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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帖:石兴邦|从半坡攀上峰顶[2019-01-20 09:52:33]

      写在石兴邦先生荣获

      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之际

      石兴邦先生

      2018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授予石兴邦先生。对于95岁高龄的石先生来说,对于一位穷尽全部心力勤谨研究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崇高荣誉,石先生的获奖没有悬念,实至名归。

      石先生因身体不便不能亲到达颁奖现场,我们也没能听到他的感言。不过我还是仿佛听到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还要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新的谋划。年事已高的石先生,当初三十而立从半坡遗址走出,这超越一个甲子的攀登,他登上了顶峰。

      九十多岁高龄的石兴邦先生

      石兴邦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陕西耀县人,南京大学边政系毕业后,进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1950年起随夏鼐先生一起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年后在陕西考古研究所工作,1976年又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数年后再回到陕西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会揭示石先生的获奖成就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石兴邦先生主要负责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等田野考古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史稿》第一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主持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在陕西工作期间,他重点发掘了秦咸阳、凤翔和周原等周秦遗址和李家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遗存,建立了铜川耀州窑、汉阴、绥德等十数个工作站,开展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的发掘研究、秦始皇陵的勘探研究等工作,完善了全省的考古体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石先生著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法门寺地宫珍宝》等专著,重要学术论文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等,这些论文都收录在几年前出版的个人研究文集中。

      众所周知,石先生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他对史前史及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考古、史前信仰与传说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发挥出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引领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三十岁的石兴邦先生通过半坡遗址发掘的历练,创立了半坡考古范式,很快成长为中国一流的田野考古学者。这个半坡考古范式,并没有什么人用力倡行,却一直引领着中国田野考古的行进方向。





      发掘中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陶器

      半坡遗址的发掘意义深远,它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当现在已经拥有了数十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时,才发觉我们依然没有违越这样的模式。

      半坡范式,即是“半坡考古范式”,这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半坡的发现,有文物本体的目标意义,也有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显示了中国考古学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半坡范式首先是大型聚落址发掘范式的创立。半坡遗址揭露面积大,参与人员众多,田野工作时间较长,发掘组织有方。对于复杂遗迹现象的处理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半坡为大遗址发掘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次是史前考古报告编写范式的创立。发掘报告《西安半坡》,信息量大、方位广、研究结论富于启发性,创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报告范本。报告的结构、主要章节内容、插图编排、表格与附录样式,都是后来学者必仿的格式。报告中的遗迹与遗物线描图,都是考古绘图的经典之作,从那以后,很可能在今后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第三是考古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对半坡所获资料的解释,有考古年代学的,有文化人类学的。对聚落布局问题,生业方式问题,农业起源问题,氏族制度问题,墓葬制度问题,灵魂崇拜问题,鸟崇拜问题,彩陶纹饰的演变及意义的解释,当时的研究都走在了前面。引进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开创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先河。半坡考古报告对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为重构半坡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做出了巨大努力,而这正是后来西方新考古学所追求的目标。

      第四是大型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范式的建立。在遗址发掘现场建立博物馆,大面积保护重要遗迹,将考古成果直接展示给公众,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半坡遗址博物馆,是遗址类博物馆的领头羊,后来正是在这个样板的启示下,又陆续建成了许多遗址博物馆,还有一些大遗址公园。

      还有考古学育人范式的创立。许多著名学者当初都是从半坡走出来的,如俞伟超、张忠培、杨建芳、黄展岳等老一辈学者,先后参与半坡发掘的有200多位专业人员,都接受了半坡的洗礼,他们心中都有半坡的位置。半坡考古成就了许多考古人,我们在谈论半坡中成长,成名成家,成就学业,他们也将半坡范式推向更广泛的实践。

      半坡的发掘使学者们有了重新全面细致认识仰韶文化的内涵可能。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这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的仰韶文化的开始,1959年石兴邦先生就提出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意见,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确立。

      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半坡的发掘过去了60多年,半坡是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半坡同时也因为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而深入到公众的知识结构中,许多国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半坡遗址的发掘生发出许多的课题,也成就了许多的学者。

      这就是半坡的高度。

      石兴邦先生正是由半坡出发,一步一步跨近史前时代,经过不懈努力,对中国史前文化整体框架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解构理论,一步一步攀上学术顶峰。

      早年曾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过中国文明形成二元说(两大板块说),如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有的考古学家起初也将中国远古文化分成西北、东南两大板块,这是最初建立起来的系统,也是后来研究的基础。

      徐旭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明确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说法。华夏集团包括传说中的黄帝、炎帝、颛顼、帝舜、祝融等,商族也包括其中,其活动地域主要在西北和华北地区。东夷集团包括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山东地区。苗蛮集团包括传说中的三苗、伏羲、女娲、獾兜等,一直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这三大集团的分野,是徐旭生对文献中古史传说的勾画。另外一些考古学家也曾试图由考古学文化进行比符,但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之末,在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进行数次系统考察,石兴邦先生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提出另一种以考古为依据的三分说。

      石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他将这个体系分作三个系统:一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成长,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一时间激起中国史前考古界极大的热情。学界呈现出夏鼐先生的四分说,还有苏秉琦先生的六分说,前者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后者更是经过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的力挺而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佟柱臣、严文明及张光直等先生随后都发表了相似的认识,区系划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不同生态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结果却惊人的相似,众多学者的努力可谓是殊途同归。

      如果将这些学说模式作一下比较,觉得石兴邦先生的三分说,更概括,更切实,更无遗漏。石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他强调由自然环境史和大经济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文化史,重视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重构信仰传统,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样的史前史研究思路与实践,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论,是石先生在学术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可以由石先生研究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实践,看到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1980年首先问世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问题》一文,开始由环境与经济模式观察史前,划分出旧石器时代山林采集经济、中石器时代山麓过渡经济和新石器时代河谷农畜经济,这三个环境与经济模式的确立,构建起最基本的认识框架。由此石先生还特别提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是人类由山林到河谷的迁徙过程中完成的,这种迁徙改变了环境模式,改变了经济方式,自然也改变了文化形态。

      当然这种改变并非是完全的,也会有以旧模式生活的群体,新旧群体之间会有互动,所以石先生特别指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模式的标准,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不断频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也许可以看作是认知中国历史发展动能的一个重要基点。史前是如此,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历史应作如是观。

      由实践得出的认识,还要接受实践的再次检验。为着探讨环境变化对人类经济与文化带来的影响,石先生又由细石器文化的研究入手,为考古打开了一扇明窗。

      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还专为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山西中条山一线开展调查发掘,连续几年的工作获得丰硕成果。他根据考古实践提出21世纪的重点课题首要的是细石器革命与农业起源问题研究,二是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整合研究工作,还有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等。

      在学界习惯于将细石器仅作为一项石器制作技术传统研究的时候,石先生主要根据山西夏县下川细石器遗址的发现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细石器革命完成于20000年前,发生在中国腹地的山林原野之间,它的传播发展导致种植农业的出现,之后为北部沙漠草原地带不适宜农业文化的采集狩猎文化部族保留。“中国细石器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华北部分细石器族群追奔逐北的动物群向东北亚和西北美陆续迁移,促进了大亚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建立,使蒙古人种开始向美洲开发和移植。”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细石器文化研究因之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山西夏县下川遗址出土细石器

      石先生进一步指出,“仰韶和前仰韶时代的农业文化是从下川文化晚期的高级采集文化发展而来”。在高级采集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孕育了农业文化的萌芽,这就是采集农业的出现,细石器的制作正当此用。这样看来,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主要与采集农业有关,而非只是与狩猎活动有关,这一点我们许多人在认识上还没有及时更正过来。

      这样的认识,并非是从书本到书本,亦非是简单搬运过来的洋理论,而是石兴邦先生拿着手铲和毛刷一点点提示出的真相。他接着又领导了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的数年发掘,认为白家村初具规模的农业文化,与采集文化下川文化大约有10000年的时间之差和1000米的高程之差,这正是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时空段,石先生由此指出了农业起源研究的明确方向。

      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出土陶器

      正是透过史迹、文献和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能开展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这中间考古研究是主心骨,考古学者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在考古探索过程中,方法论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石先生也在一直强调、一直实践方法论的建设。为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他提到要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大力拓展学科的思维空间和课题视野。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学界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今后也一定会有更多超越前人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问世。

      为着中国史前史的更新与完善,为着探求中国文明的起源,需要一代一代考古学家贡献智慧。在半坡,在前面的峰顶,我们看到曾经那样勤谨的石兴邦先生的身影,看到你竖立的长旌,后生们向你致敬,祝你山寿康泰!

      作者:王仁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主任(原甘青考古队队长)

      来源:转自微信公众号“器晤”(微信号:qiwu3n3n)
    楼主:11077625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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