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距今4300-4000年左右，自2011年系统考古发掘以来，以其400多万平方米的巨大面积，皇城台、内城、外城等复杂的结构布局，玉器、壁画、墓葬等丰富的文化内涵[1]，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古城主人是谁的问题，自然激发了学者的兴致。在各种猜测中，以古城主人是黄帝或其部族的主张[2]，论证最充分，最受大家的重视。
笔者认为这个主张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黄帝是我国上古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帝王，居于传说中的五帝之首，距今大约五千年，这在古本《竹书纪年》[3]、《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果指认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邑居，就不得不将黄帝的时代向下拉将近一千年，并且要推翻整个五帝古史系统。
学者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或其部族邑居的主张，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除了黄帝，各类文献都没有记载在古史传说时代该地区还有其他英雄人物活动。这个预设的前提也不能成立，因为违反了严耕望指出的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不等于无其事的戒律[4]。
其实，在从新石器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一个叫西夏的部族在石峁古城坐落的黄土高原一带建立国家，这一史实就记载于今本《逸周书》中的《史记》篇。
《史记》云：“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史记》的时代，《序》认为是西周中期[5]，罗家湘等学者分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代[6]，莫衷一是。无论是西周，还是春秋战国，都应是先秦文献，表明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西夏古国。这是其一。其二，《史记》的性质是统治者的自我儆戒，对于包括西夏在内的二十八个古国的记载，着眼点不是其历史，而是其灭亡的教训，因此所谓西夏城郭“不修”、“不守”，与考古发现的石峁城址的巨大，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完备，并不矛盾。历史上任何强大国家的灭亡，都是以其坚固城池的陷落为标志。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一段西夏古国的史料，结合《史记》对其他相关古国的记载，以及石峁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从三个方面论证石峁古城与西夏古国的关系，从而提出石峁古城是西夏都邑的假说。
第一，西夏古国的时代下限与石峁古城的毁弃时间大致相符。西夏古国存在的时代，《史记》没有记载上限，但记载了下限，尽管有些隐晦，但有踪迹可循，即西夏灭亡于“唐氏”的征伐。
所谓唐氏，当是以唐为名号的古国，其地望在今山西南部地区，其族属传统的说法是尧或其后裔，当代有学者认为唐与尧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无关本文主旨，不必深究。唐的历史较为扑朔迷离，大致说来，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之后中衰，夏代后期复封[7]，殷商后期是商王朝在西部边地的重要据点[8]，西周初年因内乱而被周公消灭[9]。在长达一千余年的盛衰、显隐、兴亡的过程中，我们约略推知虞末夏初可能是唐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唐不仅征伐西夏，而且征伐共工。《史记》云：“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综合《山海经》、《尧典》等先秦文献的记载，共工是与舜、禹大约同时代的治水英雄。据此也可以得出唐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是在虞末夏初的推论。
如果推测不误，那么唐征伐西夏，并将其消灭，只能是在唐国力最为强盛的虞末夏初，也就是说西夏古国的时代下限与石峁古城的毁弃时间大体接近。
第二，西夏古国的地理方位与石峁古城基本相符。西夏作为国号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夏是核心词素，西只是方位，表示其居于西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它的东边还有一个夏，史称夏后氏，也就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
《史记》对于夏后氏灭亡的教训也有记载：“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既然在《史记》中同时出现，那么西夏与夏后氏当是两个政权实体。
综合各类史书的记载，夏王朝的腹心地区在今晋南豫西，因此晋南直至晋中地区被后人称为夏或大夏。相对而言，虽然同样以夏为国号，但因位于夏王朝的西方，后人在国号前加一个方位名词，称西夏。石峁古城正好在晋中南的西边偏北，隔黄河与之相望，于是西夏古国与石峁古城便在方位上重叠在一起。
在石峁古城周边的黄土高原上，十六国时有匈奴人建立的大夏，北宋时有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后者被自居正统的宋人称为西夏。同一地区先后建立的政权均以大夏为国号，是因为这里在上古时代曾经有一个古国叫夏或西夏，这证实西夏古国与石峁古城在地理范围上也基本符合。
第三，西夏古国与中原的夏王朝都以夏为号，而夏王朝与石峁古城主人有类似的用玉文化传统。石峁古城的建筑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石砌城墙的缝隙中间夹杂着精美的玉器，类型有玉刀、玉铲、玉璋、玉璧、玉琮、玉人面等。叶舒宪认为这样的建筑是带有神话色彩的夏代的玉台、瑶台、璇室、玉门，在萨满教的信仰中发挥保卫石峁古城主人的现实安全与精神安全的作用，并且进一步指出石峁古城在时代、位置、用玉文化传统上最接近早期的夏朝[10]。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位于中原正统的夏王朝与偏居西北边裔的石峁古城主人有类似的用玉文化传统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石峁古城是灭亡于夏代初年的西夏古国的都邑。尽管现在还不清楚西夏古国与夏王朝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但既然都以夏为国号，二者可能是同一族源。后来于此地域生活的匈奴人被司马迁认定是夏人的后裔[11]，可以成为这一推测的佐证。
上面以今本《逸周书·史记》为基础对于石峁古城是西夏都邑的论证，第二点较为坚实，其他两点还带有较多的推测成分。另外，西夏作为偏居西北的古国能否建筑规模如此庞大的城邑，也令人生疑。但无论如何，石峁古城是西夏都邑的提出，在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解释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看法，或许可以开阔大家的思路，为问题的最终解决聊尽绵薄之力。
[1]游雪晴：《石峁古城能否揭秘黄土高原上的早期中国？》，《科技日报》2014年7月6日，第1版。笔者按：下面对于石峁古城的一般性描述，皆出此文，不再出注。
[2]代表学者及其文章是，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邑居》，《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王红旗：《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
[4]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6页。
[5]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62页。
[6]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第237页。
[7]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之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6页。
[8]《甲骨文合集》40353正：“贞，作大邑于唐土。”胡厚宣先生认为唐是殷人的重要城市，见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7页。
[9]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5页。
[10]叶舒宪：《从石峁建筑用玉新发现看夏代的瑶台玉门神话——大传统新知识重解小传统》，《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笔者按：匈奴人赫连勃勃将自己建立的国家叫大夏，或有追溯祖先的意图。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林沄先生认为先秦时期的戎狄与战国后期以后的匈奴、东胡等，在人种、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而主张“戎狄非胡”。他说：“直到春秋时代仍广布于现今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等地的戎狄，有很大一部分在春秋后期开始的秦、晋等强国的开疆拓土过程中被征服而同化了。其中有一部分则一度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如代、中山，到战国时也被其他强国所灭，融入华夏之中。由于北方地区的戎狄成批消失，华夏各国才面临与草原上的游牧骑射的胡人广泛接触的新形势。大体上，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原的文人学士就把已消亡的那些戎狄想象为胡人的形象，到司马迁写《史记·匈奴列传》，把这种看法系统化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误会，至今在史学界仍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对考古资料的正确解释也造成很大的障碍。”见氏著《戎狄非胡论》，《林沄学术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另外，林沄先生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出处同上，对这一主张进行了详细论证，可相互参看。
作者：张怀通
本文原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8日，现在有所增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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