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与齐家文化

　　引言

　　羌人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亦是上古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西北地区是上古羌人活动的大本营，不少学者认为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是羌人文化遗存,认为羌与辛店、寺洼文化有关，并把齐家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均视作羌人文化的前驱，但还缺乏系统论证。

　　羌人历史悠久、支系众多，自三代至秦汉,一直在中华大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羌人各支系大都融入汉民族,其他则向周围地区迁徙,逐渐演变为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各民族。卜辞记录和考古发现研究表明殷商时羌人十分强大,长期同商王朝抗衡。姬姜联姻建立周朝，西周时羌人分支姜戎一度逼近镐京,并败周师于千亩。战国时期羌人“种类繁炽”,“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后汉书·西羌传》谓羌人“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历史记载表明羌人有三大特征：牧羊、火葬与羌笛。我们可以由此来追溯羌人及其文化的来龙去脉。

　　夏羊与羌

　　“羌，西域牧羌人也。”我们可以从羊的来龙去脉追溯羌人羌文化的踪迹。2014年那次考察活动持续两周有余，所到之处不一定能见到羊，但必有羊肉可吃，以手抓肉羊为多，黄焖羊肉葱爆羊肉亦不少。每一个地方的主人都说本地的羊肉最好吃，平时不爱吃羊肉的人都会爱吃。唯有嘉峪关的朱建军说嘉峪关的羊肉好吃，青海羊肉更好吃，那里有真正野放完全吃青草长大的羊。我以为他比较客观和谦虚，一打听才知道他来自青海。穿越扁都口进入青海祁连县，果然看到成百上千只绵羊散落在高山草地上。西北人爱吃手抓不证自明，实践证明南方人到了西北也会喜欢吃羊肉。

　　来到了齐家文化核心分布区临夏永靖，在刘家峡水库边王家坡齐家文化遗址终于与羊有了亲密接触。目前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羊骨架见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其次是二里头。绵羊，又称夏羊。《尔雅·释畜》：“夏羊，牡羭，牝羖。”《本草纲目·兽·羊》：“生秦晋者为夏羊，头小身大而毛长，土人二岁而剪其毛，以为毡物，谓之绵羊。”这就是说齐家文化时代或夏代中国就开始养羊，因此绵羊被称之为夏羊。至今西北地区普遍牧养绵羊，正是齐家文化或夏代养羊传统的继续。

　　夏羊摄于刘家峡水库边王家坡村

　　在中国历史上以养羊著称的是羌人。夏商之际羌人不仅广泛分布于西北地区，而且涉足于中原。殷墟留下了不少羌人的尸骨，甲骨文中还有大量有关羌人的记载。现在表明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均与羌人有关，羌人兴起于西北地区。四千年前或夏代之前中原并无山羊和绵羊。养羊不仅与羌有关，而且与姜有关。炎帝姜姓，以姜水成。传说中的炎帝部落亦以养羊著称，人多势众；虽败于尚武善战的黄帝部落，仍有炎黄子孙之说。

　　羊不仅是一种美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意义非凡。羊大为美：羊是美丽的象征。吉祥、正義、善良等均与羊有关。这些都说明华夏先民对羊的欣赏和崇拜非常普遍和深刻。绵羊就是夏羊，为我们追寻夏文化的源头提供了指引。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这说明在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马家窑文化中已有羊的踪迹，但齐家文化时代养羊业才兴旺发达。公元前二千纪羌人以养羊著称，齐家文化羊骨众多，又同处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很有可能是羌人文化遗存。而养羊文化来自中亚源于西亚。

　　羌与火葬

　　羌人不怕死，而怕死后不能火葬。我们可以从火葬来追溯羌踪夏迹。

　　火葬与洞室墓的起源和传播大同而小异。《墨子》《列子》等提到羌人实行火葬，而火葬源自并盛行于印欧语系民族。氐、羌文化遗存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发现了装骨灰的陶罐。目前东亚最早的火葬墓见于约四千年前的宗日遗址,发掘者也推测应属于早期羌人文化。最近又在磨沟墓地发现了齐家文化火葬墓和坟丘，应该也与羌人有关。

　　西北地区的火葬墓主要分布于甘青一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洮河流域，青铜时代火葬墓时有发现。考古发现火葬方式有三种：一是焚烧后拣骨人罐下葬，二是先埋葬然后再掘穴焚棺、尸，三是将焚烧的尸骨直接葬入墓穴。焚尸扬灰亦有可能，但考古难以发现。因此，考古发现的火葬墓不多，只能反映上古西北火葬风俗的一小部分。

　　早在1945年夏鼎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掘的一座墓葬,发现其中一个陶罐内就存放着火化的尸骨。他由此推断寺洼文化与氐羌有关:“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至唐代,氐羌中有部落确曾实行过火葬制。这次火葬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上古时期羌人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而黄河上游及各大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一带则是羌人活动的中心。1988年青海化隆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火葬墓两座。M2棺内人骨经过二次扰动，木棺曾被火烧；M10棺内人骨用泥土包住后火烧。卡约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和湟水流域,火葬是特征之一。

　　较早的火葬资料还见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兰州花寨子墓地M3木棺经火烧,但人骨保存较好,可能是火葬。循化苏呼撒墓地发现4座半山类型的火葬墓(M77、M100、M101、M110)。M100为长方形竖穴木棺墓,尸骨及木棺均被火烧过,墓穴四壁火烧痕迹达4厘米。木炭、碎骨混于填土中,陶器与碎陶片均散乱分布于墓底或填土中。这些火葬墓的共同特点是,先将死尸入棺下葬,而后再掘穴焚烧棺、尸,并且对墓内尸骨和随葬品进行扰乱。以M100为代表的几座火葬墓,在半山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这种奇特的葬俗应与当时居民的某种特殊意识有关。M100墓穴长260、宽120、深300厘米，随葬陶器完整者四件,有盆、罐、碗，完整陶器与碎陶片均散乱于墓底或混于填土中。M101墓穴长350、宽260、深180厘米，是最大的一座墓。值得注意的是火葬墓规模相对较大，可以反映墓主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周人兴起于羌人地区。羌姜同源，周朝是姜姬联合建立的王朝。周人与羌人不仅血缘相亲，亦有地缘关系，关中周王朝统治核心区亦流行过火葬。2001年陕西华县东阳墓地发现2座西周时期的火葬墓，周原扶风黄堆和周公庙32号墓也发现有火烧现象，说明在周人统治的近畿或中心地区也有火葬习俗。关中地区西周火葬墓的形式、形成原因有待深入探讨,可能是一种处理意外死亡的方式，更有可能是具有较高地位死者的葬俗。

　　《诗经》《尚书》所载与周人青铜器铭文表明周之先人死后魂灵在天上，称魂灵曰“严”，魂灵升天曰“登”或“登天”，与殷人正好相反。原来周人出自西戎姬姓，故保留有西戎习俗文化，而西戎习俗是实行火葬的。义渠戎之葬俗表明“严”、“登”出自戎语。据现在资料推测，周人先祖亦可能实行火葬，周人废弃火葬、实行土葬当是在太王古公亶父迁周以后。

　　古代中国火葬并不盛行。儒家主张“入土为安”,厚葬才是孝道。《周礼》亦有明文：“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中原或东亚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没有发现火葬墓，边疆地区火葬不可能起源于中原或东方。《墨子·节丧下》：“秦之西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薪柴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仪渠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西北一个羌戎部落,它的疆域据《括地志》所记在唐代的宁(今甘肃宁县)庆(今甘肃庆阳)二州,秦时属北地郡，汉朝时在此设置义渠道。

　　童恩正研究过东北一西北一西南地区考古学材料中发现的共同文化因素，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他发现火葬是半月文化传播带的共同因素，但没有留意新疆地区火葬墓，没有找到火葬墓源头。

　　新疆青铜时代流行火葬，形制可分为石封堆火葬墓、土封堆火葬墓和无封堆火葬墓。第一阶段以喀什下坂地墓地和帕米尔高原古墓为代表,以石封堆火葬墓为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以后至公元前500年前后。第二阶段以轮台群巴克和库尔勒上户乡的火葬墓为代表,以土封堆火葬墓为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800年左右至公元前200年前后。第三阶段以且末加瓦艾日克墓地、交河故城一号台地墓地、尼雅95MN1号墓地的火葬墓为代表,以无封堆火葬墓为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00年前后。

　　中国内地兴起火葬的观念在佛教传入之后。《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水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传至汉地，隋唐开始，佛家居士亦多火葬。印光法师云：“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每用此法。以佛法重神识，唯恐耽著身躯，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复耽著。又为诵经念佛，期证法身。”佛教文化继承了印欧人流行的骨灰瓮葬，后来这种墓葬方式亦随青铜文化或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半岛和日本。

　　羌笛何须怨杨柳

　　羌笛是羌族标志性的传统乐器。焦虎三猜测羌笛即牧笛。[1]羌笛和西方流行的牧笛都是单簧气鸣乐器，是牧羊人或潘神钟爱的乐器。东汉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木未及已。”

　　中国管乐器多为顺簧，唯有羌笛是逆簧。宋有西推测羌笛与古代西亚埃及流行的Zummara有关。焦虎三进一步推测Zummara可能与羌族自称“日麦”“日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