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志勇，临夏州州志办
很多人有疑问，齐家文化与禹夏文化有联系吗？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有联系吗？这曾经也是困惑我多年的问题。
早在25年前，我在编写《临夏回族自治州志》时，发现在州境内“夏”字扎堆出现的状况。如临夏州、临夏市、临夏县，大夏河、大夏水、大夏川、大夏部落、大夏古城、大夏县、大夏郡。翻阅古籍，还发现有大夏长、大夏令、夏侯、夏伯、大夏节度衙等一系列带“大夏”的古县名、古官职名、古山水名。在这一带语言中也有“夏人”、“夏家”、“夏话”等，当地群众将“枹地羊”叫“夏羊”，将彩陶称之为“夏陶”。每每为怪，并产生了疑惑，偏远荒漠的大西北果真与华夏民族有什么联系吗？它和齐家文化什么联系？为什么这里的人特别钟情于“夏”？通过遍翻文献史料，并去各地调查文化遗址，走访群众，察看文物，脑子里许多凌乱的思路逐渐条理起来，许多模糊的概念逐渐明晰起来。
禹夏文化与齐家文化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统一的区域
众所周知，齐家文化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区，而大禹生于西羌。西羌的发样地正是河湟洮岷地区。
郦道元《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说：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说明大禹出身的地方是后来被称为大夏县（今广河县）的地方，也就是广河川道中。汉朝的大夏县因大夏人、大夏部落、大夏山水而得名。广河县有禹王庙遗址，有大夏古城遗址，有齐家文化。大禹出身于叫石纽的地方，石纽就是大夏县西10公里的今和政县蒿支沟，因石山为红色，又称金剑山。山下是石虎家村，历史上曾设过金纽县，《元和志》、《寰宇记》都有记载，前凉时改为金柳县、金剑县（隶属大夏县）。也有记载认为石纽是四川北川县一带。其实，四川的羌族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秦献公禹后千余年“欲霸西戎”出兵征讨羌人，羌人首领无弋爱剑的孙子卬向南迁徙落居而成的，称之为越嶲羌、白马羌、广汉羌等。据《寰宇记》所引《十道录》说：“石纽是秦州地名。”《金楼子》亦云禹长于后来称之为陇西大夏县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枢纽，北去西域，西向青藏，南走四川。
《世本·作篇》载：“鲫作城郭，禹作宫室。”禹被任命为夏部落的最高首领夏伯后，开始修城池宫室。这个城池宫室极有可能是广河县的大夏古城。
黄文弼先生在《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中提出：“我国先秦时代的大夏人，约分布在凉州、兰州、河州（河州即今临夏州）一带，河州为其中心活动区。大夏县及大夏水之名，是因古代大夏国而得。”广河是大禹的故乡，又是齐家文化命名地、发现地。夏文化的前期、中期也在甘、青、宁一带，后期传播到中原一带。所以齐家文化与禹夏早中期文化在同一地方。
二、统一的时间
夏朝，约在距今4100～360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年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根据历史记载，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制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开始。夏共传14代，共17位帝王，延续了471年。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齐家文化是以中国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约在距今4300～3700年左右，因1924年由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
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正是禹夏王朝时期。齐家文化略早于夏文化，但绝大部分时间重合在一起，约有五六百年左右。因此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说，华夏文化和齐家文化都是密切相关的。齐家文化为夏文化起了奠基作用。
三、统一的族民
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族“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河关”是河之关塞，今临夏州积石县大河家一带，“河关之西南”，这就说在河、湟、洮、岷之间。据《元和郡县志》载，上古时期，河州（今临夏）为“罕羌侯邑”。居住着罕羌、开羌、钟羌、枹罕羌、罕开羌等羌族部落。
上古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在黄河上游，甘肃临夏古文化在华夏文明探源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多少年来，一些学者热衷于中原中心说，认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在中原，世界文明发源于中国，荒漠偏远的西北不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而近年来，国际学者和国内一些专家开始聚焦西部，向接近历史真实迈出了可喜的关键步伐。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曾明确提出“禹兴于西羌”。《帝王世纪》也指出：“伯禹，夏侯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
既然夏禹生于羌地，又建立了夏朝，所以夏人兴于西羌是个不争的事实。
尧舜禹至秦汉时期，是古羌人最活跃的时期，古羌人正是齐家文化缔造者，华夏文明的开创者。
禹为鲧之子，又名文命，字高密，生于西羌。据《御批通鉴辑览》载：“尧甲子八十有一载，分十二州，封诸侯，锡姓氏，封禹于夏，锡姓拟氏，统领州伯，以巡十二部。”大禹被封为夏地方的诸侯，称为夏白，也就是说，大禹是夏地方的最高长官。当时的夏，就是河湟洮岷一带。
禹娶涂山氏女，生子启。后来启代益为君主，称“有夏氏”、“夏后氏”。《郑语》称之为“夏禹”。夏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一一一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甘肃是大禹治水的主要区域。禹治九条河，其中六条在甘肃。尧舜禹时期正是世界性的洪水时期，洪水平息后，华夏文明才有可能东传于中原。齐家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禹是从夏地方夏部落走出来的，立国时仍忘不了以自己出身的“夏”为国号。
四、统一的文化
1.陶器
临夏人将陶器称为“夏陶”，可见临夏陶器与夏的关系。其中孟、盎、鬲为夏文化典型器物，而此类陶器在齐家文化中非常普遍。《礼记注疏》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鸡夷即鸡彝，而齐家陶器中鸡鸟形的器物很多。鸡为凤凰之雏形。《史记·五帝本纪》：“《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
齐家陶器的造型艺术极佳，每一件都是艺术品，有富有观赏价值的三耳罐、两连罐，以及小巧玲珑的小撇口罐，还有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三足鬲、盉等。此外还发现了陶制的人头及各种动物塑像，形体小巧，姿态生动。器盖也是齐家文化中常见的陶器类型，说明齐家文化时期人们对饮食卫生也是相当注意，文明程度正不断提升。
齐家文化陶器表面有丰富的图案纹饰。除在素面的陶器上拍压而成的绳纹或篮纹外，还有附加堆纹，以在罐形陶器的口沿外侧居多；有多样的镂空款型；多种形式的刻划纹饰，包括锥刺纹、篦纹、戳印纹、指甲纹、“卍”字纹等，多见于罐体颈部和双耳处。许多不被认识的刻划纹可能是文字的雏形。
2.玉器
中国夏商周三代玉文化特别发达。《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厥贡惟球琳琅”说明西北的雍州地方的贡品，主要是玉器。主要有玉斧、玉铲、玉钺，礼器有戈、圭、刀、牙璋等。
据《左传·定公四年》、《淮南子·说山训》等记载：“夏后氏之璜。”齐家文化二联璜、三联璜、四联璜、五联璜出土众多，悬挂于胸的单璜也不少。
“奉圭以待”是那时玉崇拜的一种表现。圭是神的标志，是通神的器物，这就把图腾崇拜和玉崇拜结合在一起了。有玉才能显示神灵，圭代表的是天意。古代传说中关于大禹和玉的记叙还有很多。如《拾遗记》曰：神授禹玉简，“禹即执持此简，以平水土”。《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之立国和玉文化一定有着重要的关联。
据《尚书·帝命验》载，大禹导河积石时得一黑玉圭，上刻“延喜玉受，德天锡佩”八字，预示吉祥。《太平寰宇记》载，洮河是“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水经注》也载：“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大禹治水于洮河，遇见高人赠送黑玉书。所谓“书”者，即文字记载。“玉书”者，即刻于玉石上的文字。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对齐家玉的研究，发现大玉刀和大玉璋主要流行于夏代，是夏文化的标志，亦是齐家文化的特色。齐家文化玉器在东亚玉文化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是夏代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3.铜器
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遗物总数已超过130件。器形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兵器和生产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出土红铜或青铜器的比较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青海贵南杂马台（49件）、互助总寨（4件），甘肃武威皇娘娘台(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积石山县新庄坪（12件）、永靖秦魏家（8件）、广河齐家坪（2件）等。
《绝越书》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就是说，夏禹的时候以铜作为兵器。最典型的是青海西宁发现的巨型阔叶带钩铜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属齐家文化。又传说，“禹铸九鼎”做传国宝器。此时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礼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这是革命性的发展和进步，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
4.手工业水平
《周礼·考工记》云：“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说明舜时有较发达的制陶业，夏时有较全面而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内容包括制车、兵器、礼器、钟磐、染色、建筑、水利等方面。齐家文化时期，手工业已达到当时的空前水平。齐家玉器制作精美，至今还让人惊叹不已。制作的陶器虽然没有马家窑那样华丽繁缛的纹饰，但制作技术及器形设计已达到崭新的高度。还有原始纺织业。在大何庄一件陶罐上发现的布纹保存较好，每平方厘米范围内可见经纬线各11根，可见纺织工艺水平之高。在齐家文化类型的居址与墓葬中，还普遍发现石纺轮和骨针等纺织工具，制作特别精巧。“夏后氏上匠”与齐家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如出一辙。其他工艺水平亦令人叹为观止，不一一细述。
乐器有陶鼓、陶埙、陶铃，在齐家文化中出现很多。在康乐县出土人面陶埙，高12.6厘米，左右各三孔，至今还能吹响，人头帽檐上有一小孔，可系小绳悬挂。1987年临夏市出土齐家文化的高低耳素陶鼓，高44.4、口径43、底径3厘米，藏于临夏州博物馆。还有陶制小型的瓶形与鼓形响铃，腹内装一小石球，摇时叮当作响。广河博物馆也收藏有不少陶鼓、陶埙、陶铃。玩味性很强的陶器，展现了齐家人的审美情趣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
传说禹兴九韶之乐，启作九韶乐舞，并在大穆之野举行乐舞会，演奏“九韶”、“九歌”、“大夏乐”等音乐。会上“万舞翼翼，章闻于天”。甘肃临夏处处都渗透着这种古老的文化气息。2004年，甘肃临洮发现了一批距今约4000年的陶制娱乐用具陶铃、陶牌等，种类多样，其中有五条长10～13厘米不等的陶牌，上面刻有一些圆点和线条构成的符号，用来区别大小。
除此之外，墓葬、祭祀、习俗等方面有许多联系的共同性，不再一一细述。
五、结论
以上四个统一，即同区域、同时间、同族民、同文化特点，说明了齐家文化与夏文化一脉相承。要了解夏文化，必先了解齐家文化；要研究夏文化，必先研究齐家文化。夏文化的早中期就在河州，后期则向东转移了。如果说二里头在夏文化“占了中”的话，齐家文化就“占了先”。齐家文化是开启华夏早期文明的钥匙，起了奠基作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所说：“夏民族很可能兴起于西北，人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因此可以说，齐家文化是大夏人的文化符号，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甘肃白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炎帝、黄帝、大禹都是甘肃的人文初祖，甘肃被国家列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非常有道理的。华夏探源工程中没有齐家文化是一种缺憾。
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是联系的科学。联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联系是事物的一种存在方式。文物可以弥补文献之不足，是主要的实物证据，但是如齐家文化，虽然挖掘了，但没有挖掘报告，也是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要全面、立体、系统、综合、科学地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果只是孤立、单一的研究，把广泛联系的事物割裂开来，实难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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