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我国东北地区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属于欧亚草原区和东北阔叶林区的过渡地带，与华北、东北、大兴安岭和蒙古植物区交错分布。由于该区地处季风边缘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科尔沁沙地边缘，对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反应敏感，气候变化极易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
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结构与生产状况，探讨当时的人地关系状况，我们在红山文化时期典型遗址魏家窝铺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采用浮选法获取了包括农作物在内的粟、黍和其他杂草类炭化植物种子（禾本科、藜科、豆科、唇形科、茄科等），但农作物出土绝对数量很低，粟和黍均仅为7%。浮选结果显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以粟、黍为主。
经过“8200年气候突变事件”之后，全新世气候进入大暖期阶段，距今7500—6000年前为气候最宜期，距今6000—5000年前存在气候波动。辽宁省桓仁县暖和洞石笋δ18O记录与太阳辐射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显示该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温度较高，但在距今6400年前后降为低值。而后的红山文化时期降水量出现波动变化，但总体弱于前期（距今8000—7000年前）和后期（距今3700—3200年前）。相对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赵宝沟时期和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的夏季风较弱，降水量较低。温暖、干旱但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可能保证了红山文化的持续发展。
根据浮选结果分析，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早期的经济形态中包含农业生产成分，并以种植耐旱作物粟、黍为主。粟、黍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重要的作物类型，西辽河流域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原始旱作农业始于兴隆洼文化时期。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共出土了各种植物种子10000余粒，包括黍、粟两种栽培谷物，该地出土的炭化黍粒仍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形较长，尺寸较小，应属栽培作物进化过程中的初期品种。
魏家窝铺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系统应是承续了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传统，但该时期粟、黍的出土绝对数量与出土概率，远低于同期的中原文化区，同时也远低于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魏家窝铺遗址和兴隆沟第二地点鉴定显示，粟、黍的绝对数量远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兴隆沟第三地点和松山区三座店遗址（粟9665粒、黍99348粒），粟、黍的出土概率也远低于后者。这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系统在生业模式中所占比重不高。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红山文化时期生业模式的多元化造成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石器特征显示：与农业有关的石制工具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等起土工具为主，缺少农田细作地铲类工具，可能反映出当时大面积垦荒和耕作粗放的生产状况；薄刃锋利的打制石器和出土概率较高的细石器及在其他农业区所不见的骨梗石刃器，则多与切割皮肉有关，反映了狩猎业、饲养业的存在；在诸多遗址中出现的石镞，也反映了从事狩猎的经济形态。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家畜动物和梅花鹿、狍、獐、狗、黑熊、野兔、狗獾、东北鼢鼠等野生动物。红山前遗址和白音长汗的红山文化地层经鉴定有鹿的骨骼，显示狩猎、家畜饲养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
在魏家窝铺遗址浮选过程中，同时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及部分动物骨骼，显示渔业经济在魏家窝铺遗址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采摘栎、胡桃楸和小叶朴等野生果实，作为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早期远古先民的一种食物来源。魏家窝铺等遗址所见的石磨盘和磨棒等工具也应该与采集、加工有关系。
可见，狩猎、家畜饲养、渔业、采集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中同样居重要地位，以粟、黍农作物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水平不高。由于西辽河上游地区地貌种类丰富，海拔差异显著（120—2100米），不同的地貌单元为该地区人类生产方式的多样化提供了环境条件，促进了该地区生业模式的多样化。
红山文化持续时间较长，总体而言，无论是出土遗物，还是聚落规模都高于其他时期，这可能是时间尺度上“集聚效应”的产物。但红山文化时期赤峰地区的遗址数量和遗址总面积依然低于后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同时，该时期人类倾向于生活在沟谷、冲积平原和洪积平原等低海拔地区，以及丘陵和低山等较高海拔地区，前者可能受到渔业经济影响，后者可能与狩猎和采集经济相关。
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以粟、黍为主，同时狩猎、家畜饲养、渔业、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究其原因，西辽河上游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相对干燥的气候条件可能限制了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先民不得不从事狩猎、家畜饲养、渔业、采集等来补充食物资源。而不同的地貌环境特征可能也促进了生业模式的多样化。（作者：孙永刚，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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