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及附近地区的六朝时代墓葬中，出土过大型拼砌画像砖，其中就有竹林七贤的群像。这是一座七贤的纪念碑，是一座画碑。画碑上出现了八个人的身影，七贤之外又加上一隐，就称作“七贤一隐纪念碑”吧。
荣启期
乱入魏晋的春秋大隐
大幅面的“七贤砖画”，其实表现的是一个八人群体，七贤再加一个荣启期。这是一个古代穿越故事的样板，不同时代的人结伴作竹林之游，想来是非常令人好奇的事。
以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画观察，砖画由二百多块方砖拼嵌而成，八人的画像分别嵌入南北两壁，荣启期、阮咸、刘伶（灵）、向秀四人一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一幅。
那我们就按照画面顺序，先说这位荣启期。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很有思想，仕途却并不得志，老年后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
这是春秋时代的一位隐士，据说他曾与孔子有过交集。《列子•天瑞》记载说，孔子游泰山路上，遇见荣启期衣不蔽体，怡然自得弹琴歌唱。孔子问他为啥如此之乐，他回答说，我的快乐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我得以为人，这是一乐。男女之别，女卑男尊，以男为贵，你看我得为男人，这是二乐。有的人生不见日月就没了，可我活到了九十岁，这是三乐。
孔子对这三乐之说连连称是，说以你这样的高才，倘逢盛世，定可腾达，如今却不得施展，好遗憾呀。不料想荣启期却说：“古往今来读书人很多，飞黄腾达者才有几人？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死亡是所有人的归宿，我既能处于读书人的常态，又可以安心等待人最终的归宿，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孔子表示同情这种“自宽”的生活态度，知足常乐，自我麻醉，这是自宽的无乐之乐。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每个时代都会有隐士，哪儿可隐？哪儿都能隐。隐心为先，其次隐身，心已隐了，身子就无关紧要了。这位砖画上的荣启期，他的心似乎就隐在那无乐之乐中。
砖画上的荣隐士，长须被发，博衣束带，服饰与七贤并无明显不同。他正席地抚琴，又似开口吟唱。特别要注意的是，他身旁并没有放置什么酒具。
借酒隐伏
名士风度也悲催
七贤，是指曹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灵）、王戎与阮咸七人。他们常在山阳（今河南博爱）竹林饮酒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魏晋时代很多人爱酒，不过心思并不在酒上，这些人便是所谓“名士”。名士纵酒放达，不务世事，任诞不羁，这是前所不见的名士风度。何谓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名士酣酣地饮酒，那是必须的。
汉代名士议论政事，没什么好下场。魏晋名士专谈玄理，即所谓清谈，是一种逃避。他们在饮食生活上也有特别表现，即如鲁迅先生所说：食菜和饮酒。这是魏晋名士最突出的特色，其中“竹林七贤”是这一时期的名士的典型代表。
竹林七贤提倡老庄虚无之学，轻视礼法，远避尘俗，结为竹林之游，因而史称“竹林七贤”。这些人的脾气似乎大都很古怪，外表装饰得洒脱不凡，轻视世事，深沉的胸中却奔涌着难以遏止的痛苦巨流。也就是说，他们要将自己的真面目掩藏起来，在世上要如此做人，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竹林七贤起初都是当政的司马氏集团的反对者，后来有的被收买，不得不改变初衷，做了高官。有的则不愿顺从，被治以重罪，以致被处死。
阮咸字仲容，是阮籍的侄子，叔侄并称“大小阮”。阮咸曾任散骑侍郎，出补始平太守，一生任达不拘，纵欲湎酒。阮咸因为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有时饮酒到了兴头上，还要弹唱一曲。从砖画上看，阮咸所弹琵琶，那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正是由阮咸所发明，这种乐器也叫做月琴。砖画中的阮咸高挽衣袖弹阮，他身旁也没有酒具。在吴家山出土七贤砖画上，阮咸并没有弹阮，却是在聚精会神欣赏着自己的兰花指。
七贤中以酒为命的，要算是刘伶（灵）。刘伶字伯伦，曾任建威参军。他生性好酒，放情肆志，常乘鹿车，携带酒壶，使人扛着铁锹跟在后边，说“我不论在何处一死，你即刻便将我埋在那儿”。
刘伶淡默而少言语，但却能“一鸣惊人”。有一次他饮酒将醉，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赤条条一条汉子，有人见了讥笑他，他却说：“我是以天地作大厦，以房屋当衣服，你看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钻到我的裤挡里来了?”反将别人羞辱了一番。又有一次，刘伶醉后与一大汉发生磨擦，那人卷起衣袖，挥起拳头就要开打，刘伶并不慌忙，冷冷地说：“我瘦如鸡肋一根，没有地方好安放您这尊拳”。这话来得很是意外，大汉竟收敛起怒气，一时哈哈大笑起来。
刘伶嗜酒成性，这使得他的妻子深感不安，妻子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严格的限饮措施。
有一天刘伶的酒瘾又犯了，实在按捺不住，只得硬着头皮向妻子讨酒喝，妻子一气之下，砸了酒器不说，还把家里存的酒全都倒在了地上。妻子哭着对丈夫说；“夫君饮酒太多，非合摄生之道，一定要彻底戒了酒才好。”刘伶听了这话，连忙说：“你的话对极了，这酒确实该戒。只是我这个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还得当着鬼神祝祷表个决心才成。你快些为我准备敬神的酒肉吧。”妻子一听有门，赶紧行动起来。酒肉准备妥当，只见刘伶跪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例，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说完端起酒来就饮，拿过肉便吃，不一会又醉得不成样子，妻子也拿他没有办法。
刘伶虽不大留意笔墨文字，传世仅有的一篇《酒德颂》，也堪称为“千古佳作”。刘伶公开了自己的处世哲学，他的嗜酒，完全是为了麻醉自己。他并不是不懂妻子所说的嗜酒伤身的道理，可他却正是因酒而保全了自己，得以寿终。砖画中的刘伶正手捧耳杯，以手指蘸酒，醉态朦胧。
七贤也未必全是酒徒，其中不大饮酒的，向秀算是一位。向秀字子期，司马昭时授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清悟有远识，养生理论与嵇康相似。不过，他是否滴酒不沾，史无明说，但与六贤同游时，也未必不端一端酒杯。砖画中的向秀敞胸露怀，倚树闭目，似在思索玄理，他的身旁确实没有出现酒具。
嵇康与阮籍齐名，官至中散大夫。他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不愿投靠司马氏，终被谗杀。史籍说他二十年间不露喜悦之色，恬静寡欲，宽简有大量。山涛得志后推荐他做官，他辞而不受，说是“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他把官吏比作动物园里的禽兽，失却了自由。嵇康在一首五言诗中写道：
泽雉穷野草，灵龟乐泥蟠。
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
末若捐外累，肆志若浩然。
这充分表达了他不为官、不求名的豁达心境。
嵇康尽管自己刚肠嫉恶，他与阮籍一样，也并不希望后代走他们的路。《嵇康集》里有一篇他为尚不满十岁的儿子写的《家诫》，道尽了谨慎处世的诀窍。例如他说，如果有人请你饮酒，即便你不想饮也不要坚决推辞，还得顺从地端起酒杯，以免伤了和气。
嵇康本人似乎并不喜酗酒，他写过一篇《养生论》，云“滋味煎其腑脏，醴醪煮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提倡清虚自守，少私寡欲，反对大饮大嚼。史载嵇康“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砖画中的嵇康正抚琴吟唱，旁若无人。
阮籍字嗣宗，曾任步兵校尉、散骑侍郎，封关内侯。本来胸怀济世之志，因为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有矛盾，看到当时名士大都结局不妙，于是常常佯狂纵酒，以避祸害。
他每每狂醉之后，就跑到山野荒林去长啸，发泄自己胸中的郁闷之气。武帝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曾替儿子向阮籍家求婚，阮籍根本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又不便直接回绝，结果一下子喝得烂醉如泥，一醉六十多天，以酒为挡箭牌躲了过去。他家邻居开了一个酒店，当垆沽酒的少妇长得十分漂亮，他常去沽饮，醉了就躺在少妇身旁。少妇丈夫也很了解阮籍的为人，所以也不曾怪罪于他。
阮籍好饮酒，寻着机会就酣饮不止。他听说步兵厨营人很会酿酒，有贮酒300斛，于是请为步兵校尉，为的是天天能喝酒。他从来任性不羁，把传统礼教不放在心上。他的老母去世时，正好他在与别人下棋，对手听到消息，请求不要继续下了，阮籍却非要与他决个输赢不可。下完棋后又饮酒二斗，大号一声，吐血数升。到为母送葬时，阮籍弄了一头蒸豚吃，又是二斗酒下肚。与老母诀别，一句话说不出口，还是大号一声，又吐血数升。
他服丧的风度，也与常人大异。就在丧期中，司马昭又请他与何曾一起饮酒，何曾当面批评他，说了一大套守丧不可食肉饮酒的规矩，而阮籍却神色自若，端起酒杯照饮不误。阮籍虽然自己如此放荡，却不允许儿子阮浑学他的模样，也不许阮家弟子学阮咸的模样。因为他自已是佯狂，不必学；而阮咸是纵欲，不可学。
阮籍不拘小节，喜好饮酒，“嗜酒能啸”，在七贤中有“嵇琴阮啸”之说。砖画中阮籍似正在长啸，身旁摆着大酒樽。
山涛字巨源，七贤中他的官做得比较大，大到吏部尚书、侍中。山涛的酒量也大，大到一饮八斗，一般不过这个量。晋武帝为试试他的酒量，专门找他来饮酒，名义上给了他八斗，可又悄悄地增加了一些。山涛将饮够八斗，就再也不举杯了，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砖画中的山涛右手撸着衣袖，左手执着酒杯，正在开怀畅饮。
王戎字濬冲，他仕途通显，历官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徒。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史籍上没有关于他嗜酒的记述。他为人直率，不修威仪，砖画中的王戎手举如意，神态自得，一旁酒樽酒杯齐备，酒似乎是饮过了。
竹林七贤中，王戎、嵇康和向秀都可以不列入嗜酒者之列，不过也不好说他们一点也不饮。《世说新语•任诞》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可见多少是要饮一些的，可能没有阮籍等人那么大的酒量。
砖画中的七贤一隐群像，八人都是席地而坐，清风徐徐，美酒飘香，或抚琴拨弦，或袒胸畅饮，或吟咏唱和，名士风度刻画入微。
要特别指出的是，八人身旁虽然都标了名姓，我们也大可不必相信名与像一定是吻合的。虽然每块砖在烧制时都有编号，但修墓的工匠却也未必那么当真，因为在不同墓中发现的同样造型的人像，却标示着不同的名字，如依树思索的那位，在不同墓中分别标成荣启期和向秀，而手拿如意的那位却分别标成阮步兵（籍）和王戎。孰是孰非，不论也罢。
江苏丹阳吴家村出土砖画拓本
酒樽
最后的饮器
用酒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用酒肉用乐曲来浇洒胸中块垒，这种痛楚，常人很难体会。砖画上描绘出了七贤一隐的神情，也描绘了他们所用的那些酒具。酒具只见酒樽和耳杯，却并没有表现出下酒的菜，也许只是弹曲吟唱吧。
画面上的酒具，不论是耳杯或是酒樽，其实都是先前汉代时的样子。那种象鸟儿展翅欲飞的耳杯，一直是东周至南北朝时饮酒的标准酒杯。盛装酒的酒樽是大口的碗形或桶形，须得用大勺将酒舀到杯中才能进饮，这便谓之“斟酌”。我们在此就说说这酒樽，它的来与去直接关系了饮酒方式的改变。
四川成都出土汉画拓本
汉代的酒樽多为筒形，有铜器、漆器、玉器和陶瓷器，腹部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耳，下有三足，一般都带托盘即承旋。这样的酒樽最早出现在战国，开始可能并不纯作酒具使用，而到了汉代它就是酒樽的标准器了。还有一种碗形樽，大口圈底，碗形樽和筒形樽在汉画上都可见到，用法没有区别。
汉代画像石上的碗形樽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考古中汉代酒樽实物发现不少，酒樽的用法由汉画上的描绘也能寻到线索。河南洛阳一座东汉墓发现壁画夫妇宴饮图，在几案前摆着一件带承旋的酒樽，里面还有酌酒用的酒勺，有画面见到侍女将樽中酒酌至耳杯中。
河南洛阳东汉墓壁画
山东金乡朱鲔墓所见宴饮图画像石，宴饮的人群一旁有一些酒壶，酒壶边就有一套酒樽，酒樽带承旋，樽中有勺。在朱鲔墓的另一宴饮图画像石上，宴饮者席地而坐，面前许多酒具中有两套带承旋的酒樽，有一仆人手拿勺子，正将酒樽里的酒酌入耳杯。
江苏徐州出土汉画中也有不少宴饮图像，酒樽时不时会出现在画面上。也见有不少博戏赌酒的画面，两人中间是酒樽，酒樽旁边耳杯。汉画上见到许多乐舞图像，快乐的伎乐者其实也离不了酒的刺激，在乐舞场上也有酒樽出现。
江苏徐州出土汉画拓本
四川成都出土汉画拓本
汉代以后这类用酒樽盛酒进饮的风尚还在流行，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砖画中，表现宴饮的场景里常常见到酒樽的影子。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酒樽传过去在此时已是非常时兴。中原及南方两晋时代的酒樽，也是汉代的形制。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南京七贤砖画上的酒樽，酒樽都是碗形，樽里也放置有酌酒的勺子，这样的大口樽在汉代时已有制作使用，只是不如筒形樽流行而已。
两晋以后至隋唐，文献中常读到酒樽，但却已经见不到先前那样的器形了。这正是酒法变了，酒品变了，饮法变了，酒具也变了的结果。
筒形酒樽不用了，人们对它的名称和用法早已模糊。虽然李白的《将进酒》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但他说到的酒樽，已经不是汉代模样，从南北朝时起酒壶已经出现，所以后来李白也有“花间一壶酒”的诗句。用壶酌酒，以壶代樽，还省却了勺。酒樽，就这样从此一去不回头。
小情调
酒里浮起小黄鸭
仔细一点看看，在“竹林七贤”砖画上，除了人物、树木，还有琴、阮、酒樽、耳杯、如意和凭几等。其实还有一个小对象，一般人可能都会忽略，画面上阮籍和王戎近旁，都有一只酒樽，樽中漂浮着一只小鸭。
酒樽上放上一只小鸭子，这是什么小情调？
有研究认为，这是因“竹林七贤”聚会饮酒，都是席地而坐，彼此有一定距离。那时因分餐制的习惯各饮樽中酒，坐在地上又不容易看到酒伴樽中还有多少酒，所以就放上一个小鸭当浮子，酒剩多少，一目了然。
这小鸭子就叫做“浮”。看看那小鸭子的浮沉，就知道酒量几何了。
竹林无竹
七贤们在哪儿作乐呢
后世流传的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其实是存有疑问的，有学者怀疑过七贤并不曾一起游历竹林，更怀疑竹林这个地点也是附会的。以陈寅恪先生为首，发表过质疑竹林七贤的论说，认为竹林七贤是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
七贤实有其人，东晋孙盛所撰写《魏氏春秋》，记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七人居地不同，年龄也有较大差距，能否常常同游，可以存疑。
不过在砖画上，却真就是这样模画的，他们一起在林子里畅饮弹唱。画面中可以有春秋的荣启期，又为何不能有居地不同且年齿悬殊的七贤同游呢？
更多的学者不同意陈寅恪的佛祖“竹林”之说，认定竹林是实际存在的，就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后世如清代文人画表现七贤，画面上出现大片写意竹林，如任伯年和袁枚，甚至还有现代的傅抱石和张大千，这样一画，“竹林七贤”有名有实了。
不过且慢，在南京出土的若干幅“竹林七贤”砖画上，其实都没有竹林出现，甚至是一根竹子也不见，我们看见的却是许多枝繁叶茂的大树。以理而论，竹林之景应有竹枝摇曳，但画面上没有。虽然有人说他在上面看见有阔叶竹，其实并不能认定。砖画出自南京，江南工匠不缺竹林意境，画面上却有意回避了竹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这幅砖画上，可以看到至少表现有四种树，而以类似的银杏见到多一些，没有出现一根竹子。
银杏叶扇形互生，有细长的叶柄，在长枝上散生，在短枝上簇生。银杏为中生代孑遗的稀有树种，系中国特产，现在还能见到5000年的银杏树。值得注意的是，银杏中有四五个品种享有“佛手”或“佛指”之名，这与它的叶形有关，也与用银杏树材雕刻佛指的做法有关。
许多寺庙中都植有银杏树，古代中国其实是将银杏树当作了菩提。当初竺法兰和鸠摩腾法师在洛阳白马寺植下两株银杏树，后世寺院也都效仿种起了银杏。菩提树是热带亚热带常绿植物，在温带和寒温地区不适合种植，所以改用银杏等来代替。银杏木质纹理细密，佛家用它雕刻千手观音，雕刻佛像指甲，银杏也就有了“佛指”之名。
东晋时代南方佛教的中心，有建康道场寺。建康（南京）是东晋王朝的都城，佛教昌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在道场寺宣扬佛教。朝廷中也奉佛，元帝和明帝都曾大兴佛寺，以宾友礼敬沙门。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学与佛学交集在所不免，僧侣中有支遁和慧远等还与名士辩论过玄理，社会主流思想沾染佛教义理也是理所当然。
到了南朝各代也崇奉佛教，与东晋相同，又以宋文帝最重视佛教，他常和僧众论究佛理。孝武帝甚至让僧人慧琳参与政事，世称“黑衣宰相”。佛教在南朝至梁武帝时达到全盛，武帝舍道归佛，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大寺，举办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斋会，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后世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传统。
这样看来，制作砖画的工匠应当有佛教背景，将七贤置于佛光照耀之下，让他们乐在银杏林中，也是有一番深意的。这样一想，陈寅恪当初由佛理入题讨论七贤，也算歪打正着，只是那竹林却不见了，而充作菩提的银杏不是同样光彩么！
站在这一座纪念碑前，看着七贤加一隐，想起那样的时代，心绪不平，久久回味。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器晤”（微信号：qiwu3n3n）
甘公网安备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