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瑞典学者安特生应邀来到中国后，陆续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仰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辛店遗址、半山遗址、齐家坪遗址等，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因而对安特生赞誉为“仰韶文化之父”，“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
安特生受聘到中国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就在安特生去南极的时候，与他同处一个国度、同研究一个领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却踏上了去中国的道路，而且他在中国新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安特生从南极返回瑞典后，也把目光投向中国。当时的瑞典被民国政府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
1914年春天，安特生接到“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聘请书。他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1914年（民国三年）5月16日，他正式开始了在农商部当顾问的工作。他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铁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
安特生在中国的发现
安特生成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第一年，就发现了辛窑山铁矿和辛窑山西南12公里的宣龙铁矿。宣龙铁矿的发现引起了袁世凯的关注，并于1915年春接见了安特生。1918年春，他又在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1916年农商部奏请批准，将地质调查局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为所长，安特生为顾问。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由于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军阀混战，使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极大干扰，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安特生感到探矿工作难以为继，便将精力转到收藏古生物化石方面来。他向丁文江提出了一个中瑞合作大规模发掘古生物化石的计划。计划中拟定由瑞典承担全部费用，以及对收集到的标本进行检测分析，并资助出版《中国古生物学》系列的研究成果，收集到的标本中瑞两国平分。此计划得到农商部的批准，于1917年开始实施。
从1918年至1921年间，安特生把工作集中在哺乳动物化石的收集上。撰写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这是他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1920年，农商部任命安特生兼任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馆长。在那个政治动乱的年代，安特生在中国各地奔走，收集古生物化石。
1921年，对安特生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年4月18日，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考察时发现了大量彩陶。经过细致观察，他确信这是一处丰富的史前遗存。这年6月，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在当时的奉天锦西（辽宁省锦西）调查煤田时，发现了沙锅屯洞穴。这是安特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史前考古发掘。
这年8月，安特生与奥地利人施丹斯基、美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葛兰阶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察时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后来确认那是一枚人牙。发现牙齿的地点被称为北京化石“第一地点”，即后来的北京猿人洞穴。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尽管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消息却成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出土了几百件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和彩陶碎片，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他的发掘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仅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同时也完成了安特生从一个地质学家向考古学家的转型。
1923年5月，安特生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带着助手从河南出发，经陕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平凉，途中绘了一些地形地质图。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市。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他对黄河上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这些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
休息几天后，他们制定出先往青海考察的计划，当时青海还未建省，受甘肃省管辖，他们骑马三四天到西宁，首先拜见了西宁镇总兵马麒。因为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委派的重要考察人员，马麒自然不敢怠慢，派多名武装士兵护卫他们开展考古工作。6月底，安特生一行首先对西宁市东郊的十里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所获石器、骨器、彩陶片等遗物甚多。7月21日，在西宁大堡子乡朱家寨村发现了朱家寨遗址。随后他们又到了青海湖，在湖边采集了许多彩陶片，还发现一些骨刀、石器和陶片等。8月，他们在海南贵德县发掘了罗汉堂遗址，在湟中县发现了卡诺遗址，发掘了9座墓葬。9月15日，又回到西宁。10月份，对发现的朱家寨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功，促使安特生进一步在甘肃境内开展工作。随后又在距离朱家寨7公里的湟中县云固川的卡约村与下西河村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卡约”为藏语地名，意为山口前的平地。这时已到了严冬季节，野外考古发掘工作无法开展，安特生一行便返回兰州过冬，整理考古发掘资料，征集民间彩陶，利用兰州辐射甘肃的地理位置，收购了一批相当精美的彩陶，后来安特生把这批彩陶基本上都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同时筹集考古经费。
1924年3月间，安特生在兰州征集彩陶的过程中，偶尔从一个卖烟渣的临洮县小贩的货摊上，发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罐，获知小贩所带彩陶器来自临洮、宁定（今广河县）一带的洮河河谷。于是，他决定将下一个考古目标转向洮河流域。在办好甘肃省政府给临洮、临夏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后，于4月下旬带着助手一行人从兰州出发。当时兰州到临洮还没有汽车，他们骑马走了几天。途中在洮河东岸临洮县境内发现了灰咀遗址和辛店遗址。在美国传教士艾黎举办的福音堂传教士的帮助下，他们对这两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测绘了地形图、拍摄了一些照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到临洮后四处找寻，终于在离县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南面的麻峪沟口发现了遗物丰富、规模宏大的马家窑遗址，被他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让他震惊的是，这里的彩陶不仅器型丰富，打磨细腻，而且图案比仰韶发现的更加绚丽。由于马家窑遗址陶器含有仰韶文化的部分元素，安特生把它归为甘肃仰韶文化，随后他又在当地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临洮衙下集寺洼山发现了以马鞍口素陶罐为特征的寺洼文化遗址。
1924年盛夏季节，安特生按照计划带着助手沿洮河一路北下，从康家崖渡口用渡船渡过洮河，进入临夏辖地宁定县（今广河县）境内。由于他持有甘肃省政府的介绍信，他在宁定县的考古活动得到了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将军的保护，并派几名保卫人员予以保护。
他在离渡口上游不远处的洮河西岸齐家坪首先发现了齐家坪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没有花纹的素陶，其中的大耳素陶罐与古希腊瓶子造型相似。随后安特生一行又向西南山地，行进到离齐家坪不远的半山村和边家沟一带，发掘了几座未经扰乱的远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同时在近旁的王家沟、瓦罐嘴征集了许多彩陶。但是，这里他遭到了当地群众的冷遇。他们认为安特生的考古发掘是盗墓取宝，破坏了当地风水，不欢迎考古发掘。安特生被迫放弃了在这里的更多考古发掘。到1924年7月中旬，他们在洮河流域的工作基本结束了。
1924年8至9月，安特生一行又兵分两路：一路为安特生的助手率领，再次西上青海，他们在官亭盆地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另一路由安特生亲自带队，北上河西走廊。他们进入武威民勤县后，发现了柳湖墩、沙井子和三角城等遗址，并列入了发掘计划。他先派人在柳湖墩进行了试掘，继而在沙井子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了40余座墓葬，出土了一批比马厂、辛店年代晚的以几何纹为主、器型较小的彩陶。同年10月，安特生结束了其在甘青地区的考古活动，返回北平。
这次西北考察，持续了18个月，他们足迹踏遍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发现并系统发掘的文化遗址约50多个，著名的有罗汉堂遗址、齐家坪遗址、半山遗址、朱家寨遗址等，获得了大量的古代文物。
1924年7月，安特生与农商部签订的合同到期，于是他离开中国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来，他先后于1926年10月，1936年11月两次来华，1937年10月，他自西藏调查结束后，回香港，于12月抵达越南，辗转回国。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先生在斯德哥尔摩逝世，享年86岁。
中国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在中国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辛店遗址、半山遗址、齐家坪遗址等文化遗址，并发掘出许多彩陶，写出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河南的史前史遗址》、《甘肃考古记》等文章。他比较了仰韶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附近发现的安诺文化彩陶、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以及甘肃一带发现的马家窑、齐家文化彩陶之后，在《甘肃考古记》中把齐家文化的年代排在仰韶文化的前面；由于马家窑文化陶器含有部分仰韶文化的元素，他把马家窑文化归为甘肃仰韶文化。把马家窑文化列为甘肃古文化六期中的“仰韶期”。并且他认为，甘肃的彩陶不是土生土长的，是外面传播过来的。他的原话是：“甘肃所出的较多的彩色陶器，我不敢认为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之品。”“彩色陶器的故乡，在近东诸部。”这就是甘肃彩陶西来说的源头。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说：“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这就是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后来，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被中国考古学者所纠正。1931年，中国学者梁思永发现了河南安阳的后岗三叠层，证明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一脉相承，未受外界根本性的影响，安特生也承认了这一点。
1945年5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到甘肃宁定县作发掘调查后说：“我们居然找到了齐家文化期的墓葬。新发现的结果，不仅对于齐家时代的埋葬风俗及人种特征方面，供给新材料；并且意外地又供给地层上的证据，使我们能确定这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二者年代先后的关系”，“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齐家坪遗址是晚于仰韶文化遗存的另一种不同于仰韶文化系统的文化遗存。并指出：“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的基本论点，建筑在‘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之上，从我国考古学的新资料中证明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此后安特生本人也不再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
文革中，把安特生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罪名进行批判，同时也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瑞考古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特生的身份得到“拨乱反正”。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高度评价。2001年11月，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会在河南渑池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政府领导、瑞典驻华使节及众多专家学者，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下缅怀安特生先生及其仰韶文化的发现。这等于非正式宣布：安特生先生的学术贡献，已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2005年9月26——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国——瑞典考古学论坛”，约翰孙主席在讲话中对中瑞考古合作充满希望和期待，表示将继承安特生等先辈学者与中国的合作的传统。会后出版了《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论坛的召开和文集的出版进一步增进了中瑞两国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的学术了解与合作。
作者：马俊华，元临夏州教育局长、临夏回民中学校长。
来源：书籍《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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