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是世界性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经过上百年的科学探索与研究，目前国际学术界都公认，在旧大陆存在着四大古老文明，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华文明最晚。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是商代，部分认为是二里头时期，也有极少数往前推至龙山时期，其认识与国内学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前，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

1986年以来发掘了反山、瑶山、汇观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中心基址、塘山遗址，调查发现了135处遗址，构成了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从事良渚文化研究的考古工作者也指出，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为苏秉琦、张忠培和严文明三位先生。他们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认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可提早到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5000年以前。

苏秉琦先生最早于1984年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文明化程度问题，认为良渚文化处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黎明期，“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秉琦先生开始思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起源等大课题，并高度关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支玉文化，指出瑶山祭坛墓地的考古显示当时已经出现神权、军权集于一人的现象。苏秉琦先生对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论述集中于《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书中指出“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他于1985年提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历程说，随后提出古国（“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如红山文化）—方国（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是产生大国的时代，距今四千年前后开始进入方国阶段，包括良渚、夏家店下层和夏商周）—帝国（秦汉帝国）的三部曲说。

张忠培与严文明两位先生大体同时开始涉足良渚文化社会考古方面的研究。1995年，张忠培先生提出良渚社会中，祀和戎已有专人从事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由此可知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5200年已经进入到国家的阶段，在良渚文化中，军（王）权与神权并重，还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存在“众多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1999年，张忠培先生论述了公元前3300-3200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从父权家族的产生、社会分工与分化、聚落的分化、王权和神权的确立等方面指出当时以上几个区域已经跨入“文明门槛”。1995年，严文明先生关注了良渚文化在陶器、玉器、漆器、丝织和稻作农业方面的成就，认为良渚文化的聚落可分为中心聚落（仅良渚一处）、次中心聚落（寺墩、福泉山等）和普通村落遗址三级，进而提出良渚文化的社会“是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

张光直先生很早就涉足良渚文化的研究，与苏秉琦先生大体同时。张光直先生写于1993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文版自序中根据新出的资料，特别指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地的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社会和文明出现的时代”，并特别强调良渚文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文明程度”，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

伦福儒先生对良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但影响极大。2006-2007年良渚古城城墙得以确认，2009-2015年又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使良渚古城遗址的面积扩大到100平方千米，此时国内学术界普遍公认良渚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伦福儒先生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2013年他在阿尔伯特·雷基特（Albert Reckitt）考古讲座时系统论述希腊基克拉迪文明克罗斯仪式中心及其典型遗物——交叉臂雕像时，联想到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物玉琮、玉璧，指出中国史前时期“精心雕刻的玉琮、玉璧成为主导的形式玉器，并通常被作为仪式物品随葬于墓中”。

2013年8月底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以伦福儒先生为代表的70余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与会，良渚遗址被评为世界重要考古新发现，会上刘斌先生系统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会后考察了良渚遗址及良渚博物院，这次考察给伦福儒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5年12月中旬，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召开，会上王宁远先生在分会场中汇报了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成果，伦福儒先生到会聆听，12月16日伦福儒先生应大会邀请做了以《史前史的重要性：考古与人类生存状态》为题的公众考古讲座，他对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做出了高度评价，并提到良渚可能已经进入国家和文明阶段。2016年，享有世界声誉的考古教材《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七版正式出版，伦福儒先生在该书第十五章《历史与未来——如何保护遗产》中简要介绍了良渚，指出“良渚是中国东南部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城市中心（urban center），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一座优秀的新的博物馆。”2017年3月21日，受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邀请，再次考察良渚遗址并做了相关的讲座（讲座内容已经整理发表，参见伦福儒《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3期）。在这次讲座后，伦福儒先生及与刘斌先生一道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了《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一文，该文中明确提到良渚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伦福儒先生对良渚认识深化的过程，与良渚古城申遗启动和成功的过程大体同时。2013年正式启动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2019年7月6日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我国无新石器时代和早期文明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缺憾。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正是在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和其他中心性聚落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持续了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才得出了如下结论，“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国家和文明社会在中华大地上陆续出现”。

环太湖地区、西辽河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中原地区、北方地区、甘青地区等各大区系，在距今6000年开始进入文明化、城市化、复杂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间，形成了许多强势的文化和区域文明，如较早的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稍晚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晚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等。良渚文明是区域文明中的重要代表，其所处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已有多个区域文明或强势文化，如良渚、屈家岭、大汶口、红山、西王村、马家窑等。鉴于良渚文化在追溯早期文明和国家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及其对外造成的影响力，我们已指出，可以用良渚时代来指代整个中国距今5300-4300年的时间段。良渚时代上承庙底沟时代，下启龙山时代，是中华大地上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开始出现的时代，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时代。良渚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进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是见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规模最大、文明要素最齐全的都邑性遗址，从文化关系来说，大致同时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是与良渚文明并立的考古学文化，尽管目前来说文明要素齐备程度和城址规模上不如良渚，但也应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也是良渚申遗成功的一个重要意义。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也进入后申遗时代。2019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同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等课题也正式启动，良渚古城遗址是这些国家级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古城考古将在大课题的指引下，创新工作思路，在后申遗时代开展全新的考古工作。

石岭头-羊后山坝体与劳家头关系及发掘部位

张家山发掘工作照

M106玉蝉

M106冠状器

M106冠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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