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因1924年发现于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命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距今约4200—3600年，历时约600年。自发现命名至今的90年来，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界的中外学者对齐家文化进行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传统观念、思想认识等条件限制，她的性质和意义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关于齐家文化，人们未知的东西远远大于已知的东西，这一事实预示着齐家文化未来的探索和研究空间极其广大。
近几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提出，特别是在齐家文化发现命名90周年之际，临夏州提出齐家文化是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要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形成更多优秀研究成果。齐家文化不断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深切关注，尤其是中外学界、民间收藏家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可以说，齐家文化研究迎来了她的春天。
众所周知，齐家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玉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三个方面。自成一体的齐家陶器文化，特色鲜明自不待言。其青铜文化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启，已经成熟掌握红铜和青铜铜器的冶制技术。其玉器文化最是光辉灿烂，出现了璧、琮、环、璋、刀、小型斧戉等大量的礼器，令人叹为观止。由于齐家玉器文化内涵深奥难测，玉材品种丰富多样，琢磨工艺粗犷大气，被誉为“西北史前文明末期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
本文拟以齐家玉器文化为主线，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学界研究成果和古代文献记载，就齐家文化的形成来源、传播流向、影响族群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作一浅要议述，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良渚文化的消失和良渚人的迁移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距今约5200—4000年。太湖地区是人类最早培植稻谷的地方，良渚文化分布区是全世界稻作农业最早的起源地，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人类上古农业发展的一大跃进，被称为世界的农业革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手工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出土的丝织品残片，系先摷后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其玉器器型丰富，造型美观，制作精巧，技法复杂，尤其是璧、琮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文化不但拥有当时东方最先进的城乡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工具、水陆交通工具、石质军事装备、基础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而且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精美的玉器、精致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被认为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形成了文明古国的雏形。与同时期或前后相距不远的其他史前文化相比，良渚文化拥有充满东方民族深邃的宇宙观、自然观、宗族观和价值观的史前玉文化。独特的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灵魂，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是良渚文化综合体的最高代表。有研究表明，良渚人属于古史记载中的东夷集团，即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神秘图案，酷似蚩尤。良渚文化的石戉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好战强悍。
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消失。虽然其原因众说纷纭，但气象学、环境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分析了气候变迁和史前文化消长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周昆叔《环境考古》一书研究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新石器遗址中往往可以看到洪泛沉积物，造成文化断层，分别发生在距今8200、7800、7600、7500、6500—6200、6100、5600—5500、5100—4800、4200—4000、3700—3600和2200年。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晚期明显，这种多洪灾是由于东西向水系格局和与其平行分布的降水带移动造成的。发达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从沉积状况分析应是洪水所致”。正是这种气候的巨变，导致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一带特大洪水持续泛滥，甚至多次发生海浸灾害。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良渚人开始了多次大规模迁徙，不断向内陆和南方长途跋涉，辗转寻找可以生存的新家园。
一支南下的良渚人进入岭南，到达现在的广东北部韶关一带，逐渐融入当地原有的史前文化，进而形成了石峡文化。石峡文化，是分布于广东北江、东江流域的一类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距今约5000—4000年。遗址出土有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有石锄、有段石锛等劳作效率相对较高的先进农具，表明其经济形态以稻作农业为主。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出土随葬品除了成批的石器，还有璧、琮、瑗等贵重玉器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往往还有伴放稻谷米粒的现象。对比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其它史前文化，可以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差别，石峡文化除了玉器，少数陶器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
一支西行的良渚人溯长江而上，来到了现在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融入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的长江中游一带，因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距今约4600—4000年。考古发现有陶器、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等遗存。其文化琢玉工艺势如崛起，玉器有玉人头、玉兽头、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器。小型精致的玉器正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有座成人瓮棺中有玉器56件，大多数瓮棺内随葬有玉石器和玉石料，表明石家河人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玉器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是造型富于变化，代表着石家河人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
一支更大的良渚族群则渡过长江，一路北上，来到现在山西境内的陶寺一带，形成了当地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属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今约4500—3900年。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陶寺村。其文化出土石礼器、玉礼器和装饰品主要有磬、戉、瑗、环等，以及嵌有绿松石和蚌片的头饰、项饰、臂饰等。在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之间。室内地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大部分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这种白灰的广泛应用，与齐家文化极其相似。
宋建忠在《良渚与陶寺》一文研究提出，“陶寺文化范围主要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带，……晚期己进入夏。陶寺文化的内涵也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而“良渚文化的内涵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不可避免的，来到陶寺文化区的良渚人与原有先民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了多次战争。宋建忠认为，两者是否发生过对峙和战争，现在无从得知，但在陶寺文化中确实发现了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琮和角形石刀，这至少表明外来的良渚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过影响。在《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一文中，他分析研究了陶寺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关系，提出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在玉器方面十分接近。我们认为，陶寺文化极有可能是良渚人在西迁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当地，融合当地及周边史前文化而留下的遗存。其他更多的良渚人则继续往西迁移。
二、齐家文化的形成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
继续西迁的良渚人，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部族。他们经过辗转迁移，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以陇山两侧为基地，生活逐渐安定，生产逐步发展，人口随之增长，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区域，并不断发展成为齐家文化早期类型。目前，经由发掘证实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存，主要有宁夏海原菜园文化、甘肃庆阳镇原常山下层文化、平凉灵台桥村文化。
菜园文化以菜园遗址为代表，位于宁夏海原菜园村周边，距今约4200—3900年。自1984年发掘以来，出土有细腰葫芦形玉坠和玉饰件等器物。研究表明，菜园墓地的墓葬形制较为复杂，种类很多，轮廓均不甚规整，具有在墓室内设侧龛的风俗。菜园文化石器以细石器为主，骨器多用来穿刺和切割行为，没有发现典型的磨制农业工具，这表明，菜园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差别很大。
常山下层文化也称大地湾五期文化，以常山遗址为代表，位于庆阳镇原茹河岸边，距今约48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石斧、石刀和陶刀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泥坯烧制的陶刀的使用，表明其农业发达，刀的需用量较大。同时出土的小石刀，利用扁平三角形小砾石磨制而成，具有典型的细石器工具特征，而骨柄刀，更是一种典型的细石器工具。陶器陶胎一般较厚，有夹砂和泥质两种，颜色以橙黄色为主，红褐色次之，砖红色少见，灰色稀少。常山遗址发现的房址形制特殊，由住室、门洞和坑道组成，住室为一个口小底大圆袋形土坑，门洞为拱形顶，坑道为通往屋外的斜坡竖井。屋内环筑白灰面式草拌泥，地坪经过火烤。
桥村文化以桥村遗址为代表，位于平凉灵台。1977年发现，次年试掘，出土玉器有璧、璜、环、钏、戉、斧、残玉板等；石器有斧、锛、刀、凿、矛、匕等；骨器有锥、凿、笄、镞、匕等；陶器有鬲、甑、盆、盘、罐、碗、豆、纺轮、拍、模、板瓦、筒瓦等。此外还有绿松石质的琮、项饰等，卜骨有羊、猪的肩胛骨，有灼无钻。遗迹主要有袋状灰坑、不规则灰层、白灰面半地穴住室、夯土基址、祭祀坑、墓葬等。
与灵台同属平凉的静宁则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璧和玉琮”的出土地。齐家文化早期，璧琮组合较为普遍，出土于静宁治平后柳沟的三璧四琮，是璧琮组合在齐家文化区的典型代表。三璧尺幅较大，直径27.3—32.1厘米，近和田青玉质，色泽青碧，边缘有沁，表面光洁，厚薄不匀，器体有切割痕，中孔单面钻成。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近和田青绿玉质，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双面对钻，射口平齐而圆。此七件璧琮组合出自齐家文化祭祀坑内，玉质纯净，莹泽细润，切割平匀，圆方有度，工艺精细，纹饰精美，明显具有良渚玉器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
东来的拥有玉礼器的齐家文化早期类型不断向周边扩散，不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而此时的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正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而得名，距今约4300—40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和骨制生产工具，以及大量出土的纺轮和骨针，表明纺织业较为发达。陶器种类繁多，图案绚丽多彩，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早期器表打磨较光，晚期大部分未打磨，器表较粗糙。其器型大多脱胎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有进一步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房址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有单间和套间等形式，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式建筑，房址中间有圆形灶坑。墓葬发现最多，随葬品以彩陶为主。
东来的良渚人，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遇到马厂人，两者在此犬牙交错地杂居，共同生存、影响，伴随着不断发生的残酷激烈的战争和融合，并行时间长达100余年。裴文中在《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中提出，“或许不久我们可以看到齐家文化是中国西部分布很广的文化，它同彩陶和原始中国文化进行着斗争。”叶舒宪在《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中提出，“马家窑文化陶器的风格虽然经历了几个发展演变阶段，但彼此之间的联系还是一脉相承的。可是齐家文化的陶器造型和装饰风格一看就不同了，齐家陶器和马家窑的相比，其间的差别甚至要比明代和清代的瓷器之间的差别还要明显。这是否意味着一场史前文化主体民族的转换或者类似的改朝换代呢？由于这一段历史属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失落的历史，所以今人只有根据无言的物质文化遗留物来做出推测性判断。掌握着新兴玉礼器体系的齐家文化势如破竹，在一两个世纪里慢慢吞并着只有陶礼器体系的马家窑文化。”东来的似乎弱小的良渚人拥有玉礼器（璧、琮等）、祭祀（祭坛、祭坑等）、朱砂赭石墓底土层（贵族大墓形制）等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统治阶层，而作为土著的曾经强大的马厂人，则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群众基础。有人说，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外来的良渚人和当地马厂人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战争，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残缺的人骨即是明证。良渚人为何能够在长期的生存空间争夺战中不断获胜，进而发展壮大到全面统治了曾近盛极一时的马厂文化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良渚人拥有的宗教性的玉文化，或者说玉教文化，即玉礼器体系和葬玉制度——这种新的宗教文化，是他们能够战胜当地旧有的土著文化，并最终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关键因素。由此，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一带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核心区，为齐家文化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的基础。
李水城在《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一书中提出，“随着齐家文化不断西进，到了马厂晚期后段，兰州—湟水中下游一带的马厂居民只能委曲求全，与齐家文化的居民杂处一地，最终也未能摆脱被齐家文化吞并的结局，而远走河西的马厂类型居民，则偏安一隅。”关于马厂文化的衰落和齐家文化的崛起，叶舒宪做了这样的分析：“父权制社会特征明显的齐家文化，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骨牌效应’，迫使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原有地盘被侵蚀，而且被迫不断西移，逐渐深入到河西走廊的纵深处。”有研究表明，新疆哈密的史前文化中也存有马厂文化的遗绪。
良渚文化繁复精制的玉器，在齐家文化中已经呈现为素面无纹、返璞归真，但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以玉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为最主要特征的齐家文化，出现在以甘肃临夏为中心区域的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中西部、青海东部以及河西走廊东端等广大的范围之内，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区域的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银川河、湟水、庄浪河和二级支流葫芦河、藉河、广通河、牛津河、大通河等河流奔腾流淌了数千年的山川附近，在几乎每条河流的沿岸台地上，曾经临水而居的齐家文化先民们留下了密集丰富、灿若星辰的文化遗存，以及不计其数的未知无名的遗址。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齐家文化主要遗址有：甘肃永靖张家嘴、姬家川、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寺、武山傅家门、青海民和喇家、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互助总寨、大通黄家寨、西宁沈那、同德宗日等等。通过研究这些遗存，可以清楚地看到齐家文化以旱作农业为主，渔猎、畜牧、养殖为辅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大量出土的璧、琮以及为数不少的玉戉等玉器，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宗教形态。值得一提的是，与良渚文化的石戉相比，齐家文化的玉戉已经小型化，甚至演变为戉形的玉铲。同时，在以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齐家文化的西来元素。
在齐家文化时期，西来的文明因素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西北地区。位于新疆以北的贯通欧洲和亚洲的草原带，就是被称为史前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大通道。数千年来，这条大通道上演着西亚、中亚和东亚文明因素交互、激发、更新的历史剧，不断把新的文明因素输入东亚。齐家文化中西来的文明因素，其技术层面主要为青铜，精神层面为权杖头，物质层面为马、羊、小麦、和田玉等。通过游牧迁移、贸易交换、战争掠夺、宗教传播等方式，这些文明因素不断从欧亚草原大通道南下，进入没有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再传播到齐家文化核心区。一浪接一浪的中亚、西亚文明潮流持续向东亚传输碰撞，催生了鼎盛时期的齐家文化，也就是人类伟大的金属革命——青铜文化在中国的出现，而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齐家文化，正是夏文化。
三、夏禹的东归和齐家文化的传播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西北地区是羌人活动区。据《新语·术事》记载，“大禹出于西羌”，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故禹兴于西羌”。齐家文化区遍布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和相关历史古迹，有研究者提出，大禹传说的座标原点，应该就是齐家文化分布核心区的临夏积石山。叶舒宪这样阐释：史书文献上重复许多次的“大禹出西羌”和“禹学于西王国”等说法，其实已经不仅揭示了夏文化的一支主体来自西的方位，而且也揭示了其族属——“羌”。这不是同考古学界所确认的齐家文化族属为古羌人完全吻合对应了吗？易华在《夏与西北》一文中研究认为，“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密不可分：夏文化是上古三代先进的青铜游牧文化，夏民族是先进文化的引进者，夏王朝是在东亚定居农业基础上建立的王朝。”他认为上古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
夏民族最著名的一个首领是禹，又名夏禹，大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常年研究夏文化的临夏学者马志勇先生提出：“《尚书·禹贡》所指的积石就是指小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分，在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走向。至今在积石峡等地留有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如禹王石、大禹斩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广河县古城村有大禹庙，临夏县的北塬三角有大禹庙、禹王庄，积石山有大禹庙。这些遗迹遗存说明，大禹和这块土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着远古大洪水的传说，但大禹治水的踪迹在齐家文化区有稽可查。距今约3950年前，位于青海民和喇家的齐家先民聚落，被一场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洪水无情摧毁了。地震在其附近的黄河上形成了两个堰塞湖，随着堰塞湖的垮塌，又形成了二次大洪水。长期的洪水泛滥，严重威胁着夏王朝齐家先民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安全。随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发达鼎盛，人口持续急剧增长，耕地压力不断增大，在距今约3600年前气候开始变冷的背景下，齐家文化开始衰落。为改造生存环境，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夏王朝多任禹王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和迁移活动。可以推测，数代禹王不断率众治水的过程，同时也是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不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过程。带着遗传基因中祖先的记忆，禹王率领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重要部族向东而行，大致沿黄河治水迁移，一路传播先进的夏文化，沿途留下了诸多文化遗址，其中以陕西神木石峁文化、新华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最为典型。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石峁村，距今约4000年，出土有大量制做十分精细的玉器，器类有刀、镰、斧、戉、铲、璜、牙璋、璇玑等。据研究，石峁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亲缘关系，从其部分玉器出土于城墙遗存之内分析，明显晚于齐家文化。
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大保当新华村，距今约4150—3900年。其遗址发现的玉器祭祀坑最具特色，坑平面略呈长方形，坑口长1.4米，宽0.5米，坑残深0.12—0.22米，坑底部竖立排列着各种玉器30余件，整齐有序。器类计有戉、刀、圭、玦、铲、斧等，除个别有使用痕可能为实用器外，大部分为礼器。从附近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卜骨判断，此玉器坑应是祭祀场所。新华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二里头文化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距今约3750—3400年，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由此命名。二里头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被初步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4种陶盉的器型，全部见与齐家文化的12种陶盉。其出土单翼铜铃属该文化较早阶段唯一铜器，年代远迟于齐家文化铜璧。该文化的铜器、玉器、陶器和齐家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某代禹王和他率领的重要部族，最终来到了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地方——约600年后的良渚文化区。此时的环太湖、钱塘江流域，气候已经转为干凉，洪水退却，早已不是水泽之地。受到先进的夏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已经出现。据《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夏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迹可循，有研究表明，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与国家礼制密切相关。大禹去世，最终葬在了良渚故地的会稽，据《墨子》记载，“禹葬会稽，衣衾三领，桐棺三寸。”
留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并没有随着夏禹东迁而消失，而是继续向周边辐射传播，影响了其后兴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留下了甘肃玉门火烧沟、甘南迭部然闹、陕西延安寨关山、四川广汉三星堆等文化遗存。但是，随着齐家文化主体族群的东迁，礼玉宗教文化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消失，玉器文化已经在这些后起的文化中消失不见。此时的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一带，由于气候、植被和地貌的不断变迁，这些后起文化发生了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变，其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陶器上彩绘的恢复或回归，即是证明。齐家文化留在当地的族群，经过数千年融合演化，形成了羌、戎、氐以及今天的羌、藏、纳西等民族。
易华在其专著《夷夏先后说》一书中提醒我们：自从秦汉以来，褒夏贬夷成为了风气，致使几千年来作为后代的我们逐渐忘记了夷、夏转变的历史。日本考古学家、九州大学教授宫本一夫在其《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中认识到：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齐家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是中国或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随着盛极一时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中心往中原和东南地区迁移，齐家文化在本土由盛转衰，继之而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完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从农耕文化到农牧混合文化的转变。徐江伟在《文化交汇之地》中分析提出，“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或者说成为两种文化的重叠区域时，人类文明就会在交汇与重叠之中孕育起来”。我们认为，“远离”中原的中国西北地区，正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来孕育发展、成熟璀璨的源头。
四、结语
约4000年前，由于气候巨变，良渚人开始四散迁移，其中一支最大的良渚族群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东来的拥有礼玉文化的良渚人在与马厂人的生存竞争中，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和强悍的战斗力，最终取得胜利，成为齐家文化的统治阶层。齐家文化不断融合来自欧亚草原大通道的中亚、西亚文明，不断吸收其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逐渐形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约3600年前，由于地震、水灾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之气候变冷等原因，齐家文化即夏文化的夏民族在大禹的带领下，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迁移活动。带着很久以前祖先的记忆，他们从“导河积石”开始，一路向东，最终回到了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地方——良渚文化区。齐家文化夏民族通过治水迁移，沿途传播并留下了先进发达的夏文化，一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是后来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广泛流布、绵延至今的直接原因。
作者：杜维，临夏州环保局科长
杨江南，兰州大学博物馆文物鉴定与修复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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