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共出土了近两千件的珍贵器物（海贝、象牙等除外），其中造型罕见、体量巨大的青铜器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然而一部分三星堆青铜器表面涂彩的现象却一直未受关注，迄今只有个别关于颜料的研究稍有提及，或是在讨论彩绘铜镜时一笔带过，尚未有专门研究。对这些铜器上彩饰的讨论，将进一步加深对三星堆文化的理解。
一三星堆施彩铜器概况
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时间大约在距今3100年前，早在埋藏之前就遭人为砸击和加热，破坏程度相当严重。而发掘者在发掘之初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去保护施彩痕迹，致使颜料在后来的清理、除锈、保存、展示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消褪。同时，报告作者亦对铜器上的彩饰不够重视，在报告正文中虽有提及，但如“（人头像）较为完好者的耳孔、鼻孔及口缝中均涂有朱砂，眼眶、眉毛及脑后发辫可见黑色彩绘”这样的描述显然太过笼统，为当下研究三星堆铜器彩饰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根据《三星堆祭祀坑》的文字描述和附表统计信息，还是可以整理出至少43例带彩的青铜器（表一）。
表一三星堆器物坑铜器施彩概况表
三星堆出土的铜器分为本地风格和中原风格两类，本地风格的铜器包括铜树、人像、面具、铜鸟等，中原风格主要是指尊、罍、瓿等容器。目前可肉眼辨认出或从报告中整理出的彩绘铜器共计43件，其中属于中原风格的铜尊、铜罍5件，其余的38件人面像、人头像、眼泡、鸟头等都是三星堆特有的铜器种类。考虑到器物坑中出土的铜容器总共不过十余件，因此无法认为施彩现象更偏重于本地风格的器物。相反报告中提到二号坑（绝大多数铜容器出自此坑）中“大部分容器外表涂有朱色颜料”，可知中原风格的铜器应普遍带有彩饰。另一方面，本地风格铜器的施彩现象集中在人头像、面具、眼泡等器物上，而数量众多的铜树、铜挂饰、铜铃上却未发现颜料，可见制作者对本地风格铜器施彩是有选择性的。
涂彩所用的颜色有红、黑两种，其中本地风格的铜器红、黑两色兼有，其中带红彩的器物13例，10例出现于面具、人头和鸟头的口部，2例涂于人头像的发辫，1例涂于人身鸟爪形足人像的裙裾、鸟身出现黑彩的器物34例，30例的位置都与眼部相关（图一）。可知本地风格器物最重视眼部与口部，且似乎还遵循了生物规律分别使用黑彩来装饰眉眼、红彩来装饰口缝。而中原风格的铜器只使用了红彩，均填于尊罍等容器表面的阴纹中（图二）。
图一三星堆本地风格施彩铜器
1.跪坐人像2.兽面3.眼形饰
图二三星堆中原风格施彩青铜尊
总之，目前可以确定的三星堆施彩铜器不仅数量多，在施彩的做法上也显示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色。其中本地风格的器物多以黑、红两色刻意突显人头像、面具等某几种器物的眼部及口部，尤其对眼部格外重视，而中原风格的容器则普遍用红彩来填充器表之阴纹。
二三星堆铜器施彩原因探究
（一）中原风格施彩铜器原因的分析
从出土实物看，商人对颜料的使用曾非常普遍，殷墟陶器、玉石器、住房、木、尸骨、坟墓，甚至卜骨的表面都曾填涂过颜料，在妇好墓中还发现了研磨朱砂的工具。具体到青铜器方面，至迟在商晚期就已经有在青铜器表面涂朱或者涂黑的实例了，至西周、东周时期也不断有发现。除三星堆之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一件铜铙表面和一部分铜矛血槽中涂有朱色颜料，河南罗山县莽张商代墓地第六号墓、罗山天湖商周墓地等也有用黑漆填髹鼎、卣等表面阴线的现象，另在《中国青铜器全集》等图典中可见到不少商代铜鼎、铜觯、铜爵表面有疑似涂朱、涂黑的情况，因文字未加说明尚无法完全确定，但从照片上看，器表阴刻线内填彩的痕迹十分明显（图三）。此外一些文物修复工作者在日常工作时也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商周铜器的“纹饰道纹中填充红色……黑色饰物”。
图三中原风格的商代施彩铜器
1.山西洪洞上村出土青铜鬲2.美国旧金沙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青铜觯3.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尊4.上海博物馆藏“爻”爵
（1采自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夏商）》，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2采自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2商）》，第144页；3采自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3商）》，第104页；4采自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3商）》，第24页。）
因实物材料分散，文字材料中对施彩现象的提及又十分有限，同时许多青铜器表面的黑色痕迹未加论证就被发掘者当做是“烟炱”而在报告中一语带过，所以要掌握商代施彩铜器的概况还很难。但从目前确定的例子来中可以粗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1.商代铜器施彩所用的颜色主要有红、黑两种；2.主要的施彩对象为鼎、尊、卣、爵等礼器。3.主流的装饰方式是将红、黑颜料填于铜容器表面的阴刻纹内；4.商代施彩铜器分布的范围较广，商文化中心区和影响区都有发现。
关于商人在器物上施彩的用意，商代文献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成书于战国的《韩非子》中有“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虽然无法用来直接对商代器物进行解释，但“墨染”、“朱画”的描述与商代铜器所施颜色非常一致，而“祭器”二字更可以带给我们不小的启发，即施彩的对象不是一般物品，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器物。
商代，颜料多出现于卜骨、礼器、墓葬等场合之中，无一不具有宗教性质和信仰色彩，虽然诸如红、黑、白等颜色在不同环境中的象征意义还难以明确，但添加颜色这一做法无疑已经成为商代占卜、丧葬和典礼仪式中的重要环节，是整个祭祀符号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某种无法用理性语言表达出来的神性。因此，在青铜器表面施彩也不应该理解成单纯的装饰行为，商人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赋予铜器一种神性，或与周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衅礼”有关。
“衅”又作“釁”，《说文解字》解释釁：“血祭也。”先秦名篇《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梁惠王不忍杀牛衅钟的故事，赵歧注：“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釁郄，因以祭之，曰衅”。焦循正义曰：“釁本间隙之名，故杀牲以血涂器物之隙，即名为釁。”可知所谓“衅礼”，即是将牲畜之血涂抹于器表缝隙的仪式。从文献来看，周代衅礼的使用相当普遍，如《礼记·杂记下》：“成庙则衅之”、“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瑕豚”、《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周礼·夏官·小子》：“小子掌祭祀……衅邦器及军器”等。可知周人实施衅礼的器物范围很广，其中“宗庙之器”、“邦器”、“军器”应多为青铜器。关于衅礼的功能，焦循引周柄中《辨正》曰：“衅之义有三：一是拔除不祥；一是弥缝鏬隙，使完固之义；一是取其膏泽护养精灵”，即认为衅礼兼具宗教与实用功能。郑玄认为以血衅器和庙宇的目的是“尊而神之也”，即用杀牲、涂血的仪式来赋予“衅”的对象以神性。
商代文献中虽没有以血衅器的记载，但杀牲沥血却是商代祭祀和巫术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手续”。陈梦家认为血在商代是最具巫术能力的，甲骨文“祭”字就是手持滴血之肉的形象，而作为礼器通称的“彝”字也是手持颈中滴血之鸡的意思。前文中提到梁惠王虽不忍杀牛但坚持认为衅礼不可废，显示出了衅礼在周代的根深蒂固，如果将商代血祭的盛行和“周因于殷礼”的历史事实也同时考虑在内，则或可猜想商代已经存在衅器的做法。
前文已讲到商代铜器施彩的主流方式是将红、黑颜料填充到器表的阴纹，与衅礼将血液涂于器表间隙的方式极为相似，同时红、黑颜料还与血液之间存在密切的视觉及心理联系，且商代一些黑色颜料中很可能本身就添加有浓缩的血液。既然施彩与衅礼都有将铜器“尊而神之”的功能，做法和视觉上又极为类似，在同一文化范围内存在的两种高度近似的礼仪，如果说它们不是完全同质的事件，也应该是相互深刻影响的关联事件。
具体到三星堆这批中原风格的铜器，它们在器类和器形上与本地特色青铜器的差别非常显著，明显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中原商王朝对三星堆的文化辐射早已被学术界认同，只程度和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从施彩这一现象看，三星堆铜容器不仅模仿了商文化铜器的造型，甚至还沿用了它对铜器施彩的礼仪，如果说是三星堆人自己制作了这些容器，那么他们对商文化的接受程度就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已经进入精神、甚至制度的层面，但这在整个三星堆文化中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近来有研究认为制作三星堆铜器的工匠来自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用同一批原料制作了后来被埋于一、二号坑内的所有铜器。因为来自于大商文化区，他们在器物铸造完成后沿袭固有习惯，在器表阴线内添加红彩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
（二）本地风格施彩铜器原因的分析
在三星堆所有光怪陆离的铜器类型中，有一种形象是青铜史上前所未见的，它就是被形容为“横刀眉、大三角眼（或凸目）、招风耳、长阔口”的奇特“面部”形象。这个形象在三星堆各类铜器中出现了100余次，且集中在立人像、人头像、面具、兽面、神坛（殿）等意义非常的器物之上，被认为是三星堆文化中具有宗教意义的存在，其异常之处在于眼、耳、口等器官的夸张程度远远偏离正常人类的五官比例。如此超自然且程式化的面部形象不应该被理解成是对个人样貌的真实呈现，而是从三星堆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在这个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文字出现以前，古人常通过描绘物体来传达个人、社会以及宗教等各种情感和意义，而在表达某些特殊概念时还往往需要对物体进行非自然的改造，三星堆这种被异化了的眼、耳、口也极有可能象征了一种超乎自然的视觉、听觉和语言能力，而这张面部就是以上几种超常感官能力的综合。因此，塑造拥有奇异五官的的形象，其实是三星堆人对以其为象征的非自然神力崇拜的体现。
在被夸大的五官中，那双巨大（或凸起）的眼睛尤为引人瞩目。三星堆文化对眼睛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与重视，除了人头像、面具等器物上的眼睛外，器物坑中还单独出土了71件铜菱形眼睛器、33件铜眼泡、8件铜勾云形眼睛器，它们器表皆有小孔，原本可能安装在用易腐朽材质制成的“面部”之上，作为眼睛而与前者搭配使用，因材质坚固不腐而单独留存了下来。据赵殿增的解释，三星堆人对于眼睛的这种偏爱与甲骨文中“蜀”字的“大目”有关，很可能表现的是传说中古蜀国纵目王蚕丛的形象。《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也多少反映了三星堆人可能持有的一种观念，即具有特殊身份的王拥有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反之，一双不同寻常的眼睛也就是抽象王权的具象再现。
据统计，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本地风格铜器约900件，器型有树、鸟、蛇、贝、铃铛等几十种，但如前表所示，添加彩饰的现象几乎全部集中在那张面部，尤其是眼睛上。而在原本已经足够夸张的造型上使用彩绘，无疑是想从视觉上进一步提升这张面孔的表现力，再次强调眼睛等关键部位的重要性，从而激发观者心理的震撼与崇敬之情。因此，用具有超凡造型和鲜明彩饰的形象来强化以前者为象征的超自然能力和王者权威，应该就是三星堆对本地特色铜器施彩的原因。此外，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与三星堆类似的彩绘铜眼睛及人面饰（图四），着重强调的仍是眼睛等部位，可见这一现象在古蜀文化中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古蜀国中心转移之后，后继者也依然保留了这一传统。
图四金沙遗址彩绘铜器
1.彩绘铜人面2.彩绘铜眼睛形器
（图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
另外，虽然三星堆本地特色器物的施彩现象集中于面部及眉眼，但具体的描绘方式较为随意，有的眉、眼、口、鼻都有彩绘，有的只有眼、口才有；有的涂的是眼眶，有的则绘出眼球，个别头像的发辫也涂有彩绘。这说明了三星堆特色铜器施彩的方式还未完全定型，与中原风格铜器的施彩相比还缺乏传统，这可能也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三星堆铜器的工匠来自外地的观点。
三余论
一直以来，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众说纷纭，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也是模糊不清，而问题的焦点多半在于器物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上。之前关于铜器的造型风格、铸造技术、铅同位素等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在彩绘现象又为我们认识三星堆器物坑和三星堆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朱凤瀚曾指出：“商周青铜器纹饰不仅有艺术价值，而且也是可藉以了解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不可忽视的实物资料。”铜器的造型、纹饰固然重要，但彩饰也是不可忽视的装饰形式，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揭示出了不少铜器带有彩绘的事实，这些无疑都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和文化中观念、技术的宝贵资料。本文只是对三星堆施彩铜器做了极初步的整理和探索，意在抛砖引玉，大量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颜料的成分及来源、施彩的方式与工具、色彩的完整分布等，引入现代科技分析应该会得出更加精确和全新的认识。
作者：朱丹丹，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文章来源：《四川文物》201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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