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2013年6月28日）我们在半坡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当时会议给了我一个机会说了一番“半坡考古范式”。五年后（2018年9月11日）我们又将在半坡参加史前遗址博物馆年会，想起了当年的那番说辞，还有当年在半坡时的行吟……
心中的半坡，那是永远的半坡……
走过半坡
走过半坡
走过六千年
走过烈日
走过冰雪寒风
走了姬周
走了赢秦
走了刘汉
走了杨隋大李唐
走来沣镐
走来咸阳
走来大长安
走来大兴大西安
2013年6月28日
在“纪念半坡遗址发现六十周年
暨庆贺石兴邦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我们今天上午聚在半坡，隆重纪念半坡走过的辉煌60年，向半坡发掘主持者石兴邦先生致敬。
纪念半坡遗址发现六十周年
暨庆贺石兴邦先生九十华诞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
我们再一次与半坡亲密接触，我们的双脚，已经踏在了6000年前先人留下的脚印上。是石先生在60年前揭示了半坡尘封的故事，是他引领着我们走到了这里。下午又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在天气和内心都处于火热的气氛中，我们谈论半坡，近距离亲近石兴邦先生，由一个特别的角度回味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历程，让人感慨万千。
王炜林院长刚才对我说，10年前，我们祝贺石先生80寿辰，想起那现场的乐声，似乎就在昨日。真的是这样，一晃就是10年过去了，老人们又老了一些，可是看到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考古事业，仍然继续着课题研究，给我们后来者莫大的鼓舞。
这次会议让我来做总结，这是实在不敢担承的重任，可是也找不到有力的推辞理由，只得勉而为之了。
总结做得不好，也请各位学人担待一些，好在也并不用我来做传声筒，我不必在此复述演讲者的全部观点。我想只是就我听了受到感动的一些话题谈些体会，也希望大家能留下更深一些的印象。另外我也还会说一点个人参会的感受，合不合宜，也希望会有些反响。
王炜林院长主持研讨会时对半坡发掘的意义、对石先生的学术贡献做了很好的评述，代表了我的想法。半坡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半坡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我们考古人的宝贵学术财富。
石兴邦先生回顾了从业考古60多年的经历，他的做人与做学问的操守，给我们许多教益，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长者宽厚的胸怀。石先生对考古后来者寄予了殷切期望，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在庆贺先生80寿辰纪念文集序文中称先生是谦和的学者，他是考古界少有的谦和学者，是我们的楷模。
石兴邦先生雕像揭幕式
（左一为石兴邦先生）
曾骐先生高度评价半坡博物馆建成以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想到博物馆有点幸运，半坡博物馆1958年建成，试想如果再晚一年半载，国家经济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半坡的保护历史也许不是这个样子。
罗泰先生由世界的眼光看半坡，他的评价让人心头感觉到了震颤，我有强烈震感。他说半坡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转型，由纯粹的编年目标转向重视人文的研究。半坡研究对西方新考古学指示了一个方向。
其实在东西方文化隔绝的年代，不同地域的学者有类似的思考,有同样的实践，都为考古学的发展贡献着卓越的智慧。对于这一点，我们为石先生感到了一份晚到的骄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价。罗泰先生特别提到《西安半坡》出版50年，也是一件大事。半坡在中国重印过，此前日本也影印了半坡报告，人家居然比我们原版印得还要好，我当初看到时觉得非常惊奇。
周国兴先生对半坡遗址的保护环境表示了不满，博物馆外围涌起的高楼群太不协调了。我们对于文化如此深厚的大长安，却如此耽于开发大潮的弄潮之乐，觉得着实太不匹配，有辱文明，有辱先人。
周先生说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进步，是一种渐入模式，进步是渐变的。人类起源问题研究中有走偏误判现象，主观因素影响了结论的公正性。他建议用中石器革命取代新石器革命的概念，这过渡时期的研究，恰恰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最薄弱的环节。
巩启明先生几十年的仰韶文化研究，成绩斐然，他还谦虚说没有学好，难怪引领他的姑爷也研究仰韶，用日文写成了博士论文。巩先生研究仰韶有一个重要贡献，是史家类型的研究，他说彩陶研究也能确定半坡向庙底沟类型演进的事实。仰韶为大范围古代文化的认同，为后来三代发展和秦汉一统打下了基础。
他情绪激动地谈到中国文化生成的根基，提倡正视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我还读到收录在文集中的巩先生的另一篇论文，却是研究华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洋洋数万言，精神让人太佩服了，近80的人了，这需要付出的劳动比年少者会更多。我可是宣布过了金盆洗手的，表明不再做研究，在巩先生面前又一次感到了惭愧。
蒋乐平先生讨论跨湖桥文化彩陶，东边的跨湖桥和南边的咸头岭发现的早期彩陶，与前仰韶彩陶有可比较之处，时代相当，艺术表现方法相似，都是红彩，绘简单的点线纹，出现纹饰对称布局观念。
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陶盆
以上是大家感动了我的那些发言要点，下面说到的是自己的感受。我昨天在庙底沟，今天又到了半坡，一坡一沟，是曾经的“冤家”，让许多研究者说不清辩不明。比如孰早孰晚，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争论。这也是让我们考古家最脸红的事，为何面对同样的证据，60年过后，我们还不能屈服于一个正确的结论呢？
这是两个冤家，却成了大仰韶两个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我执笔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仰韶一章，单列了文化名称，分别称作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研究仰韶的人多，观点也比较庞杂，当时没有人愿意写仰韶，我也不愿意写，被逼无奈，我可是早就做边疆考古了。当然一面学习一面写，对半坡的了解也就更深入了一步。虽然曾经到过半坡多次，通过这一次梳理，认识有所提升。
今天在这里要谈的个人感受，是关于“半坡考古范式”的思考。这个半坡考古范式，可以简称为半坡范式，这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半坡的发现，有文物本体的目标意义，也有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显示了中国考古学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这里说的半坡范式，可以细分为以下五个细目来阐述。
１-大型聚落址发掘范式-
半坡遗址揭露面积大，参与人员众多，田野工作时间较长，发掘组织有方。对于复杂遗迹现象的处理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半坡为大遗址发掘提供了一个范例。
半坡遗址1号房址发掘场景
２-史前考古报告编写范式-
编写出版的发掘报告《西安半坡》，信息量大、方位广、研究结论富于启发性，创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报告范本。报告的结构、主要章节内容、插图编排、表格与附录样式，都是后来学者必仿的格式。其中有几幅彩陶演变图成为经典之作，为相关论著反复援引。即使是那些石器与陶器线描图，也都是考古绘图的经典之作，后来的特别是近年来的许多考古报告绘图，质量差了许多，半坡报告插图很可能在今后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３-考古人类学研究范式-
对半坡所获资料的解释，有考古年代学的，有文化人类学的。对聚落布局问题、生业方式问题、农业起源问题、氏族制度问题、墓葬制度问题、瓮棺葬穿孔与灵魂崇拜问题、鸟崇拜问题和彩陶纹饰的演变及意义的解释，研究都走在时代前面。引进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开创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先河。半坡考古报告对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为重构半坡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做出了巨大努力，而这正是后来西方新考古学所追求的目标。
４-大型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范式-
在遗址发掘现场建立博物馆，大面积保护重要遗迹，将考古成果直接展示给公众，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半坡遗址博物馆
半坡遗址博物馆，是遗址类博物馆的领头羊，后来正是在这个样板的启示下，又陆续建成了许多遗址博物馆，还有一些大遗址公园。今天到会的有各地遗址博物馆的代表，可惜时间限制，你们的高见没在这里交流。没关系，你们的工作现在已经排到了前沿，我们乐意看到许多新创意与新实践。
５-考古育人范式-
许多著名学者都是从半坡走出来的，如俞伟超、张忠培、杨建芳、黄展岳等老一辈学者，先后参与半坡发掘的有200多位专业人员，都接受了半坡的洗礼，他们心中都有半坡的位置。半坡考古成就了许多考古人，我们在谈论半坡中成长，成名成家，成就学业。我们也将半坡范式推向更广泛的实践。
半坡范式，这是史前考古范式，是中国考古学60年前的重要创获。
我们在学习西方考古学时，忽略了我们身边一个生动的范例，这未必不是一个悲哀。
石先生80大寿的纪念文集，我执笔写了序言，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我觉得那些话没有过时，我挑选了一些文字念念，希望大家能记下觉得有道理的那些部分。
半坡遗址的发掘开始于1954年，至1957年结束，1963年出版田野发掘报告（《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1963年出版的半坡考古发掘报告
半坡遗址的发掘，使得学者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全面细致认识了仰韶文化的内涵。
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半坡遗址的发掘展示了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经济与精神生活面貌，石兴邦先生由半坡作为切入点，在《西安半坡》中就仰韶文化的类型、年代和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讨论了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宗教信仰、粟作农业起源、彩陶发展演变诸多重要课题。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这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的仰韶文化的开始。
其实早在《西安半坡》刊布之前的1959年，石兴邦先生就提出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意见，使得仰韶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石先生在《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10期）一文中，将仰韶文化按地区与时代不同反映出来的差异划分为两个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因之确立。
现在很多学者都将半坡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了，确实它与安特生最初发现的仰韶是不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划分类型就是势在必行的了。这个研究方法一经公布，有力推进了仰韶文化研究，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与仰韶文化相关的类型命名多到几十个。研究者通过这个途径认识了仰韶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异同，区分出典型仰韶文化和受仰韶强烈影响的文化类型。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半坡遗址的发掘意义深远，它是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足足半个世纪的检验，当我们已经拥有了数十部史前考古报告时，才发觉我们依然没有违越这样的模式。
半坡的发掘过去了半个世纪，关于半坡的研究仍然在继续，半坡是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半坡同时也因为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而深入到公众的知识结构中，许多国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中国史前考古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生发出许多的课题，也成就了许多的学者。
对中国史前文化整体框架的研究，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尝试。经过80多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地区的文化谱系得以建立。这个体系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研究也不断深入。
在研究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二分、三分、四分和六分说等等一些不同的学说。
”-二分说-
过去不少学者提出过中国文明形成二元说（两大板块说），如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一些研究农业史的则按中国西北黄土地带与东南水乡分别从事旱作和水田农业分成两大块。
有的考古学家起初也将中国远古文化分成西北、东南两大板块。这是最初建立起来的系统，也是后来研究的基础。
”-三分说-
徐旭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明确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说法。
华夏集团包括传说中的黄帝、炎帝、颛顼、帝舜、祝融等，商族也包括其中。其地域主要在西北地区，沿黄河流域向中原扩展，越过太行山一线，直抵今天的山东西境。
东夷集团包括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山东地区。
苗蛮集团包括传说中的三苗、伏羲、女娲、獾兜等，一直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
这三大集团的分野，是徐旭生对文献的古史传说的勾划。过去一些考古学家也曾试图由考古学文化进行比附，但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之末，在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进行数次系统考察，石兴邦先生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提出另一种三分说。
1980年石兴邦先生在华东地区考察时以《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体系问题》为题作了专场学术报告，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个大板块，每一板块又分成若干文化传统。
石兴邦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他将这个体系分作三个系统：一个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
这三个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成长，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上承半坡、大汶口和青莲岗文化之余绪，下启龙山文化氏族公社之基，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四分说-
夏鼐先生在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卷时，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从北到南划了四个横条，即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西南地区。这是大地理区划，如果说两分法是纵向的经式划分，这就是横向的纬式划分。
”-六分说-
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一些新发现，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个区系，这个学说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
六个区系实际上是兼取经纬划法，将黄河长江中下游又作了更细的区分。把仰韶文化系统以河南省陕县（今为三门峡市）为界，拆成东西并列的两个区系，又把长江流域按中游的江汉平原和下游的环太湖地区也划为两个区系。再加上南方地区和北方内蒙古长城地带，总共是六个大区系。
如果将这些学说模式作一下比较，我们觉得石兴邦先生的三分说，更概括，切实，无遗。
在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第一集，1992年）中，石兴邦先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作了全面总结。
他进一步强调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稻作农业系统诸部族、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发展融合，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一时间激起中国史前考古界极大的热情。1981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后来学术界对此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佟柱臣、严文明及张光直等先生随后都发表了相似的认识，区系划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不同生态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结果却有惊人的相似，众多学者的努力可谓是殊途同归。
石先生对外地客人远道而来非常感谢，想明天宴请大家，我先替大家谢了他。在此我也替石先生谢谢远客，也谢谢长安本土先生的同道与近邻，我们约好，10年后再相聚，祝先生长寿安康。
作者：王仁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主任（原甘青考古队队长）
来源：转自微信公众号“器晤”（微信号：qiwu3n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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