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铜镜的形制、纹饰、镜铭、铸造工艺等内容已经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还有很多相关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古人照面的时候，铜镜是如何放置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讨论，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笔者也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尝试对汉唐时期的铜镜置镜方式进行考察。
一
铜镜在照面时，除手持使用之外，主要借用外物承托，所承之物，翻阅历史文献资料，有称为“镜台”、“镜槛”与“镜架”者。
最早见到“镜台”的文献资料，是魏武时期的《上杂物疏》：“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子贵人公主镜台四。”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曹操高陵曾出土刻有“镜台一”三字的石牌，表明东汉时期，“镜台”就已经成为置镜的常用之物。《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服用有玳瑁细漏镜台一。”刘义庆《世说》曰：“刘聪为玉镜台，温峤辟刘越石长史，北征得之。”刘宋元嘉《起居注》曰：“韦朗为广州刺史，作铜镜台一具”。可知镜台材质有银、玉、铜之别。另有，梁刘缓《照镜赋》：“欲开奁而更饰，乃当窗而取镜。台本王宫氏姓温，背后铭文宜子孙。”《木兰辞》：“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镜台放在近窗的位置，应是光照所需。《无题》：“长眉画了绣簾开，碧玉行收白玉台。”白玉台即玉镜台，说明镜台也不一定长期摆在外面，也可收纳起来。但是，如唐代那首著名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应是不方便收纳的一种，需要长期摆在外面，作为固定的梳妆台使用。
“镜台”，也被称为“镜槛”。谢朓《咏镜台》：“玲珑类丹槛”，程注：“题云镜槛，当是镜台耳。”
宋以后，文献中才开始出现“镜架”的称谓，这似乎意味着置镜方式的转变，或与家具的变革有关。
二
文献当中记载的“镜台”与“镜槛”具体是什么形制？笔者尝试通过考古出土的汉唐时期的相关实物予以探讨。通过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支架型和立柱型两类。
1.支架型。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置镜实物是九连墩1号楚墓西室出土的一件漆木梳妆盒，上下盒盖内凿空置放铜镜、木梳、刮刀、脂粉盒，同时在上下盒盖内各装有可伸起的支撑（图一）。笔者未见过实物，但是仔细看图片，支撑上并没有嵌镜的沟槽，怀疑可能是上下盒盖呈半合状态时，将铜镜放置在支撑上，并斜靠在半合的盒盖上。这件梳妆盒的设计蕴含了古人的巧思，是贵族精致生活的反映。
图一九连墩1号楚墓出土漆木梳妆盒
临淄商王村1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一面铜镜背后有一支架，由细竹、空心木塞、八棱体铜件及圆形箍构成。使用时，竹尖套在木塞里，木塞嵌入铜件内，铜箍固定于细竹末端。用时以支架撑于镜后，不用时将支架收起（图二）。
图二临淄商王村1号战国晚期墓出土铜镜支架
重庆涪陵点易墓地3号西汉早期墓清理出土一件与镜同出的附属物。发掘报告称：“出土时，镜面向下，镜背上散存两件木质束腰多棱杆、几件小圆柱体构件及少量金箔。两件多面体束腰木杆形制规整，一面上粘接金属条状物，虽已炭化，但木质坚硬，长度各约为铜镜的半径，当是作为镜架使用。”根据描述推测，两件束腰木杆、镜面与承托平面形成纵面三角结构，以达到立镜的目的（图三中2、3为镜架）。
图三重庆涪陵点易墓地3号西汉早期墓出土铜镜支架
连云港灌云龙苴城遗址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墓葬出土一枚铜镜，铜镜后有一个铜镜架，“镜架为长条形，作四龙交织状，两端各伸出两只相背的龙首，整体对称分布。一端的龙首后部卡在镜钮内，另一端两只龙首”伏地支撑（图四）。
图四连云港灌云龙苴城汉墓出土铜镜支架
以上均为简易的铜镜支架，方便支撑和收纳。支架高度均未超过铜镜的直径，支架与铜镜镜缘共同构成支撑点，使用时估计是放在几案等家具上。
此外，还有一种支架，由三条支撑腿构成，类似现在的相机三脚架。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28号东汉晚期墓出土一件鎏金三足座人像镜架。人像似羽人，呈跪姿，双手拱于胸前。底座下有三条支撑腿，由上、中、下三节圆形铜管与木柱构成，上节铜管与底座伸出部分以铆钉相连，为活节，管长6.1厘米。上节与中节铜管之间以木柱相连，木柱已残断。中节铜管分为两部分，亦以铆钉相合，可折叠，在上部分管内有一孔，孔内有一铜栓，用来固定中节活动铜管。中节与下节铜管之间也是由木柱相连。人像加上三脚架，通高约33.1厘米（图五）。
图五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28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支架
类似的支架还见于洛阳新安县西晋墓和南京仙鹤观东晋墓中。
洛阳新安县262号西晋墓出土的铜支架，鎏金，架座衔接三个支架，每个支架分上、下二节互相衔接，上节中部各伸出一钩，两上曲一下曲。钩下内侧有一环，以铜链互相连接；下节中部各饰弦纹三，下端为蹄形足。一铜人双手交置于胸前，跪坐于架座上。通高73厘米（图六）。
图六洛阳新安县262号西晋墓出土的铜支架
南京仙鹤观6号东晋墓出土的铜支架器表鎏金，三只细长竹节形支腿，顶端出榫，中央有小孔，中部一侧各有一小环纽，可以链环相连接固定，下端为兽蹄形足。另有一圆形台板，中央有圆孔，周围有3组卡销，两边皆有孔，可以细钉固定连接台板与支架顶端。通高78.8厘米（图七）。
图七南京仙鹤观6号东晋墓出土的铜支架
这三件支架造型与结构均相类，只是南京仙鹤观6号东晋墓的镜架在支架顶端置镜，而洛阳新安县262号墓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28号东汉墓的镜架在支架的中部钩曲处承镜。时代也集中在东汉晚期到两晋时期，似乎表明至迟在两晋时期成为固定的形式之一。置镜后的高度大约在70厘米左右，刚好是成年人跽坐的高度，应是直接放置在席上使用的。
2.立柱型。
该型又分为Ⅰ式和Ⅱ式。Ⅰ式由立杆、长方形台板、圆形底座构成，在沂南东汉晚期画像石（图八）、传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图九）以及三国朱然墓贵族生活漆盘上（图一○）均有见到。使用时，用绶带将镜钮与支架系在一起。台板的功能可能是梳妆时收置一些物品。
图八沂南东汉晚期画像石镜台图像
图九《女史箴图》镜台图像
图一○朱然墓贵族生活漆盘镜台图像摹本
Ⅰ式镜台目前尚未见到考古出土实物，但是笔者在首尔民俗博物馆见到一件复制品（图一一），时代在高句丽时期，与画像石等图像上见到的时代一致。
图一一首尔民俗博物馆铜镜台复制品
Ⅱ式镜台由四叶形台座、立杆、龙首状半圆形槽口构成。使用时，将铜镜卡进槽口内。所见实物有：上海博物馆藏东汉鎏金龙纹镜台（图一二）、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汉代双龙首弧形鎏金镜台（图一三）、Lally公司展东汉铜镜台、息斋藏镜台、洛阳金村出土东汉镜台，这五件镜台均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甚至有几件可明确到东汉初期。
图一二上海博物馆藏东汉鎏金龙纹镜台
图一三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汉代双龙首弧形鎏金镜台
Ⅱ式镜台造型统一，应为东汉时期贵族使用的一种镜台形式。有学者认为“是由九连墩楚墓出土漆木梳妆盒中镜架的形式发展而来”，但九连墩楚墓支撑较平，且无凹槽，应无传承关系。Ⅱ式镜台所见的资料均未提及有关其高度的信息，通过铜镜和镜台的比例，大致可以推测，该镜台也是放置在案几等有一定高度的家具之上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的镜缘相较之前的凸缘，发展平缘或者斜缘，或与铜镜要卡入凹槽有关。
此外，还有两件镜台与Ⅱ式镜台相似，但是置镜方式介于支架型与Ⅱ式镜台之间，它们分别为：涿州东汉墓出土陶质镜台（图一四）、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瓷镜台（图一五）。前者“由两部分组成，下部镜台中空，长方形孔，正面设三个圆孔。镜台上部呈T字形，横断面长方形，下端向内略收成榫，插入镜台下部的长方形孔中。榫至上部镜架中部有四个小圆穿，穿至架顶中下部设一弧形镜托，放置一面陶镜”。该镜台与镜均为明器。后者由立柱、弧形镜托和长方形底座构成，据原报告线图，推测铜镜应是放置在镜托上并靠立于立柱上。原报告将其归入日用器物模型一类，也应属于明器。明器是丧葬用器，制作时只追求形似，而无实际的功能，并不能作为实用置镜的严谨材料，但是可以作为外观形制的参考，如果将其视作立柱型镜台的范畴，那么这种形式的镜台最晚时段即可到隋。
（左）图一四涿州东汉墓出土陶质镜台
（右）图一五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瓷镜台
三
唐代出土的置镜实物较少，目前仅见河南偃师杏园李归厚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件铁镜架。“这件铁镜架的结构，是用铁条锻打成两个梯形框架，框架之间用一轴连接。”上部框架上端之左、中、右各有三个折叠凸起，以便于悬挂铜镜。“下框底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中空凸起，便于穿系绳索，控制镜架的开合角度。”（图一六）这种镜架形式，不见于唐代以前，却开启了五代宋辽元时期一种交床型镜架的先河。
图一六河南偃师杏园李归厚夫妇合葬墓出土铁镜架
综上，我们对汉唐时期的置镜方式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置镜方式大致分为支架型和立柱型两类。支架型又可分为简易支架和三脚立架两种：简易支架时间在战国到西汉时期，形制并未固定，可能和照容方式还没固定有关，毕竟盛水之“鉴”仍在使用；三脚支架集中在东汉至两晋时期。立柱型又分为带长方形台板的Ⅰ式和带龙首状卡槽的Ⅱ式，Ⅰ式时间在东汉至两晋时期，Ⅱ式集中在东汉时期，但是由于材料所限，推测立柱型使用的时间可晚至隋，到唐代出现一种新的置镜形式。
汉唐时期，垂足坐具还未出现，古人席地而坐，为了满足照容的需求，置镜或在几案上（简易支架、立柱Ⅰ式），或直接在坐席上（三脚支架、立柱Ⅱ式）。
参考文献，汉唐时期的置镜之物称作“镜台”或“镜槛”，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唐以后文献出现的“镜架”应是指交床型或者更晚出现的座椅型。 （本文得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的帮助，特此感谢）
作者：刘瑞霞
来源：《文物世界》2018年05期（部分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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