下民众治理黄河水患。他熟悉这里的山川河流地理,水患发生后,通过考察分析找出导致水患发生的原因,因此凿开积石峡和寺沟峡,把黄河水泻出去引入河道,除了水患,由此也总结出疏导的治水方法。治理完黄河后,他带领治水大军治理江、淮、汉、济等江河的水患,完成惊天动地的治水事业,赢得九州百姓的拥戴和舜帝的高度赞扬、赏识,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成为部落联盟领袖,成为上古时代“五帝”之一。
作为黄河流域的临夏地区,大禹精神长存民间,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大禹出生临夏,治水于临夏积石,大禹受到临夏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大禹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胸怀天下、体察民情、勤政为民的民本精神;二是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三是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四是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自律精神;五是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滋养,尤其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精神成了无私奉献精神的典范,深刻影响着后世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大禹精神已经深入临夏人民骨髓,大禹精神与临夏精神的融通,既彰显了大禹精神的深沉与厚重,也体现了临夏精神的源远与流长。
董克义,知名文化学者和“花儿”学者。中国民协会员、中国民协“花儿”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省民协理事、省民俗学会理事、临夏州民协名誉主席。长期致力于地方志、地域文化和“花儿”研究,主编或编著出版《积石山县志》《积石山史话》《积石山民间传说集》《甘肃保安族史话》《大禹导河积石》等20部著作。荣获“全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甘肃省第二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