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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帖:从阎家沟墓葬看晚商简化兽面纹铜鼎的相关问题[2019-06-24 17:56:04]

      2005年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三件简化兽面纹铜鼎的形制较为特殊。这类铜鼎在晋陕高原、殷墟和关中西部地区晚商时期的墓葬中均有发现,本文拟对其文化归属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阎家沟墓葬的发现及其文化内涵

      阎家沟墓葬是迄今为止陕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该墓共出土各类青铜礼器、兵器等57件,包括鼎4件、簋5件,觚、卣各2件,甗、尊、罍各1件,以及羊首钺、三銎刀、铃首剑、直内戈、銎内戈、镞、剑鞘、铃首匕、筒形器、青铜马、铜泡等。伴出的器物还有弧形金箔片、绿松石管饰等。四件铜鼎均为圆鼎,除最大的一件兽面纹鼎外,其余三件为形制相同、大小递减的简化兽面纹鼎。三鼎均为方唇,平沿外折,深腹略收,圜底;三柱足,足内侧削切,横截面呈马蹄形。鼎外底三足间有等边三角形范线相连,足外侧有一条范线直抵口沿下,铸痕明显。其中一件鼎上腹部有一圈宽4厘米的凸起棱带,另外两件则为两圈凸弦纹,其间均于双足间对应处饰三组简化兽面纹,简化的兽面由一条扉棱和扉棱两侧的两个乳丁构成,形成一个仅具鼻、目的兽面形象。铜鼎的铸造工艺简单,装饰风格简朴。另外该墓还出土铜簋五件,除一件仅存口沿无法判断形制外,其余四件均为无耳碗式簋;敞口,弧壁,高圈足外侈,圈足近腹部均等距开有三个长方形镂孔。五件铜簋中两件为素面,另三件也仅在腹部饰两周凸弦纹,铸造工艺及装饰风格与简化兽面纹鼎一致。

      1949年以来,在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发现了较多晚商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以殷墟式礼器和北方系兵器搭配组合的青铜器,学术界据发现地域将这类青铜器称为石楼-绥德型青铜器群。吕智荣先生根据清涧李家崖古城的文化面貌,将这类青铜遗存称为李家崖文化,并认为李家崖文化与鬼方密切相关。尽管该区域内迄今尚未发现此类青铜器与典型李家崖文化陶器共出的墓葬,且文化因素并不单纯,但笔者仍赞同将上述青铜文化遗存归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基本观点。

      关于阎家沟墓葬的文化内涵,发掘简报认为,该墓以鼎、簋成套的青铜食容器为主,配以觚、卣、尊等青铜酒器,是晋陕高原晚商墓葬常见的青铜礼器组合形式。所出的铃首剑(图一,2)、三銎刀(图一,3)、铃首匕(图一,4)以及青铜圆雕马(图一,1)是典型的北方式青铜器;铃首剑的剑颈、残剑鞘上阳线相隔的小点纹和筒形器上的小方块纹、折线纹,都是北方青铜文化典型的纹饰。四件无耳碗式簋造型与晋陕高原特有的直线纹高圈足簋相似,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据上述特征将其归属于李家崖文化,这个认识应该没有问题。另据笔者观察,该墓所出的弧形金箔片(图一,5)的形制与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出土的金质弓形饰基本相同,应为墓主人随身所佩饰品,进一步表明该墓主人的身份应为李家崖文化人群中的高级贵族。


      图一阎家沟墓葬出土北方系器物

      1.青铜马2.青铜铃首剑3.青铜三銎刀4.青铜铃首匕5.弧形金箔片

      关于墓葬的年代,简报中推测为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到帝乙、帝辛之间。仔细观察该墓出土器物,兽面纹鼎腹较深、鼎足低矮且上粗下细的特征,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安阳花园庄东地M60所出鼎(M60∶1)相似,但其鼎足更粗壮,推测年代应为殷墟文化二期晚段。三件简化兽面纹鼎的鼎足上粗下细,形制、纹饰特征与殷墟文化二期刘家庄鼎(88M89∶10)相似,年代应为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际。铜簋形制与安阳大司空村簋(M539∶30)相近,且与晋陕高原的高圈足直线纹簋相似,但圈足变矮,年代应晚于后者。大司空簋(M539∶30)和高圈足直线纹簋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考虑到文化传播具有滞后性,阎家沟簋的年代应在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际。此外,该墓所出铜觚、铜卣、铜甗也都具有殷墟文化三期同类器物的特征,故阎家沟墓葬的年代应为殷墟文化三期。

      二、简化兽面纹铜鼎的分布

      经初步梳理和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发表的晚商时期简化兽面纹铜鼎共计23件,其中晋陕高原8件、关中北部2件、关中西部8件、殷墟4件、鲁中地区1件。

      (一)晋陕高原

      甘泉县阎家沟墓葬出土简化兽面纹鼎3件(图二,3~5),详见上文。

      绥德县河底乡沟口村墓出土青铜器3件,包括简化兽面纹铜鼎2件、铜削1件。两件铜鼎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高20.5厘米。竖立方耳,平沿外折,方唇,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凸起一周宽带,其上于双足间对应处饰三组仅具鼻梁和双目的简化兽面纹;三足外侧至口沿均有范线,腹底三足间有三角形铸痕(图二,1)。

      清涧县寨沟乡寨沟村墓出土简化兽面纹铜鼎1件,高21.1厘米。竖立方耳稍外撇,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内侧削切,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于双足对应的中间位置饰三组简化兽面纹;三足外侧至口沿均有范线,腹底三足间有三角形铸痕(图二,2)。

      石楼县二郎坡墓出土青铜礼器9件,包括鼎2件、兽面纹觚4件,甗、斝、枭卣各1件,另有青铜兵器、工具各3件。其中一鼎为简化兽面纹鼎,高26.6厘米。竖立方耳,平沿外折,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饰凸弦纹两周,弦纹间于双足对应的中间位置饰三组简化兽面纹。


      图二各地简化兽面纹铜鼎的比较

      1.绥德沟口2.清涧寨沟3~5.甘泉阎家沟6、7.淳化赵家庄8.岐山王家嘴9.扶风美阳10.岐山贺家村11.眉县嘴头12~14.武功梁家堡15.风翔南指挥西村16.殷墟小屯M17 17.殷墟刘家庄88M89 18、19.殷墟戚家庄东M63 20.青州苏阜屯M7

      石楼县贺家坪铜器墓出土青铜器6件,包括鼎、斝、觚、斗、戈、匕首各1件。鼎为简化兽面纹鼎,高24.2厘米。直耳,柱足,腹饰三组简化兽面纹。由于发表的图片模糊,该鼎细部特征不明。

      (二)关中北部

      淳化县赵家庄M1出土青铜器5件,包括鼎、斧、刀、削、镜各1件,另有剔刺纹陶鬲1件。其中鼎饰简化兽面纹,高22厘米。直耳稍外撇,下腹外鼓,侈口,柱足横截面为马蹄形;腹部偏上有两周凸弦纹,弦纹间于两足对应的中间位置饰三组简化兽面纹。柱足外侧有范线通向口沿,腹底有三角形铸痕(图二,6)。

      淳化县赵家庄M2据传出土了六、七件青铜器,但仅存一件简化兽面纹鼎,高18.3厘米。方唇,平沿外折,腹部略鼓,直耳,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饰两道凸弦纹,弦纹间于两足中部各饰简化兽面纹一组,共三组。腹底有三角形铸痕,柱足内外侧均有范线(图二,7)。

      (三)关中西部

      岐山王家嘴墓葬出土青铜器3件,包括简化兽面纹鼎1件、管銎斧2件,另出陶高足杯1件。鼎高20.5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腹圜底,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饰三组简化兽面纹,等距分布于柱足间。腹底有三角形铸痕,三柱足外侧均有范线直达口沿(图二,8)。长銎斧为厚直刃,銎长12厘米,銎上部有一穿,銎侧后有三个凸起。短銎斧为厚直刃,有短内,銎较短,銎上饰横“V”形纹。

      眉县嘴头出土青铜器3件,包括简化兽面纹鼎、简化兽面纹碗式簋、钺各1件。鼎为直口深腹,三柱足;口沿下饰两周弦纹,弦纹间饰较模糊的简化兽面纹(图二,11)。簋为直口,斜折沿,高圈足外撇,圈足上有镂孔;颈部饰两周弦纹,弦纹间纹饰模糊,似为简化兽面纹。

      扶风美阳墓葬出土青铜器8件,包括鼎、鬲、簋、卣、高足杯、斧、锛、凿各1件。鼎饰简化兽面纹,高20.5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于两足中间位置各饰一组简化兽面纹,共三组。柱足外侧各有一道范线直达口沿(图二,9)。

      凤翔南指挥西村79M62出土简化兽面纹铜鼎1件、三角援铜戈2件和陶鬲1件。简化兽面纹鼎高21.7厘米。立耳,深腹,平沿外折,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于三足之间部位各饰一组简化兽面纹,共三组。三柱足外侧均有范线直通口沿(图二,15)。

      武功梁家堡墓葬出土了3件形制相似、大小递减的简化兽面纹铜鼎。从资料照片上看,三鼎与上述简化兽面纹鼎的形制及基本特征一致(图二,12~14)。

      岐山京当贺家村征集简化兽面纹铜鼎1件,高20.6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横截面呈马蹄形。上腹部有一周凸带,其上均于双足间各饰一组简化兽面纹。柱足外侧有范线直通口沿(图二,10)。

      (四)殷墟

      小屯M17为竖穴土坑墓,有熟土二层台和腰坑。该墓出土青铜器3件,包括鼎、爵、觚各1件,另有簋、豆、觚、爵、罍等陶器7件。鼎饰简化兽面纹,高19.5厘米。直耳,圆口微敛,窄沿,方唇,下腹微鼓,圜底,三柱状足横截面呈圆形。口沿下有带状凸起,上饰简化兽面纹三组,均在两足之间,底部正中有一“丙”字铭文(图二,16)。

      刘家庄88M89的墓葬形制不明,出土青铜器有鼎、觚、爵、矛、锛、凿等。其中鼎饰简化兽面纹,高21.4厘米。双立耳,深腹,圜底,圆柱形足横截面为圆形。腹部饰一周宽带纹,上饰简化兽面纹(图二,17)。

      戚家庄东M6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二层台和腰坑。该墓出土青铜礼器10件,包括鼎、觚、爵各2件,簋、斝、尊、卣、铃各1件,戈、矛各5件,以及陶觚、爵、盘、觯各1件,罐2件。两件铜鼎均饰简化兽面纹,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直耳,方唇,口沿略内倾,浅腹,圜底,三柱足较细长,横截面呈马蹄形。口沿下饰两周弦纹,内饰三组简化兽面纹,每组均位于两足之间。其中一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图二,18、19)。

      (五)鲁中地区

      青州苏阜屯商墓M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二层台和腰坑。共出土青铜礼器8件,包括鼎、簋各1件,觚、爵各3件。鼎饰简化兽面纹,高19厘米;直耳外侈,口微敛,折沿,方唇,深腹,圜底,三马蹄形柱足;上腹部饰两周凸弦纹,弦纹间饰三组简化兽面纹。簋为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口沿下饰三组简化兽面纹,圈足上有方形镂孔(图二,20)。

      三、简化兽面纹鼎的年代及文化归属

      上述四个地区发现的简化兽面纹铜鼎,除刘家庄88M89和小屯M17所出者外,均具有三个显著共性特征。(1)上腹部弦纹间或凸棱带上饰三组由扉棱状鼻和乳丁状双目组成的简化兽面纹,且位置均在两足之间;(2)三柱足内侧削切,横截面呈马蹄形;(3)腹外底柱足削切处有三角形范线相连,形成“△”形铸痕,柱足外侧均有范线直达口沿且范线多不打磨。铸造工艺和装饰风格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上述简化兽面纹鼎应为同一人群所制造。

      迄今为止,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中共出土各类青铜鼎19件,其中简化兽面纹鼎有8件,占比接近一半,远远高于殷墟和关中地区。可见简化兽面纹鼎是李家崖文化铜鼎中的主流器形。朱凤瀚和曹玮先生对晋陕高原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显示,此类铜鼎流行的年代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到三期。

      关中地区在晚商时期主要为先周文化的势力范围,故有学者认为该地区墓葬所出的简化兽面纹鼎属于先周文化,这样的推断过于简单。地处关中北部的淳化-旬邑一线是晚商时期先周文化与李家崖文化的交错地区,赵家庄M1除铜器外还出土一件陶鬲,体矮,侈口,方唇,锥足;唇上饰斜行剔刺纹,颈以下饰竖绳纹。这类唇口饰剔刺纹的陶鬲和陶甗在淳化县的黑豆嘴、赵家庄和西梁遗址较为多见,而在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遗址中罕见,表现出了一种异于先周文化的陶器面貌。在陶器口沿饰剔刺纹的做法在李家崖文化陶器中相对较为常见,而且赵家庄M1中所出的长条翘头铜刀和桥形钮放射直线纹铜镜均具有北方青铜器的风格。另外,距赵家庄墓葬西北不到30公里的黑豆嘴遗址发现了四座晚商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系青铜兵器和金耳饰,其文化性质属于李家崖文化没有疑问。2006年发掘的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足瓮、蛇纹鬲、花边鬲等具有显著李家崖文化特征的陶器,这些证据都表明淳化赵家庄两座出土简化兽面纹铜鼎的墓葬应属李家崖文化。

      图三各地铜管銎斧的比较

      1、2.岐山王家嘴3.石楼曹家垣4.吉县

      岐山王家嘴M1所出长銎斧(图三,1)与石楼曹家垣和吉县出土的长銎斧(图三,3、4)极其相似,与陕北志丹县文管所收藏本地出土的长銎斧完全相同,应为李家崖文化遗物。另一件战斧亦为李家崖文化特有的有銎战斧(图三,2)。这显示了该墓应是一座李家崖文化墓葬。赵家庄M1、M2以及王家嘴墓葬皆属李家崖文化墓葬,且墓中所出的简化兽面纹鼎均与晋陕高原出土的简化兽面纹鼎的主要特征完全一致,推测其应是李家崖文化南进的遗存。

      眉县嘴头墓葬所出铜簋(图四,7)形制与阎家沟墓葬的弦纹残铜簋(图四,3)极其相似,与另外三件也较为类似。此类装饰风格简朴的碗式簋除此件外,在关中地区再无发现,殷墟也不见此类器物,故应来源于李家崖文化。嘴头墓葬同出的简化兽面纹铜鼎装饰风格与铜簋相同,并与晋陕高原所出简化兽面纹鼎特征基本一致,表明其也应为李家崖文化的遗物。

      扶风美阳商墓中与简化兽面纹鼎同出的还有早商时期的青铜鬲、斜方格乳丁纹无耳簋、饕餮纹卣、连珠纹高足杯以及斧、锛等青铜工具,文化因素复杂,分别代表了典型商文化、先周文化以及商文化城固宝山类型。李海荣先生根据该墓所出的斜方格乳丁纹簋和饕餮纹卣推断墓葬年代应为殷墟文化四期,这一时期周人发展极为迅速,向东不断扩张,典型商文化和城固宝山类型青铜器应当是周人的战利品;而同出的简化兽面纹鼎则很有可能也是周人缴获李家崖文化人群的战利品。

      凤翔南指挥西村墓葬群为一处从先周文化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周人墓地,79M62中与简化兽面纹鼎同出的还有两件典型的商式三角援铜戈。该墓出土的一件典型的周式陶鬲确定了这座墓葬的文化归属为先周文化。简报中将79M62归入该墓地第二期,为先周文化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晚段。与美阳商墓类似,该墓的简化兽面纹铜鼎与三角援铜戈应当亦为战利品。

      武功梁家堡墓葬比较特殊,该墓所出三件简化兽面纹鼎与上述李家崖文化墓葬中的简化兽面纹鼎基本特征完全一致,年代不会进入西周。一座墓同出三件形制、特征相近,大小相次的铜鼎,这与阎家沟商墓简化兽面纹铜鼎的组合方式完全相同,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即便不能认定该墓为李家崖文化墓葬,至少可以确认这三件组合特殊的铜鼎与李家崖文化关系极其密切。

      殷墟虽然也发现了4件简化兽面纹鼎,但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鼎总量中微乎其微,显然不是主流。小屯M17和刘家庄88M89中所出简化兽面纹鼎的纹饰特点与李家崖文化同类器基本相同,但其柱足横截面均为圆形,铸造工艺精致,伴出的其他青铜器和陶器均为典型商式器物,不见北方因素,因此这两墓应为商人之墓,发掘简报据所出陶器将年代定为殷墟二期早段。从年代上来看,商人曾在殷墟二期早段就将兽面纹圆鼎的复杂纹饰进行了简化,并且有可能对李家崖文化简化兽面纹鼎的出现产生影响。但殷墟二期以后,商文化核心地区极少发现简化兽面纹鼎,说明小屯和刘家庄所出简化兽面纹鼎简朴的风格未受到商人青睐,仅是昙花一现。从随葬器物来看戚家庄东M63亦为商墓,两件简化兽面纹鼎腹较浅、柱足细长均是晚期特征,其他器物的特点也表明该墓年代已晚至殷墟四期。这一时期商王朝逐渐衰落,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加深,戚家庄东M63所出两件鼎基本特征与李家崖文化简化兽面纹鼎一致,应是李家崖文化影响的结果。

      鲁中地区苏阜屯M7出土了一件简化兽面纹铜鼎,该鼎的纹饰及铸造特征与上述李家崖文化简化兽面纹鼎基本一致。另外该墓同出的一件碗式铜簋(图四,8)亦为简化兽面纹簋,形制特征与阎家沟墓葬所出铜簋非常相似。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山东寿光纪国贵族墓就曾出土了一件李家崖文化特有的三銎铜刀;苏埠屯M8随葬的两件背部有三个小方内的长体卷首铜刀,胡进驻先生研究认为其为三銎刀的明器化形式。这些遗物均表明了晚商时期鲁中地区与晋陕高原存在密切联系,苏阜屯M7中随葬李家崖文化的简化兽面纹鼎、簋亦不足为奇。


      图四各地簋的比较

      1.直线纹铜簋(清涧二郎山)2~5.碗式铜簋(甘泉阎家沟)6.陶簋(绥德薛家渠)7.铜簋(眉县嘴头)8.铜簋(青州苏阜屯M7)

      从上述讨论来看,基本可以确定简化兽面纹铜鼎的文化归属应为李家崖文化,出现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的晋陕高原,在殷墟文化三期开始流行,成为李家崖文化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李家崖文化的强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李家崖文化中简化兽面纹鼎的来源

      李家崖文化中的简化兽面纹鼎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已经出现。但就目前所知,殷墟文化二期之前的李家崖文化中尚未发现有青铜礼器。从殷墟文化二期开始,李家崖文化中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包括鼎、簋、爵、觚、尊等青铜礼器的组合,这些青铜礼器无论是种类、形制还是纹饰,都与中原地区的典型商式礼器相同,这表明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殷墟文化二期接受了商礼和商式青铜礼器。通过对年代为殷墟文化二期的子洲关王岔村商墓所出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金相以及铅同位素分析,发现这批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合金成分以及矿料来源均与殷墟同期器物相似或基本相同,应当产自商文化核心地区。因此,在殷墟文化二期阶段,商人的青铜礼器就大量输出到晋陕高原,并迅速被李家崖文化接受,成为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商式青铜器中,最流行的鼎类是兽面纹柱足圆鼎,子洲关王岔村商墓、绥德义和墕头村商墓、清涧解家沟村商墓、子长李家塌商墓以及石楼桃花庄商墓等均出土了此类铜鼎。这类铜鼎纹饰最突出的特点是口沿下有一周带状凸起或两周凸弦纹,兽面纹分布其上;兽面纹由夔龙纹组合而成,其下是云雷纹地纹,兽面仅有鼻和高凸的双目;兽面纹一般为三组,均在两足之间。这些特点与简化兽面纹铜鼎的主要特征基本一致,若将兽面纹的装饰性地纹去掉,仅保留鼻和双目,就完全变成了李家崖文化的简化兽面纹铜鼎。前文提到,这种简化也曾发生在殷墟二期早段的商文化核心地区,但仅是昙花一现。因此,兽面纹柱足圆鼎应是简化兽面纹鼎的祖形,来源于商文化。笔者推测,简化兽面纹鼎应当是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接受商礼之后,根据自身的青铜冶铸水平和审美取向,去掉复杂的细部纹饰,保留兽面纹最主要的特征——鼻和目而生产的铜礼器,并成为李家崖文化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相关问题讨论

      (一)晚商时期西北地区青铜礼器的仿制现象

      吕智荣先生将晋陕高原出土的青铜器分为殷墟式、融合式、地方式三类,胡进驻先生则将其分为殷墟式、融合式、石楼-绥德类型独有式、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普见式和文化属性不鲜明式五类。所谓“融合式”器类,即为李家崖文化人群接受商礼后,根据自身文化需要对商式青铜礼器进行仿制、改造而生产的器物,如直线纹簋、带铃觚、兽首雷纹二蛇戏蛙柄首斗以及壶式提梁卣等。这类“融合式”器物无疑是李家崖文化人群对商式礼器仿制改造的结果,而这种改造与李家崖文化的自身传统密切相关,如高圈足直线纹簋既是对商式簋的仿制,又是对自身陶簋的青铜礼器化改造。上述简化兽面纹鼎在器形上与商式鼎一致,纹饰则为简化了的兽面纹,表现出了明显的仿制特征。由此可以看出李家崖文化人群对商式礼器的青睐,但却受青铜器铸造技术水平所限,只能简而化之。与简化兽面纹鼎相似的还有阎家沟墓葬所出的碗式铜簋(图四,2~5),器形与安阳大司空村所出饕餮纹铜簋(M539∶30)相似,但更接近绥德薛家渠出土的李家崖文化陶簋(图四,6),纹饰则简化为弦纹或素面。其圈足上的三个长方形镂孔表明其铸造时使用了较大的泥芯支撑,与殷墟同期器物相比表现出了较低的铸造水平。

      现在看来,晚商时期李家崖文化人群除了对部分商式礼器改造创新出如直线纹簋等极具自身特色的器物外,还有一部分器物如简化兽面纹鼎、弦纹簋、素面簋等,表现出更多的是简化仿制的特点,创新不明显,这些器物也应划归于上述“融合式”器类之中。以往之所以对简化兽面纹鼎的文化归属认定不清,主要是因为这一类仿制器物无论从器形还是纹饰上来看,均与商式器相近而被划为殷墟式的缘故。至于在李家崖文化其他器类中是否也有此类仿制现象,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辨析。


      图五西北地区所见商时期仿制铜鼎

      1、2.铜鼎(长武碾子坡赵家H1∶2、1)3.铜鼎(灵石旌介M1∶26)

      除了李家崖文化,晚商时期西北地区其他文化中亦有此类仿制现象。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件窖藏铜鼎,均为红铜铸造,腹底有三角形铸痕,足横截面为马蹄形,外侧有范线直达口沿,纹饰为简单的弦纹和乳丁纹(图五,1、2)。山西灵石旌介商墓M1出土了一件铜鼎,铸造工艺简单粗糙,质地为纯铜(图五,3)。这些铜鼎无论材质还是铸造工艺均显示出较低的铸造水平,应当是本地仿制商式青铜鼎的产品,且其铸造技术水平与产品数量都较李家崖文化简化兽面纹鼎更低、更少。由此可见,在殷墟文化二、三期阶段,西北地区的青铜礼器仿制现象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仿制对象集中在鼎、簋两类器物上,且以鼎为主,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区人群对于食器的特别对待。二是各地域间发展不平衡,其中李家崖文化区域仿制水平较高,先周文化区域及西部其他地区仿制水平相对较低。殷墟文化三期以后随着先周文化的迅速崛起,关中地区逐渐成为青铜铸造水平发达的区域。

      (二)李家崖文化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一期这一时间段,整个关中西部地区青铜文化面貌以商文化为主,包含少量地方文化类型,邹衡先生称之为“商文化京当型”。该地区在这一时期未发现北方因素的遗迹或遗物,所以在殷墟文化一期,关中西部商文化并未与李家崖文化发生直接联系。殷墟文化二、三期之时,李家崖文化发展最为迅猛,不断向南扩张。甘泉阎家沟墓葬和淳化黑豆嘴四座墓葬、赵家庄M1和M2文化性质和年代的确定,表明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人群已经南下到洛河上游,并且穿越子午岭进入关中北部地区。以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和彬县断泾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表现出与关中西部先周文化不同的面貌,有较为明显的北方因素,说明至迟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已经推进至关中西北部的彬县、旬邑及淳化一线,并且在此建立据点与南部的先周文化和东部的商文化相抗衡。这一时期,周人受李家崖文化人群侵压,离开泾水上游,进入渭河流域。正如文献所载,古公亶父之时,因受戎狄之侵,渡漆水、沮水,翻越梁山居于岐山之下。文献所言之“戎狄”,可能就包括了活动在晋陕高原地区的李家崖文化人群。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以李家崖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人群南进的界限在淳化-旬邑一线,但在关中西部的扶风、武功、岐山等地均发现了具有李家崖文化因素的青铜兵器和陶器,以及李家崖文化特有的简化兽面纹铜鼎,说明至少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关中腹地。到了殷墟文化三期末,先周文化发展迅猛,《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王季历“伐西洛鬼戎,俘十二翟王”。季历所伐之“鬼戎”,应该就是以李家崖文化为代表的鬼方。在扶风美阳商墓、凤翔南指挥西村先周文化墓葬中发现的简化兽面纹铜鼎应当就是周人在征伐鬼方时缴获的战利品,它们同伐纣所获的商式青铜器一起,被随葬在周人的墓葬之中。简化兽面纹铜鼎在关中地区的出现,反映了从殷墟文化二、三期到周初这一时段内,李家崖文化、商文化和先周文化三股势力在关中地区此消彼长、交错反复的历史过程。

      上文谈到,商文化青铜礼器从殷墟文化二期开始就大量传入晋陕高原,并迅速被李家崖文化接受。在如此强劲的文化传播中,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商礼必然会随之被带到李家崖文化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甘泉阎家沟墓葬中以食器为主、酒器为辅的礼器组合形式与中原地区以酒器为主的礼器组合完全不同,表现出极强的重食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阎家沟墓葬中表现突出,而且在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中也均有显著体现,这应当是李家崖文化特有的传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简化兽面纹鼎是李家崖文化对商文化兽面纹柱足圆鼎仿制的结果外,高圈足直线纹簋和阎家沟墓葬中所出五件铜簋亦为仿制品。李家崖文化人群对鼎、簋两类食器进行了大量的仿制改造,但对酒器的仿制改造却极为少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似乎表明以鼎、簋为核心的青铜食器在李家崖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那么李家崖文化中这种重食倾向到底从何而来?晚商时期,殷墟商文化和关中先周文化中未见有明显的重食倾向,这一文化现象很可能是李家崖文化自身的传统。商周时期祭祀时用鼎盛牛羊等肉制品,用簋盛五谷等农产品,每次祭祀都会消耗大量的牛羊和粮食,能开展这样的祭祀活动必然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和农业基础作支撑。小盂鼎铭文记载盂伐鬼方,俘获“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这次战事发生在西周康王时期,此时鬼方实力已经大不如晚商时期,但却还有如此众多的牛羊,从侧面说明晚商时期的李家崖文化畜牧业应当非常发达。以往人们多认为李家崖文化为游牧文化,但现在多座李家崖文化城址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以及众多涉及农业的遗迹、遗物均证明其经济类型应当为兼具发达畜牧业和较高发展水平的定居山地农业,这种生业结构就可能孕育出重食这一文化传统。

      阎家沟墓葬中出现的四鼎五簋的食器搭配方式,为晚商时期其他地区所不见。四件铜鼎均为柱足圆鼎,其中兽面纹鼎器形最大,三件简化兽面纹鼎形制相同、大小递减,似为列鼎。五件铜簋大小及形制几乎一致,简单朴素的装饰风格与简化兽面纹铜鼎一致,两者均在设计上表现出极强的同一性和规划性,其生产似乎是专为形成这样的组合而安排的。阎家沟墓葬中所出现的“列鼎”现象和鼎簋组合形式虽然为晚商时期仅见,但其明显的规划性和目的性表明这应当是李家崖文化在其重食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套鼎簋礼制。对于周文化中的重食传统和鼎簋制度的来源,一般认为是由于商人好酒而误国,西周建国之初吸取其教训,发布《酒诰》,重新制定以食礼器为主的礼仪制度。这一认识简单地将“重酒”向“重食”转变的原因归结于“好酒误国说”。实际上,一套完整礼仪制度的形成必然有其最初的根源。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提出周人初兴于晋地;《国语·周语上》记载周人自不窋时期自窜于戎狄之间,有学者即认为其早期活动地域应在晋西北与陕北一带;邹衡先生更是认为一部分周人很可能来源于晋陕高原的光社文化,其所言光社文化即为李家崖文化,唯名称有异。上述说法虽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先周文化与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及其前身关系异常密切。

      武功梁家堡墓葬是关中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现列鼎倾向的晚商时期墓葬,该墓所出三件简化兽面纹铜鼎形制及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的情况与阎家沟墓葬完全一致。这三件鼎腹较浅、鼎足较长的特征表明其年代应晚于阎家沟墓葬。从其组合方式、形制、纹饰以及年代上的早晚关系来看,这三件简化兽面纹鼎应来自李家崖文化。关中地区流行于殷墟文化三期末至四期的斜方格乳丁纹簋是先周文化特有的一种簋,郭妍丽先生认为这类簋最早出现在殷墟文化二期的商文化中,到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际向西北传播至晋陕高原,然后流入关中地区,周人吸收了乳丁纹形式,将其施加于嘴头所出的碗式簋上,形成了先周式斜方格乳丁纹簋。值得注意的是,嘴头所出鼎和簋的特征均表明其来源于李家崖文化。嘴头的鼎相较晋陕高原同类器耳部更加外撇,最大腹径上移至口部,年代当晚于后者,应是李家崖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而簋则源于阎家沟墓葬所出的碗式簋。可见李家崖文化铜簋在先周文化斜方格乳丁纹簋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来源于李家崖文化的鼎、簋组合情况与苏埠屯M7相似,则是对阎家沟墓鼎、簋组合的补证。

      综上,李家崖文化有自身显著的重食传统,其鼎簋礼制的雏形于殷墟文化三期已经出现,并在与先周文化的互动中进入关中地区,对周人重食文化和西周鼎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结语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及部分青铜器鲜明的草原风格,以往学术界多认为李家崖文化属于北方草原文化大系统,是农牧结合并且以畜牧业为主的人群,社会组织、生产力水平等均比较落后。在论及李家崖文化与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关系时,多认为以前者受后两者影响为主。简化兽面纹铜鼎文化归属的确定,表明李家崖文化在迅速吸收商文化先进的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技术的同时,还在其自身重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鼎簋制度的雏形,并在与先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对周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晋陕高原地区大量晚商青铜器的出土,李家崖大型城址的发掘,柳林高红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均表明李家崖文化发展水平超乎人们的想象,绝不是落后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别是近年来在清涧辛庄遗址发现的晚商大型建筑基址,其体量之大为同时期殷墟以外建筑之最,改变着人们对李家崖文化的认识。另外,辛庄遗址2015年度发掘中还发现了铸铜遗存,包括容器、车马器等器物的范、芯,证明李家崖文化已经掌握了较高水平的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本文通过对简化兽面纹铜鼎的分析,则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考察,为重新审视李家崖文化以及晋陕高原这一区域在晚商时期的地位提供一个视角。

      附记:文章草成后,经钱耀鹏先生审阅并加以修改,南京大学张良仁先生亦对本文写作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王天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17年11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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