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是指“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1]。虽然从铜石并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以后，欧亚大陆大部社会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变革，不少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但这种变革在不同地区程度不一。比如最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环黑海冶金区[2]，铜器技术前后一脉相承，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与前并无显著不同，总体变化较为和缓，以致有人从欧亚大陆的视野将其归入“史前时代晚期青铜文化系统”[3]。其他地区则不同。尤其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4]，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本文对此略作讨论。
一、青铜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制陶技术盛极而衰
公元前2000年左右，首先在中国西北地区，然后在北方、东北和中原地区，最后在东部沿江海地区，自西而东掀起了青铜之风，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一次革命性提升，从而使得这些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
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当属新疆地区，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主要包括分布在东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文化（也称小河文化）、阿勒泰及其以南的克尔木齐类遗存，以及新疆西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等。这些文化虽可分为东部的“带耳罐文化系统”和西部的“筒形罐文化系统”[5]，但都普遍包含刀、剑、矛、斧、锛、凿、锥、镰、镞、镜、耳环、指环、手镯、铃、牌、泡、扣、珠、管、别针等铜质小件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以锡青铜和砷青铜为主。其次为甘肃、青海、陕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主要包括河西走廊中西部的四坝文化，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其青铜器与新疆地区尤其是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者近似，如都流行刀、斧、锛、锥、镞、镜、耳环、指环、手镯、泡、扣，还有权杖头、臂钏、月牙形项饰等，其中四坝文化还见较多砷青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时的晚期齐家文化曾从甘肃地区大幅度扩展至关中，清晰勾勒出早期青铜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东[6]。
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狭义的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出现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早期青铜器有刀、镞、手镯、臂钏、耳环、指环等，也有镦、连柄戈等较为特殊的器物，主要为锡青铜，与前述中国西北地区青铜器较为接近。尤其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所见颇具特色的喇叭口耳环，就都流行于的四坝文化、晚期齐家文化甚至新疆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等，其源头当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7]。另外，齐家文化的陶双大耳罐、成年男女合葬墓等因素流播到朱开沟文化，而朱开沟文化的蛇纹鬲等因素也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的确存在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趋势。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某些青铜文化因素从河西走廊之外的北方草原通道直接传入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或稍晚，在中原地区诞生了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该文化个别环首刀、“戚”（斧）等青铜器可能与上述西方青铜文化传统有较密切的关系[8]，青铜戈也有受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銎斧影响而产生的可能性[9]，而大量鼎、爵、斝、盉等青铜礼器在东方、中原均有陶器原型且源头深远，所使用的复合泥范铸造技术早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与西北地区流行的硬型石范铸造技术也明显有别，只是在青铜合金技术上受到西北间接影响。实际正如李水城指出的那样，中亚冶金术“这种外来的影响力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经过一站站的中转、筛选和改造而不断地被弱化，而中原地区冶金术的真正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则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才最终实现”[10]。通过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还传播至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等当中。
恰在此时，绵长发展万余年的陶器制作盛极而衰，最具代表性的轮制制陶技术落至低谷！这种现象虽于龙山后期偏晚已现端倪，但至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则顿然明显起来。这或许与齐家文化代表的陶器手制传统的介入，以及西方先进冶金术传入后手工业技术的重点转移都有关系。
二、社会的急剧复杂化和王国文明的出现
大约公元前2千纪初期形成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拥有二里头这样的超级中心聚落。其宫殿基址规模宏大而又体制严整，数量众多又高下有别，表明当时已形成较为严格的宫室制度。二里头都城聚落对中原腹地文化具有直接控制力，而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则及于中国大部地区，显示已出现号令“天下”的王权，已由“古国”文明阶段跨入“王国”文明阶段，已经由早期文明社会发展为成熟文明社会[11]。相应地，周围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等也都出现墓葬分化、城址增多等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趋势，颇有“王国”周缘“方国”林立的态势，只是复杂化程度和达到的水平低一个层次。
青铜时代社会的复杂化，固然以龙山时代早期文明或“古国”文明作为基础，但其剧烈程度前所未见。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青铜工具较多出现，引起相关手工业迅猛发展，社会分工加剧，国家通过加强对铜矿资源的控制而提高权势[12]。二是上述广义北方那些畜牧程度不一的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东进南下，对中原、海岱等地造成空前压力，可能伴随频繁战争和人群的移动，由此带动了中国中东部地区文化格局的动荡和调整。而青铜戈、钺、镞等的出现，又使得武器越来越专门化、体系化，加剧了战争惨烈程度，扩大了战争规模，通过战争加速了财富和资源向强势人群的流聚，加强了军事首领的权利，社会地位从而显著分化。
三、畜牧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文化格局的重大调整
与此同时，畜牧经济出现并迅猛发展，从而造成文化格局的重大调整。
新疆地区至今还没有能够确认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即便存在，也很可能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却涌现出一系列畜牧程度不一的青铜时代文化，几乎占据全疆大部分地域。具体来说，北疆阿尔泰等地主要为畜牧狩猎经济的克尔木齐类遗存，未发现明确居址、农作物和农业工具，却有较多细石器镞、骨镞、铜镞、铜刀等工具或武器。天山南北其他文化则是畜牧业和农业并存的半农半牧经济：一方面普遍发现羊、牛、马骨以及皮毛制品，同时期岩画上常见鹿、羊等动物形象，流行铜刀、弓箭、穿孔砺石、铜镜、铜泡（扣）等畜牧狩猎工具或装饰品，另一方面见有小麦、粟等农作物，以及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旱作农业或粮食加工工具。不过即使同为半农半牧经济，其农业畜牧程度也存在诸多差异，其中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陶器发达、聚落稳定性高，农业经济更为发达。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也是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近似的农业相对较发达的半农半牧经济。
河西走廊东部及其以东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虽常见粟、家猪、石刀（爪镰）、石镰等，表明仍主要为农业经济，但畜牧狩猎比重显著提升。遗址中绵羊比例明显增多，有随葬羊角或者殉葬绵羊、家猪的习俗，常见骨梗石刃刀、骨柄铜刀、铜刀、刮削器、穿孔砺石、短齿骨梳等畜牧狩猎工具，可见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占据重要地位。此外，此时旱作农业向南扩张，尤其是小麦种植范围明显扩大。
畜牧、半农半牧和具有较大畜牧成分的农业经济，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尤其半农半牧经济多种形式互相补充，适应性更强。这使得原先文化低迷的新疆、青海中西部、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地短时间内涌现出一系列文化，广大的西北内陆干旱区和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等地也终于迎来了人类发展的首次高潮，西辽河流域文化再度繁盛。这是自从距今10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革命”以后中国文化格局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这样一次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使得中国首次出现分别以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的人群南北对峙的局面，大致在长城沿线形成农牧交错带。此后随着气候冷暖干湿的波动，农业人群和畜牧人群南北移动，形成血缘和文化上持续不断的深刻交流，在这种战争与和平并存的交流过程当中，畜牧色彩浓厚的广大北方地区和中南部农业区互通有无、相互依存，逐渐融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大为扩展[13]，文化内容越来越丰富，应对挑战的能和活力不断增强。这种情况历经商周秦汉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四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基本上是在当地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由于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西方晚一千多年，因此其“青铜时代革命”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有密切关系。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14]。据研究，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小冰期”事件，降水量也突然减少，在中国西北地区表现尤为明显[15]。这次“小冰期”对乌拉尔山南部地区影响至大，促使这里形成以马和马拉战车为代表的畜牧业经济，产生青铜时代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在同样的气候背景下，加上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的推动，西伯利亚、中亚地区普遍出现畜牧化趋势。为了追逐草场和耕地资源，这些可能操印度－伊朗语的半农半牧的人群大规模向南方和东南拓展[16]，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波，将青铜器、战车等各种西方因素传播至沿途各处，并对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畜牧业经济带的兴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7]。此后很长时期内农业人群和畜牧业人群在长城沿线的南北移动和交流，也都和气候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有密切关系[18]。
*原载《西域研究》2012年3期。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99页
[2]Chernykh,E.N.Ancient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4.
[3]杨建华：《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系统划分初探》，《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274～280页。
[4]关于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还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同意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的观点。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第1～2页；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1期，第36～44页。
[5]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98～121页。
[6]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196～200页。
[7]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8]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291～295页。
[9]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页。
[10]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39～278页。
[11]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6～251页；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1期，第49～54页；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第71～78页。
[12]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102～103页；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1984年，第51～71页；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第45～60页。
[13]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是指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连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简称“早期中国”。见韩建业：《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增刊，第65～71页。
[14]多人已经注意到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事件对旧大陆古代文明的重要影响，见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第21卷第5期，2001年，第443～451页；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第67～77页；王绍武：《2200～2000BC的气候突变与古文明的衰落》，《自然科学进展》第15卷第9期，2005年，第1094～1099页。
[15]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18～39页。
[16]E.E.Kuzmina:The First Migration Wave of Indo－Iranians to the South,In The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edited by James P.Mallory,Volume 29,Number 1,2001.
[17]V.A.Demkin and T.S.Demkina:Paleoecological Crises and Optimain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Middle Ages，In 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Eurasia 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edited by Karlene Jones－Bley and D.G.Zdanovich，Institutefor the Study of Man，Washington D.C.2002，PP.389－399.
[18]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458～468页。
原载《西域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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