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遗址的发现
1914年春天，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接到“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聘请书而来到中国。1921年，他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从而发现了“北京人”。1921年4月，他在河南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1923年9月，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在西宁市大堡子乡朱家寨村发现了“朱家寨遗址”。1924年5、6月间，安特生的考察团在临洮县辛店村骆驼崖与石郭家村石家坪开始发掘，发现了辛店文化遗址，同时在宁定县（今广河县）魏家咀村发现了半山文化遗址，在齐家坪村发现了著名的齐家文化遗址，在临洮县衙下村寺洼山发现了寺洼山遗址。“齐家文化”，因安特生首次发现于齐家坪遗址而得名。
安特生在比较了仰韶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附近发现的安诺文化彩陶、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以及甘肃一带发现的马家窑、齐家文化彩陶之后，在《甘肃考古记》中把齐家文化的年代排在仰韶文化的前面；把马家窑文化归为甘肃仰韶文化。并且认为，甘肃的彩陶不是土生土长的，是外面传播过来的。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说：“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这就是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后来，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被中国考古学者所纠正。1931年，中国学者梁思永发现了河南安阳的后岗三叠层，证明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一脉相承，未受外界根本性的影响，安特生也承认了这一点。
1945年5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到甘肃宁定县做考古发掘，后发表了《在齐家文化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考定》一文，纠正了安特生在分期上的错误，第一次确定仰韶文化年代早于齐家文化。1947年至1948年，中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甘肃省大夏河、洮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发现90多处齐家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了白灰面住室和石圆圈遗址。解放后50年代，黄河水库考古队在黄河上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掘，在临夏回族自治州进行了有影响的永靖秦魏家、大河庄遗址考古发掘。197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广河齐家坪考古发掘中又获得了比较重要的资料。此外，在青海柳湾、武威皇娘娘台、兰州青岗岔等地考古发掘总共约350处，基本揭示了齐家文化的文化特征、墓葬习俗、经济生活和社会状况等。
齐家文化的特征
根据考古学家鉴定，齐家文化是以中国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晚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它的主要特征有：
年代：
齐家文化经历的年代，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和坑位关系，晚于马家窑文化，而早于辛店文化。据C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25—162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1955年，距今为3675—3570年，大体上有六七百年的历史，或更长一些。[1]东部较西部为早，西部比东部大约要晚300多年，[2]基本与中国的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同期。以此证明，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分布：
齐家文化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分布在东起渭河上游地区，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附近，横跨今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个省区；如按地域计算，它东西绵亘，分布在约75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
遗址：
据初步统计，迄今已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共350多处，房屋遗址20多处。出土各类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文化遗物1万余件。[3]比较重要的文化遗址，有甘肃东部渭河流域和西汉水上游的天水、武山、甘谷、陇西、秦安和礼县等地；中部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东乡、永靖、临夏、兰州、榆中、临洮、广河等地；西部湟水和庄浪河流域及河西走廊的武威，青海的乐都、贵南等地。经过发掘的遗址有秦安寺嘴坪、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和乐都柳湾、武威皇娘娘台等遗址。[4]
陶器：
制陶业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各地齐家文化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过去认为齐家文化陶器只是素面单色的，后来出土了一部分彩陶。早期的陶器是手工制的，晚期则多用轮制，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常见的有折肩大双耳（即安佛拉式）器形，最能代表齐家文化特点。有的器盖雕塑有羊头、犬头的形象。彩陶多使用红色或紫色花纹，纹饰图案大多是三角纹、菱形纹、网纹、粗细线相间的弧线文、连续天字纹和十字纹等，个别似为变性的蛙纹。还发现了类似马厂类型的彩陶豆，为探索齐家文化彩陶的渊源提供了新资料。齐家文化陶器种类由少到多、造型美，胎薄面光，独具风格，反映了原始手工业的进步。[5]
在临夏地区出土的齐家文化陶器主要为双耳罐、大口瓶、规、三耳罐，还有形象的鸟形壶等，在稀有的齐家彩陶上，用红彩或黑彩绘制简便的网格纹、菱形纹、波折纹等；在砂陶上有绳纹，附加堆纹等。齐家文化制陶工艺比较高，变化多端的造型，精细薄光的陶体，充分表明了制陶业的发达。陶器制法一般也是在泥条盘筑的基础上，经慢轮修正，并打磨光滑，陶色呈橙黄和砖红。
纺织：
齐家文化的纺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永靖大何庄发现了布纹痕迹，较粗的布纹，每一平方厘米交织经纬线各11根；细的布痕，其交织密度几乎与现代的细麻布类似。各地还发现有较多的陶、石纺纶和骨针，都反映了当时纺织缝纫原始手工业的进步。[6]
农业：
齐家文化的先民，主要以原始农业为经济形态，人们已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永靖大河庄遗址出土的陶罐中，曾发现粟壳。齐家文化生产工具一般选用硬度较高的石料制成，因而玉石器比较普遍，另外还有骨器等。
牲畜：
齐家文化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在墓葬中普遍发现有猪、羊、狗、牛、马、驴等骨头，其中以猪骨最多。仅墓葬中发掘出的猪骨就多达800多件，反映了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饲养业的发达。此外还出土有鼬、鹿、麀（yōu）等野生动物骨骼，应是齐家人狩猎的捕获物。说明狩猎是当时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手段。
铜器：
齐家文化时期已有大量的铜器出现，是齐家文化一项很突出的成就。说明齐家文化为铜石并用，并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时代。人们不仅从事农业、畜牧业，而且已经掌握了冶铜业。不仅有铜刀、凿等工具，而且有指环、铜饰和铜镜。经鉴定，这些铜器既有红铜也有青铜，有冷锻也有冶铸。
在马家窑和马厂类型遗存中发现铜器，经C14测定，距今约4700年，是我国原始社会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铜器。齐家文化继承了这一早期的冶铜技术，而且制作技术有了更大进步。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铜器中，不仅有红铜器，还出土了铅铜器和青铜器。在永靖大河庄遗址中出土铜匕一把，永靖秦魏家遗址中出土铜斧一把、铜锥一把，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铜斧一把，器型厚重，一端有长方形銎，并附一对小钮，刃部锋利，全长15厘米，是齐家文化铜器中最大的一件标本。齐家坪遗址还出土过一件铜镜，器形较小，直径约12厘米，中间附一桥状钮，镜面有光泽，这是中国最早的铜镜之一。另外在临夏县莲花乡魏家台子出土了一把骨柄铜刃刀，广河县西坪出土一把铜刀。齐家文化铜器制作多用冷煅法，有红铜，也有铅青铜与锡青铜。铜器出现，表明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玉器：
齐家文化的玉器主要有玉钺、玉戈、玉铲等；玉佩饰是人身佩玉，主要有玉发箍、玉璜、玉人、玉龙、玉鸟、玉勒、玉镯、玉坠等；玉丧器是指丧葬用玉。葬玉的风俗在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晚期已盛行。几经沧桑，在封建社会玉丧葬历久不衰。其品种有玉臕、玉塞、玉握、玉璧、玉琮等。
齐家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肃、青海本地的玉，还有新疆和田玉。有人估计大约是7与3的比例，即百分之七十是本地玉，百分之三十是和田玉。在齐家文化圈内的甘肃临夏—榆中境内的马衔山和酒泉等地，有墨绿色、艾青色、豆绿色玉材以及属蛇纹石鸳鸯玉和试金石类黑色石材。陇西的鸳鸯沟即出鸳鸯玉。
齐家文化玉器中的工具类如斧、锛、凿等，便主要选用本地玉，一部分工具还直接选用接近石质或玉内含有较重石质的材料。但齐家文化玉器已有相当数量是由新疆和田玉制成。一般说来，礼器类的琮、璧、环、璜、钺、刀、璋等，都选择玉质滋润、色泽纯美的本地玉或和田玉。和田玉的发现与运用当早于齐家文化，但大量用来制作礼器和部分工具，当始于齐家文化。
房屋：
齐家文化最有特点的房屋建筑是“白灰面居室”，即在房内地面及墙壁下部抹一层白石灰面，以利隔潮，这在建筑史上还是一大进步。一发现石灰层，就能确定为齐家文化住地。齐家文化房屋都是半地穴建筑，表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在永靖大河庄发现的七座房屋遗址，可分两类，一类面积较大，地面坚硬平整，不涂白灰，结构简单，属于小棚房之类的建筑遗存；另一类是房子空间较大的白灰面住室建筑，结构较复杂。在大河庄发现的7号房屋，是一座半地穴建筑，呈长方形，门向西南，面积约36平方米，四壁保存完整，居住面与四壁均涂白灰，屋中间有一灶址，房屋四角各有柱洞一个，经复原屋顶大体为小面坡的方形平顶，这是齐家文化保存比较完好的房屋建筑。
墓葬：
从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保持着自己氏族的公共墓地，墓葬多的有二三百座，少的有十多座。乐都柳湾墓地有366座。齐家文化的墓地与村庄在一起，大多数墓葬为单人，但亦有成年男女合葬，合葬之中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则呈蜷曲姿态，墓中大多有石器与陶器作为陪葬。此外，地面上发现类似于宗教建筑的石造建筑。目前已发现的齐家文化墓葬共800多座。其中秦魏家的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则位左，侧身，肢面向男性；在皇娘娘台的成年一男二女的三人合葬墓里，男性仰身直肢位于中间，二女分列左右，屈附其旁。这些合葬墓表明齐家文化中的婚姻状况已由对偶婚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只有少数富裕的人家中过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同时也说明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而女子却降至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
齐家文化中还存在以人殉葬的习俗，殉葬者都是奴隶和部落战争中的受害者。殉葬这一恶俗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差别与阶级分化。
墓葬中随葬品的多与少也显示出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如皇娘娘台墓葬的随葬器物，陶器少者一两件，多达37件，玉石璧少的只有1件，多者83件。根据作者对346座齐家墓葬的统计，殉3件以下陶器的有201座，占总数的58%，殉4~5件的有50座，占14.45%，殉6~8件的有47座，占13.58%，殉9~12件者33座，占9.53%，殉12件以上者有15座，占4.53%。在武威娘娘台墓葬中，出土有殉葬的猪下颌骨、玉璧，少则一二件，多则十余件，甚至殉葬有作工细致的玉斧、玉铲、玉琮等礼器，无疑反映齐家文化氏族中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这种经济变化，为进入文明时代打下了基础。[7]
宗教：
齐家文化的宗教，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占卜已成为这个时期的经常活动，遗址中常发现大量的卜骨。这时期的卜骨未加钻、凿，只有妁痕，基本上都是用羊肩胛骨做成的。皇娘娘台M8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秦魏家M23随葬的羊卜骨被存放在一只可以从腹部扣合的高领双耳罐内。随葬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师身份的标志。这类墓葬的存在是当时已存在巫师阶层的例证。[8]
注释：
[1]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2—73页。
[2]同上，第74页。
[3]谢瑞踞：《试论齐家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4]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2页。
[5]同注[4]，第76页。
[6]同注[4]，第76页。
[7]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7页。
[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456—457页。
作者：马俊华，原临夏州教育局长、临夏回民中学校长
甘公网安备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