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以往有关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相对忽视。近年来，石峁、碧村等新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的北方社会表现出高度的发达，其对处于中原腹地的陶寺等重要遗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河套与晋南两地出土陶器、玉器及葬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旨在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及两者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共同作用。
本文所称“河套”是指以晋陕高原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以及冀西北地区。对于该研究区域，苏秉琦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三北”地带、“北方古文化”的命名，部分学者也在延续使用。本文所称“晋南”指目前行政区划上的山西临汾、运城两市。
河套与晋南两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均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所不同的是，晋南作为中原腹地，与陕西的关中，河南的伊洛、河济地区一样，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最为关注的区域，其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发展脉络清晰；而河套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迎来该区域田野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先后对大青山西段、岱海周围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并对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基本建立起该区域的史前文化谱系，并进行了聚落、环境方面的相关研究。为系统梳理以太原盆地为主的晋中地区的文化面貌，1980年夏，由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组成晋中考古队进行专项调查，并先后对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忻州游邀等遗址重点发掘，基本厘清了晋中地区的文化谱系。与此同时，对河北尉县、张家口市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部分遗址的发掘，并初步梳理了张家口地区的文化谱系。陕北地区该阶段主要调查了榆林地区的无定河和窟野河流域，并重点发掘了绥德小官道、府谷郑则峁等遗址，对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了初步认识。对于河套地区的综合研究，该阶段主要集中于对龙山文化遗存的探讨。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生业、文化与环境研究”，山西、陕西、内蒙三省在该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区域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又启动“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区域考古重大课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北秃尾河流域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又对石峁、寨峁梁、神圪垯、石摞摞山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兴县碧村遗址为中心，先后对该遗址及其周边的蔚汾河流域开展了系统调查，取得重要收获。结合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岱海、大青山南麓和晋中地区的考古发现，学术界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区史前文化的滥觞到繁荣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聚落结构的变迁。
一、龙山时代之前的相互影响
韩建业先生曾主张用老虎山文化来涵盖北方地区大部分龙山遗存；关于晋南，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其龙山文化主要是陶寺类型和三里桥类型。根据目前公布的有关河套及晋南地区这三种龙山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测年数据，本文所称的龙山时代的绝对年代在距今4500年至3900年之间，相对年代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结束至夏文化崛起之间。
就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和对外关系而言，仰韶文化时期该地区主要处于接受外来影响的自我积淀时期，龙山时代主要处于向外影响的变革时期。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晋南的文化。
仰韶文化中期，河套地区受到晋南的强烈影响。以晋南为起源地的庙底沟文化，在其繁盛阶段对外辐射，河套地区作为其北邻区域首当其冲，已有学者提出庙底沟文化由晋南北进的两条通道。以玫瑰花瓣纹组成图案的彩陶盆、钵、宽带黑彩纹敛口钵和双唇口尖底瓶组成的庙底沟文化典型因素在北进过程中与当地原有文化融合，促进了河套地区文化的统一性。
但到了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仰韶文化的核心势力范围内缩，河套地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并逐步开始对周边文化施加影响。自此之后该地区的文化序列相对完整，依次为海生不浪文化（3300BC-2800BC）—阿善文化（2800BC-2500BC）—老虎山文化（BC2500-2300BC）—新华文化（2300BC-1800BC）。其中，阿善文化相当于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老虎山文化也可以称为龙山时代前期或早期，与陶寺文化早期相当。新华文化为龙山时代后期，与陶寺文化中、晚期年代相近，以公元前2100年为界，早段相当于龙山中期，晚段相当于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
河套地区阿善文化时期的陶器以底尖呈“钮状凸出”的尖底瓶和新出现的斝式鬲最具特色，有别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小口高领平底瓶和釜形斝。在该阶段河套地区对晋南几乎没有影响，相反，临近晋南的晋中地区发现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器釜形斝、釜灶、盆形鼎等，明显是晋南对晋中的影响更大一些。
二、陶器、石器及铜器所反映的文化互动
进入龙山时代，河套地区以鬲、斝、甗、蛋形瓮为主的袋足器南下，对晋南陶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许是发生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的推动，龙山前期老虎山文化向南迁徙，以单把斝式鬲、双鋬鬲、带腰隔陶甗为代表的鬲文化因素传播到晋南地区，对陶寺文明的出现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陶寺中期新出现的鬲类炊器与本地特有的釜灶并存，显然是北方因素南下带来的结果。此外，河套地区龙山时期常见的卜骨、细石器镞在晋南也有发现，例如在陶寺墓地24座墓中出土了细石器镞329件，其中M3015有120件。可见，以双鋬鬲、卜骨、细石器镞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南下[40]促进了陶寺中期文化的形成，导致以釜灶为主要炊器的陶寺早期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化。
龙山后期，河套地区以石峁、新华、碧村相关遗存为代表，也被叫做新华文化，其陶器群中的典型器物如单把鬲、双鋬鬲、敛口斝、折肩罐等在陶寺晚期文化中成为常见器类，而陶寺晚期典型器矮领肥足鬲、圈足罐、圈足盘，以及受东方、南方文化影响的鬶形器、陶簋也在新华文化中出现。（图一）
图一河套与晋南龙山后期陶器对比
（1-11神木新华出土，12、16、17、20、22陶寺出土，13-15东许出土，18、21西阳呈出土，19南石出土。）
1、12.折肩壶（96W4∶1、02IH6∶35）2、13.双耳罐（99H80∶7、H7∶1）3、14.单耳杯（99H21∶8、T3④∶2）4、15.圈足盘（96H41∶1、H8∶1）5、16.浅盘豆（99H21∶6、02IH6∶37）6、17.圈足罐（99W2∶1、02IH34∶21）7、18.双鋬鬲（99H50∶1、F1∶1）8、19.直口肥足鬲（96采∶1、H2∶9）9、20.单把鬲（99F1746∶5、99ⅡH22∶9）10、21.敛口斝（96H18③∶20、F1∶4）11、22.陶垫（96H18③∶49、80IVT404∶4E∶5）
铜器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均有发现，只是前者的数量和种类要明显多于后者，二者共有的齿轮形器，陶寺发现1件，但石峁发现了5件。由此可见，龙山后期河套地区对晋南陶寺文化仍有较大影响，但陶寺文化的某些因素也渗透进新华文化，二者文化间发生了一定的融合。
三、玉器所反映的文化交流
河套地区龙山玉器在黄河西岸以榆林、延安地区陕北新华、石峁、卢山峁为代表，黄河东岸以兴县碧村为代表。晋南地区则以陶寺、清凉寺及下靳为代表。
河套地区出土玉器的遗址规模大小不一，性质也不尽相同。规模最大的是石峁古城，达四百多万平方米，是都邑级别的聚落。芦山峁、碧村的面积近百万平米，也是当地的中心聚落。神木县西南大保当“彭素圪垯”南坡的新华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龙山晚期的一处小型聚落，在祭祀坑K1内出土玉器36件，以片状的刀、钺为主。从几万平方米、数十万平方米乃至数百万平方米的遗址均有发现玉器的情况，可见玉器并非为大型遗址专有，而是各级社群追逐的对象，更是社群内部分化的表现，在各级遗址中都可能存在有实力使用玉器的上层群体。根据石峁、新华、碧村等遗址发掘情况，玉器出土状况较复杂，表明其用玉习俗的复杂内容。这些玉器或见于墓葬，如村M7；或出于祭祀坑如新华K1；石峁外城东门址发现的部分玉器或“藏”于墙体内，或位于上下两层地面之间的垫土中，或位于墙根附近；另外，一些灰坑内也发现有部分玉器残件如碧村H24、H34等，属于废弃的生活残件。从出土背景来看，这些玉器主要用于随葬和祭祀。而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玉器多出土于墓葬。
玉璧在两地都比较常见，但河套地区较少见方形璧和小孔璧，与晋南略有区别。方形璧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而小孔璧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这两者后来成为齐家文化的特色器类，处于中间地带的晋南应起到了一定的传递作用。（图二）
图二河套与晋南玉璧对比
1.芦山峁2.碧村A006 3、4.石峁5-8.陶寺（M1361∶8、M3033∶8、2005JXTⅡT7464∶7、M1365∶4）
河套玉刀多方形和长条形，流行穿孔，有双孔和多孔之分。双孔玉刀穿孔位于近背部，刀身呈长方形。多孔玉刀近背部一般置有数孔，尾端中部或有穿孔，多呈长条形，弧刃，这类玉刀源于东面的薛家岗文化，逐渐向西波及，齐家文化发现的大量多孔玉刀即与之有关。晋南陶寺、清凉寺多条形双孔石刀，还有一些梯形石刀。
河套及晋南的玉钺主要有上窄下宽的梯形玉钺、上下等宽的条形玉钺，这类玉钺通常在顶部中央置一穿孔，部分在边缘置另一穿孔。所不同的是陶寺玉钺除单孔和双孔外，还有个别柄端附近置三孔者。晋南如陶寺玉钺多随葬于男性墓葬，横置于肱骨附近，而河套如新华玉钺出土于祭祀坑中。
河套及晋南出土玉琮多为方形矮体，短射，内圆外方，中孔圆形，外侧为方形或圆角方形，基本不见齐家文化的高体琮。（图三）
图三河套与晋南玉器对比
1、5.双孔玉刀（新华99K1∶121、陶寺M3151∶2）2、6.梯形玉钺（新华99K1∶3、陶寺M3168∶10）3、7.条形玉钺（新华99K1∶6、陶寺M3172∶2）4、8.玉琮（石峁、陶寺M1267∶2）
总的来看，河套地区龙山玉器主要特点是片状器物为大宗，且器物改制现象普遍，而陶寺中期大墓也出土了与石峁类玉器种类、形制相近的玉器，只是没有发现后者的牙璋类玉器。表明这一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对玉器这类稀缺资源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化认知，这一文化认同的范围远远超出以陶器为代表的区域界线，其规格较陶器更加珍贵，是史前时期中上层社会互动及区域物质文化交流的写照。
四、葬俗所反映的文化渗透
河套地区史前时期以土坑竖穴墓为主，在龙山时代还存在部分瓮棺葬与石棺葬，而后两种葬制从龙山中期一直延续到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影响到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和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
瓮棺葬的繁盛期是在仰韶文化的早、中期，以儿童葬为主，少量成人葬，分布地域主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是从仰韶文化晚期以来，晋南的瓮棺葬仅在个别高等级的聚落遗址有发现，如绛县周家庄。相反，河套地区则在多处遗址均有发现，而且以最具地方特色的陶制品鬲、三足瓮、甗、斝、大口尊、折肩罐等作为组合葬具。年代较早的是石峁后阳湾的3座瓮棺葬，为石峁遗址B段，相当于龙山中期。其次是汾阳峪道河、大口遗址二期、石峁、新华等遗址的瓮棺葬年代多是龙山中、晚期阶段的，朱开沟遗址的瓮棺葬则从龙山晚期遗址延续到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
晋南绛县周家庄遗址瓮棺葬清理108座，葬具主要为鋬手鬲、折肩罐等，从陶鬲形制来看，有少数为陶寺文化中期，但多数瓮棺葬为陶寺文化晚期。白水下河遗址客省庄文化二期的瓮棺葬具为瓮、鬲、斝、折肩罐等，虽然葬具种类与河套地区相同，但具体形制方面略有差异，以铲状实足根的三足瓮、单耳罐形斝等器类为例，则更具当地特色。由此可以看出，河套地区瓮棺葬制南下的过程中，选择了规模等级较高的聚落作为其势力渗透基点，与此同时也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色。
石棺葬指用数块板岩插立在挖好的长方形土坑四壁，底部铺或不铺石板均可，墓顶用数块石板封盖，即用石板组成一个石棺葬具；也有将用石块垒砌的墓穴称作石棺葬。河套地区龙山阶段出现了一些石棺葬。石峁遗址目前发表的石棺葬6座，其中韩家圪旦地点的两座均为年轻女性，尤其是M17保存相对较好，竖穴土坑内置石棺，四周由石板围搭而成。石板有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边缘打琢齐整，薄厚均匀，填土中出土残卜骨一件。石峁遗址1981年调查试掘时发现4座石棺葬，均未辨别墓主性别，但M2形制较特殊，在石椁板下为瓮棺葬，随葬品6件。据发掘者所言，石峁石棺葬内多数有精美的玉器。此外，在吴堡县关胡疙瘩也发现了龙山晚期的石棺葬。朱开沟遗址共清理石棺葬4座，无随葬品，保存状况均不太好，但都有发现未经进一步加工的石板，其中属于第二段即龙山晚期的3座石棺葬墓主均为成年女性，另1座是第五段即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墓主为成年男性。河套地区龙山晚期石棺葬虽然发表资料不多，但在都邑型聚落石峁和普通聚落朱开沟中均有发现，可见其分布相对较广，为这个时段一种常见葬俗，且似乎以用作女性为多。
晋南陶寺墓地发现有石块的竖穴土坑墓葬4座，均为陶寺晚期，其中M3343和M2336为成年女性，M3343在墓底的头端和足端各放大小不等的卵石5块，两侧壁发现壁龛两组，墓上方有埋葬羊骨架的祭祀坑。M2336是在下肢骨上压着一块大卵石，再往上埋有一只羊骨架。所以，这两座墓均有使用动物牺牲的特点。其余两座M3288和M3318为男性，M3288在两侧壁和足端堆砌长方形石块，M3318在尸骨上方压一大石块，随葬有猪下颌骨。
晋南地区仅在都邑型聚落陶寺零星发现了石棺葬，和河套地区的形制上有明显差异，河套地区使用石板插立于四壁，而陶寺可能因囿于地理环境欠缺板岩石材，使用的是长方形石块或鹅卵石垒砌，其垒砌方式很可能是借鉴了河套地区龙山时期常见的石砌房屋和石砌围墙的建构方式。陶寺的2座女性墓中以动物牺牲进行了祭祀，也是本地的独特性。
在河套地区，石棺葬是一种普遍的葬俗，并与瓮棺葬制共存。同时期的晋南，这两种墓葬仅在大型聚落发现，当意味着是源自河套地区葬制的影响。
至于河套地区石棺葬俗的发生，已有研究者提出石棺葬较早出现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和西北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二者各自独立起源，在当地亦非主流葬俗。此外，约商周之际，典型石棺葬在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成为流行葬俗。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数量的石棺葬，如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清理的62座墓葬中61座为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石棺葬，在可辨性别的4座墓中女性3例，男性1例。在年代上，岷江上游晚，不是河套这种葬俗的来源；北辛文化的太早，难以和河套地区的建立关联。而与河套地区者年代相当的晋南地区，如以上分析，受河套地区影响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河套地区石棺葬制应是在东北或西北文化影响下发生的。
结语
通过以上陶器群、铜器、玉器等遗物，以及葬俗的比较分析，可以获知河套与晋南地区文化关系的大势：老虎山文化南下带来了陶寺早期文化的变革与陶寺中期文化的形成。新华文化阶段以石峁都邑聚落为核心的河套文明向南方的强势扩张，导致了曾经繁盛的陶寺中期文化的重大变化。同时，新华文化也吸收了陶寺文化中的某些先进技术，如将中原地区发达的版筑技术应用于石峁石城内的夯土台基类的建筑遗存中。陶寺晚期，陶寺等遗址所见的暴力场景，如陶寺和清凉寺等遗址上的对于中期墓葬的毁墓现象，以及大量受伤人骨等，暗示当时可能发生过大的战争。陶寺晚期遗址上发现的石棺葬，以及周家庄陶寺中期出现的瓮棺葬在陶寺晚期数量猛增，从葬制方面进一步反映了河套文明对陶寺文明的渗透，而周家庄很可能是河套文明南向扩张的一个据点。
在对这个宏观进程把握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触及到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河套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的独特地位的重要问题，开始思考当地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具体方式、特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这个地区内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区的大小各异，在小型聚落里，也许只是众多窑洞簇拥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在石峁、碧村、白崖沟等遗址表现得极为明显，似乎意味着聚落的建造依据了统一的设计蓝图，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其背后应当有其社会组织结构等更深刻的原因。但这种贯彻在大小聚落中的一致性，至今在其他文明区内尚未发现。
龙山时代正好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以往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相对忽视。但石峁古城、碧村石城所显示的龙山时代北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细节。
（文章来源：《中原文物》二〇一八年第一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王晓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责编：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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